“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六首:自我

第六首

                     自我


你已不像你自己。在西方,
没有大雁于这个时节南行,有时
你眺望天上灰茫的秃鹰
从这里飞高去越海。没有菊花
在窗口探进渐冷的房间,没有生动的
人物扮演你笔下的古典爱情,也没有谁
沿寂静夜路走来,把“花落水流红”
滴洒在沿途。你叹息,
然而没有茶烟升起,隐去你目光里
投向某年十二月
    树的里面一座楼的
那一瞥。你落笔之处是
坚硬的键盘,没有柔软的句子
被梦中人留在枕边,第二天亦无
飘零的黑发以沉默的方式宣告你的
“闲愁万种”。在海的这边这么久了,

你已不是你自己。药瓶上的
英文字和遗落在阳台的点火器
总在不方便的时刻燃起你体内白的火、
血色的呼吸。你凭窗立着,
等这个滞涩的秋天慢慢抽取曾有过的
那么一点点膏腴。麻木的静脉血管像你
匆匆走过的这一半人生的路,可是
当开车出门,你希望你才是那条路:
没有终点,你就是归宿本身——
你愿人们踏着你所目睹的一切
经过生活。这是平平无奇的季节,
你挥笔如雨,把自己写进
所有未曾说出的日子。二十多年了,
你仍吟诵“无语怨东风”。在西方,
东风怨,你忆当年。


L.j      
2021年10月21~22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1)关于诗中“某年十二月/树的里面一座楼”的意象,可参见本人旧诗《曹雪芹》。
2)“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语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

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初论临床过程里的象征化沟通

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二》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九》

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精分学会开学在即,我作为候选人的生涯即将开始,十分开心和兴奋,已在准备第一周的讨论课。

自2016年起从未间断的个人分析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由病人的位置上体验精神分析的素材,而自我剖析的长期习惯和持续的理论学习则帮我在许多看似孤立、平淡抑或是神奇的临床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自我发现和认识人性的过程,令我对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现象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并联想到这个现象背后或许是人生真相的一件事:我们只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

说到我的躺椅式个人分析,首先,我前后经历过的三位分析师在年龄、性别、阅历和受训背景方面都有所差别:之前的Dr.K和Dr.H都是在经过改良后的美国现代精神分析土壤中取得从业资格的,而目前的分析师Dr.A却是来自欧陆经典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派。其次,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有显著差异。Dr.K与Dr.H均毕业于我在2018~2021年间念博士的那所学校,他们的工作与学校的风格一脉相承,只提供每周一次的见面频率;但跟Dr.A,我必须一周四天跑到她家里去(——好像老派的分析师大多喜欢在家里见病人),每回不管有话还是没话,反正是得说点什么来填充我躺在那儿的五十分钟时间。

我与前两位分析师的工作算不上成功,然而我从不成功、未圆满的个人分析中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和Dr.K的关系破裂之时,我同时见着他和学校的女训练分析师Dr.H(这种做法并不推荐;那是我当时在诸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于是顺势就结束了和Dr.K的工作,而把后者变成了自己唯一的分析师。我记得2019年夏天,我在Dr.H的办公室里以大段大段的独白向其陈述我与Dr.K工作失败的前因后果。我回忆起那年春天的两件小事:“当时以为是偶然,没往心里去。但现在想来,那些应该都是我对Dr.K产生了连我自己都难以觉察到的不满的信号。”我这样对柔和、亲切的Dr.H说。那是某天傍晚,走进Dr.K的办公室时,我向他抱怨:“这儿的空气怎么这么不好,能开窗吗?”分析师把窗户打开了,但春日的晚间仍然微冷,我躺在长沙发上不一会儿就感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开始打喷嚏。因此我又问:“我有点冷了,能把窗户再关上吗?”Dr.K按我说的做了,没有说什么。当天离开的时候我却有点困惑:自2017年起,我就是Dr.K每周三晚上的最后一位来访者,每次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后在六点四十五分到达他的办公室;可为什么在此前的两年中我都没有抱怨过室内空气的陈腐?我不是一直都在周三的同一时刻踏入这个好多白天的病人早已在其中谈过话的空间吗?那时我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且我把这件事解作偶然。不过当我总结与Dr.K的工作关系破裂的原因时,另一件小事适时地浮现在了脑海里。也是同一个春天,我在Dr.K的沙发上躺下后,目光落在沙发紧靠的窗上——它覆盖着厚厚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我突然想起,这是与我十几岁时父母家中卧室的窗帘相同颜色、一样质地的帘子。我皱起眉,仿佛被突然涌起的不愉快的青春期记忆给打扰了谈话的兴致,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分析师。可惜的是,Dr.K没有帮我继续探索这种感觉,正如前一次在空气质量的话题上他也没有协助我。具体到窗帘事件,比如说,在我的反思中我想到:为什么是在一起谈话了三年之后的那时那地我才突然意识到这种“不幸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着我对分析师所营造的分析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亦即咨访关系)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并因而象征了我对Dr.K的体验已经由正转负?

Dr.K自始至终没有帮我处理过我对他的负面感受。上面所述相对细微且相当象征化的表达不说,哪怕到了那年夏天,我因难以当面表达已经浮现在意识表层的不满而在接连两次面谈中都陷入长达整个谈话小节的沉默中时,他也没说过什么。后来随着我自己临床经验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虽然临床工作者大约都懂得,处理患者对我们的负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改善客体关系的一个必经步骤,但令人喟叹的是,多数从业者可能还是更习惯沉溺在被病人喜欢、信任甚至爱戴的正向感觉里。其实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有的移情都被目为阻抗,并且在神经症水平的患者身上,正面移情往往是比负面移情更顽固得多的阻抗,任治疗关系一直在“你好我也好”的表面融洽中停留,是无法推动病人在其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更进一步的。最近我的新督导,与Dr.A同为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的Dr.J告诉我,临床过程中诠释患者移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当病人的移情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联想,这时候,我们才应通过适当地阐释他们对我们的移情关系来解决患者对于继续向我们进行言语表达的阻抗。(——我也想到,无论来访者是处于对分析师的正面还是负面移情,只要他们仍能将移情的感觉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么这样的移情就是对分析工作有促进的。)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里并用红笔加粗,而且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最后两次面谈中,Dr.K在我滑入沉默时似乎不知该说什么的漫长安静。显然,他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后时刻。

Dr.H尽管柔和、亲切,但似乎同样不太擅长处理我这样的病人的负面移情。这是又一段持续了三年的分析关系,其中当然有一些令我不满意的时刻。可是特别遗憾的是,由于分析师和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任何负面感受:Dr.H在我原来的学校处于非常高的管理层位置,并且在整整三个学期的时间里,我都不得不坐在她的课堂里。必须要上她教的课,这事实上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因为这件事确实很不符合精神分析训练机构的传统规范,但我反复被学校告知:我们学校太小了,没有办法,你只能坐进你分析师的教室里去。三年之间,Dr.H偶尔会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工作目前进行得怎么样?我每次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好啊!”我不假思索的反应是一种“自保”:到了期末,我的论文和课堂表现就会被Dr.H打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汇报一点点负面的体验?与此同时,我还得在Dr.H的课堂上反复体会到和十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争夺“母亲”的注意力的不良感觉;这种感觉本来也是精神分析的设置所极力避免的,不论是最初与Dr.K工作还是现在和Dr.A,我每次去到他们的办公空间都不会碰到其他病人,因为让被分析者体验到分析关系的唯一性,是促发移情和确保私密感的关键环节。这点暂且放下不谈;后来在反思中最令我痛苦的是,每当我针对工作关系说“好啊好啊”的时候,Dr.H没有问过:到底好在哪里?或,我们的关系里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与Dr.H结束分析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略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年冬天,学校长期以来对我的缺乏支持以及其他矛盾点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顶点,我毫不拖泥带水地决定放弃已经取得的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这所学校退学。在我看来,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Dr.H应当为我和其他同学糟糕的就学体验负责,至少,由于从我这儿收了三年不菲的分析费,她应为我没法在其中畅所欲言的个人分析负责任。可是在与她谈我的负面移情以前,我必须得先为我自己负责。我首先征得了Dr.H以及管理博士生工作的教授的同意,然后退出了Dr.H的临床讨论课,接着,我为我自己和分析师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在那个时候,我没法去在意打了水漂的学费;身为仍对精神分析抱有信念感的新手,我必须把自己的个人分析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处理。

那时我已并非纯粹的新人,对自己的种种感觉大都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最先提醒我我对Dr.H发生了负面移情的事,是去年秋天的第一堂课。一年半的线上教学之后,我们重回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Dr.H抱着资料走进教室时,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她怎么这么矮!她的身高有一米五吗?”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Dr.H的真人,早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已去她的办公室与其面谈了一年多,她个子不高,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么还是同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在那时那地,Dr.H的身高问题似乎牵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时我已比与Dr.K工作时有了更多临床经验和更好的自省能力,我没有让自己轻易地放过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向Dr.H因个儿矮而缺乏腰线过渡的腹部,心想:她是有孩子的,这我知道,可她是怎么以这么袖珍的身量怀孕生产的呢?那天当我站起来从Dr.H身前走过去关教室的窗时,感觉自己像个女巨人。回家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并终于明白了,我在这天第一次被Dr.H的矮小体型所烦扰,是因为我突然开始担心:她能否像母亲怀孕生产一样在临床过程中的象征意义上把我“怀上”再“生下来”?她小小的身体能装得下我这个168厘米的“巨人”吗?

实际上2019年Dr.K办公室内的气味和窗帘与2017年没什么不同,2021年Dr.H的个头也不可能与她在2019年的身高有明显变化,是我内心与他们形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才在2019年春天好像是猛然闻到Dr.K室内不清新的空气、第一次发现窗帘的颜色与青春期的悲伤记忆有紧密的联系,我也因此才在去年秋天突然很在意Dr.H个矮这件事。对于后者,很可能我有大量的想法和感受需要表达,却又觉得她没法容纳我内心里奔涌着的这些内容,而对其身高的在意,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我对Dr.H本人心灵空间“容量有限”的忧虑。这一点,我在结束性访谈中对分析师本人提起了。Dr.K在2019年春天没有针对我的象征化沟通去进一步发掘和探索我的负面移情,而对Dr.H,除了退课后的三次面谈以外,其他时间我只能自己默默分析我对她的负面感受,也因此,我并没在去年秋天的分析工作中对Dr.H表达我对其身高的体验。这些都是我前两段分析关系中的巨大遗憾。

《华严经》说:一切惟心造。我上面讲的个人分析体验,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哪里有绝对的真实呢?——我们只能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发源于心(亦即精神分析术语中的psyche)的一种感觉。就像Dr.K办公室在晚上六点三刻的气味,谁知道它到底清洁还是不洁呢?反正在2017到2018年的我的鼻子里它是好空气,但到了2019年的那个春日以及其后的每次面谈时,它在我鼻中就成臭气了。还有Dr.H的个头,我在同其一起工作的前面两年半都没有什么感觉,仿佛她“怀上”我没问题,然后去年她就渐渐地显得“装不下”我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分析师不能只听患者所表达内容的字面含义。在一个极端但真实的意义上,来访者不论谈论什么话题,其实指向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其中最根深蒂固的那套客体关系模式。因此分析师务必需要听到病人语词间的象征化含义,听到他们的“心”的声音。这么说的话,精神分析师和佛教徒一样,必然是唯心主义者:假如不相信心念的广大力量,如何能帮助患者转心回意、以至于最终境随心转呢?!

曾有来访者这么问我:你能保证你对我讲的话都是绝对客观的吗?我当时回答道:“你的问题假设了一点:客观的才是好的。我觉得或许我们应先对此打一个问号。至于我在面谈中说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假若我的带有主观性的话语能够对你起到帮助,你会听取有益的部分吗?”患者表示同意。展示了世界和众生起源的伟大的大乘经典《楞严经》,曾向我心中楔入了“见我所有”的观念。佛陀在楞严法会上对大众开示:我们的肉身存在以及身外的山河大地等种种事物其实都生发于那个具备妙有的“真心”(true mind);我们所见、所感、所身触、所耳听、所鼻闻到的,早已存在于我们的自心当中了。举个例子:一个抑郁的人看什么都是灰暗的,无论听到别人说什么,也都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临床工作中,在患者向分析师倾诉内心事物的同时,分析师其实也在将自己人格当中健康、有助于病患的部分投注到对方身上。“一切惟心造”,听起来很玄很缥缈,但正因为心的力量如此深广,人格层面的良性变化才有可能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发生。不妨说,精神分析起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往患者的心灵世界里装入好的客体关系以及其他正面的人际体验。在我看来,“一切惟心造”表达的不仅是佛教宏大的世界观,也告诉了我们心的延展性和我们生而为人的适应力。

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患者的象征化沟通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对咨访双方的提示。我们的心远远比我们的大脑聪明,在脑子能意识到一件事以前,心早就已对它清清楚楚了。而且我觉得,象征化沟通这件事在生活中也时时在发生着,只不过在一个集中的分析性的临床空间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轨迹。几年前,有位年轻人因害怕开车而来到我的办公室。许多问题和澄清之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其实不会开车,但对开车这件事的恐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当我在象征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害怕开车是病人问题的表象,开车象征了对人生的掌控,而成长于控制型父母的保护下,这位患者既向往自由(如,自由地开车驰骋于自己的人生),又因担心失去父母的保护而感到焦虑。所以说,害怕开车这个症状体现的是病人心灵里的一个基本冲突: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失控的恐惧。

今年以来,在与Dr.A的分析工作中,或许是由于她放松且专注的工作状态、她作为老弗爷理论衣钵传承人的深厚功力,也由于我们每周四次面谈的高频设置,第一次,在个人分析中,我身为写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发挥,在面谈中有过多次象征化的移情表达。某个春日当我停好汽车冲向Dr.A的办公室时,突然感到自己像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山洞门口(分析师的办公室在地下,那时给我山洞之感),而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等待我的分析师则在我的感受里像一只高大的熊妈妈,而且她是棕熊,尽管Dr.A是白人。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分析师,并在自由联想中提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那只跳进山洞的兔子。Dr.A评论道:看起来,来到这里你是希望获得一场奇遇。我的个头明明比分析师高一些,但在我的感觉中,我是小兔而她是大熊,因为Dr.A明显是一位内心空间非常干净、空旷的分析师,每周有四次,她把这个空间留给我使用。还有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自己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学生兔,背着书包蹦进熊妈妈/熊老师的山洞,期待从这里学到技能。而最近这周,我在某天走进Dr.A的分析室时,看到一只可爱的花栗鼠在我面前跑着。我以为它会沿着往下的楼梯跑到地下室入口,但这只小动物却跳了几下就跑出后院消失了。那时我有个念头闪过:没准儿我就和这只背部有花纹的花栗鼠一样呢。Dr.A仍然是熊妈妈,我在自己的感知里却体型愈发缩小,变成了鼠类,这很有可能提示了我在分析空间内的进一步退行。

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每一位患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心内之物与分析师相遇,而分析师回馈以自己身上和人格里已经被治疗过的、健康且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病人能以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感觉到了什么、想要什么、自己的爱恨和冲突之前,分析师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来访者的象征化沟通来了解对方的。分析师听到的是病人的言辞,却需要默默地将这些言语翻译为对方内心世界里的重重影像和细语中的呼喊:我爱……,我恨……。就像Dr.A,她温柔地接下了我赋予她的熊妈妈角色,开始在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认真抚养一只小灰兔,不,现在是一只带着棕色花纹的轻快的小鼠了……

李沁云

2022年9月10日写于器堂楼上

由白到黑,人世漫长——谈自杀问题,兼读《我的帝王生涯》

【自述:为什么要写自杀问题?2014年,英语文学译者孙仲旭的自杀令我不得不联想到自己同为“文人”的相似精神处境。2016年初,曾与我的大学生活有过交集——但我们从未彼此认识——的学人江绪林,于他在华东师大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再次带给我极其沉重的震撼。随后,在一片悲观的讨论声中,借着对苏童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的读感,我把自己几乎半生以来与自杀问题相伴随、相斗争的感受写成了这篇文章,希望为困扰于自杀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份有所不同的经验对照。此文原本于2016年4月在豆瓣日记里分上下两篇发出,但下一篇不知何时已被豆瓣隐藏。这里是完整长文。】

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灰褐色的鸟群从雾霭中诞生,/又隐没于经年的时光/以耐心打结而织成的网。/捕鸟人在夕阳下叹息:/“落入我眼里的光,/可是那时光之光吗?”

L.j 《光》
植物,这“非有情”的存在,
它亦执拗地面朝阳光、热烈生长。

2014年7月初在北京,某天傍晚我坐在出租车里,第不知道多少次感受到虚无感的侵袭,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句子。“灰鸟”的意象来自于那年春天我读到的一本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他让他的主人公,虚构的王子端白,反复看见一群灰色的鸟。它们从天空飞过时,发出“亡,亡,亡——”的声音,象征个体的迷惘与空洞,也预言了端白那个大燮国的丧亡。

第一次读到那部小说,我认为它讲的是有关虚无的哲学问题。读着的时候,我一再地感觉到端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会的无力和虚无。透过与这一虚构人物类似的内心经验,我的世界跟他的相连通,当他取得皇位、在围绕于身边的祖母、太后和宦官们中间失掉了心灵的行走能力时,我以我被生活所“瘫痪”时体验过的虚弱去设想这个人物的感觉。在小说里,每当灰鸟占据了天空,便是虚无来袭的时刻。就连端白眼中充溢着自由精神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边学着鸟儿的姿态展臂欲飞的年轻女孩儿,也代表了虚无的某种形态:振翅飞翔只是一个姿势,没有人能真正地起飞。而且那种需要被一系列动作所触发的姿态是没办法持久的,我们终将被引力拉向地面,并重重地摔下来。一次次失败之后,那些被想象和现实所赋予的或深或浅的伤疤、青痕,是存在之伤痕,是我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这样写着:“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这是一个很抒情化的表达,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人生为什么如此漫长呢?自从十几岁起,我就常常思考死亡,但我很少会想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对我来说,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形而上问题,要不要继续活着,与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自然界里的一切都以对称的方式存在着,有消必有长,生命的萌发从最初开始,也即宣告了它必将走向死亡。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很多时刻里都需要面对死亡的议题,而不是仅仅在当我们临近它的时候——虽说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每一秒都比上一刻更加接近死亡。只不过有些人把死亡的阴影藏在心灵的角落里,不需要面对的时候,绝不去主动接近。也有一些人,出于种种不尽相同的原因,经常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属于后者,死亡的问题在多年里与我如影随形。

我承认,我所思考的死亡问题,在许多时候都是以“要不要继续活着”的面目出现的。以前的文章里,我曾写到过,我从小学业优秀,后来的发展也难以让人把我和“自杀”、“轻生”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我没有经受过任何生活上的挫折,但那些与自我、与死亡的魔力相斗争的内在经验,已经伴随了我很久很久。较为年轻的时候,我把可以提前发生的死亡看作是人生难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作为一项秘密武器,它被我拿在手中、藏在心里,在睡不着的夜里拿出来暗自赏玩。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可以主动选择死亡,你会有活着的勇气,会有毅力去面对生活的伤疤和脓疮,你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再让我想想,让我在选择死去以前,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吧。至少对于我,一直是这样的。死亡的魔力体现在,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团篝火,既能温暖人间的孤独之心,也有力量把它们吞噬和毁灭掉;有这么一团火吸引我过去,但我知道,过去以后我将被它吸纳为一体。可是,它真的是一切的答案吗?

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我想死,是因为我无法接受生活的虚无真相。空虚在我身外的世界中弥漫,也发源自我的内心,在我说出而又于空气中消弭无形的话语中化身为一重又一重更为深重的虚空,像好多人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像是全世界曾经活过的人们的叹息加总在一起。我在空虚感中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虚空中的什么东西却又压在我身上,时时将我逼向崩溃的边缘。我害怕时间流走,害怕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害怕听见别人叫我的名字,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事物能令我真正地感到充实、填补我身心的空白。生活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有时会想,我愿意投身进去,与它同归于尽。

很幸运的是,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这要感谢我对生活所存有的一点好奇心。我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小孩儿,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观察他们的小小人性,看虚空是否会从他们的小身体上生长出来。我想帮助那两个拥有我的外貌与性格特征的小人儿(——这倒并非马后炮,我小时候就很向往拥有两个孩子)去征服空虚。但在实现这一点以前,我自己必须首先要去克服它。

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在灵魂的外面,包围着一重由身体构成的牢笼,哪怕我的心再轻盈、再怎么向往飞升的感觉,也不可能挣脱身体的疾病、衰老和与生俱来的滞重——身体,或许本质上,带有泥土的属性,它从地上来,自然也要亲近大地。与此同时,身体内部的黑暗世界里,在心灵不可控的领域,有一个不可度量的深渊,永远在向我移动过来。向内望去,我看见万丈悬崖和不见底的幽暗,朝外看时,每一场病痛、每一次用肉体与虚空相搏所收获的伤痕,都形成了束囿我的一道围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如果不想在内外交攻之间忍受存在之苦而活着,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皇帝端白,在国土即将沦亡的前夕将帝位让给真正得到先皇诏谕的异母兄弟端文。他离开皇宫,像他先前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了一个走索艺人。后来,他被各国百姓誉为“走索王”。到人群中去,在高空走索的技艺中体验自由,和近乎于飞翔的美好感觉。在这种行为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填充了端白的内心,使他得以摆脱没有重量的虚空所赋予人的沉重。九尺悬索上的端白走步、跳跃、翻跟头,他借着作家苏童的笔端说:“一只美丽的白鸟从我的灵魂深处起飞,自由而傲慢地掠过世人的头顶和苍茫的天空。”他说,“我是鸟。”端白站在凌空而束的绳索上,以一种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人世间最值得渴慕的自由、自主,以及心灵的充实。两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捧读这本书,泪流满面。

我从不后悔生活让我认识到了它虚无的内在,虽然在我身上,这个过程开始得有点太早。可在此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人应当如何面对虚无。我读过一些书,但我被另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捆绑着。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如瘫痪般软弱、笨拙,连行走都困难,遑论飞翔。我常常手握一本书躺在床上发呆,感到自己丧失了行动能力,外界发生着的都离我远去,逼迫我不得不注视内心的深渊和生活的空洞。更为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太阳却又惧怕阳光,因为我自己的空虚和整个世界的幽深都会在阳光下无所遁形。有时走在艳阳照耀的路上,我必须停下来找到一个支撑物,然后无力地闭起双眼。——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我可能提前体会到了死亡。

端白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城镇的集市上,悬在空中的绳索使端白既处于人群的包围和观看中,又同时远离了他们。当他在索上迈开步子,他得专注于每一个动作,才能掌握这一项崭新的自由。在那个时候,虚空被他从绳索上踢开了,没有了来自虚无的挤压,他像鸟儿一样在索上翻跃,飞啊——飞。这是端白行而未宣的秘密:他不但脱掉龙袍、摆脱了身份(——一切意义上)的枷锁,还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绳索距地面的高度,却又令他能够保持着审慎的观察。后来在苦竹山上,端白白天走索,把夜晚用来阅读《论语》,这足以说明他确乎是一个思考者。

而我呢?自从把人生的虚空解作一扇对我关上的大门,我就没有试图再走进去过。幸而2014年春天,苏童的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给了我我在阅读经验中所获得的最大启迪之一:在广阔无边的虚空面前,人只需要以行为填满生活。像学习所有技能一样,这不过是事理层面的理解,当我觉得我懂了,我还远远没有获得与虚无搏斗所需要的真实技能。

写下开头提到的那几个句子后,同一个晚上,我以它们为起始,完成了一首题为《光》的诗,描绘几幅曾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的有关于轮回的画面。在车上侵袭我的空虚感和那几个被我赋予了诗意的片段,不是因偶然而在那天构成了一首诗。事实上就是在那天,我发现我的第二个孩子(即胖丹)已经毫无预兆地闯入了我的生命中。新生命的宣告到来,不期然牵动了我在此生的最大忧伤——存在之伤。在应当为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实现而高兴的时刻,我却写了一首不成功的诗,而且,我在其中咏叹死亡。那其实预兆了我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是当时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被强烈的妊娠反应所折磨。因为不是第一次怀孕,我对于恶心和呕吐都并无不安。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大医院去进行了两三次孕期检查,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十几天,我都在感冒和低烧中度过,这加重了我身体的不适,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多休息就应该能好起来。然而,我在病中开始见到陌生、可怕的面孔。说见到恐怕不太确切,因为不是像有幻觉那样在眼前出现别人看不到而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人。那是一种感觉。这种体验从前我也有过,在美国家中,有时夜半醒来,我会感到有人坐在我的床边。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并不恐惧(我生命中一直有这种经验,但是学佛以后,我才知道了如何去解释,此处不细述)。那年夏天在北京,我同样地“感知”了一些灵魂在我身边的存在。我看到过一个男人面露挣扎的表情,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已被烧毁,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次。我也开始不断地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追杀,就是梦中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有人在肢解身体,诸如此类。这些形象让我逐渐产生了恐慌。我想起我去看诊的那家医院,它有一个烧伤中心。我猜想,由于我是个佛弟子,踏访医院的时候,或许遇见了新逝的灵魂。我慌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何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找到我,也因为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们想让我帮助他们做什么。

长达五六周的时间里,我每日卧床,难以进食。偶尔出次门,三十五六度的热风吹来,我立即就像听到恐怖片里的音乐一样,感到热风变成阴风,手臂起满鸡皮疙瘩,形象纷至沓来。我忍着痛苦抄经、念佛、读书,但没有丝毫改善。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宗教,不是在信的层面,而是从行的角度。我问自己:如果这是一场考验,那么我所谓的“信仰”,能否经受得住?

那不是第一次,我深深体会到,肉体是一座牢笼,它把我的心灵困在里面,把后者拉低到与其同等的高度。在内心的王国,每当我想要模仿着鸟儿做出起飞的姿态,身体都常常包裹着我的心,把它压制住,一再地阻碍我的飞翔。这是一个难题,是生而为人的一个悖论。

八月下旬回到美国家中后我的身体略有起色,形象们也不再出现。很快我就带了一些随身物品到纽约,开始新一学年的工作。可是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再度病倒。我带着接近三十九度的体温支撑着上完一堂课,慢慢走回办公室,通知秘书帮我取消当天的第二节课。正好是午饭时间,饥饿的我看到办公楼附近平日经常光顾的一家泰国餐馆,但已经连走过去的力气也没有。被出租车载回公寓的路上,我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接连不断地生病和病中的濒死感受,我想到了死。我租住在上西区哈德逊河边一个寡居的老妇家中,窗户上没有安装预防危险的护栏。一个好朋友来看我,帮我做了顿晚饭。我告诉她,肉体病苦所能对精神施加的影响,以前被我低估了。我真的很想打开窗子跳下去。(她当然尽力阻止我,不需细述。)

长江文艺2012年硬皮版《我的帝王生涯》

那时候我其实把《楞严经》和《我的帝王生涯》都带在身边。这部小说我第一次是从图书馆借来读,暑假回国时买了一本新的,还未拆除塑封,当时带在身边的就是这一本。我没有把这本书拆封,但止不住地想起端白所倾心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畔仿鸟而飞的品州女孩儿,也是因身体的桎梏、因生而为人、因身为女人而始终没能飞得起来。

到了周末,身病已愈,但心病加重。我告诉自己,要在这一天做出抉择。站在打开的窗边,从八层楼上朝下望去,我看见河边公园里锻炼的人们以变化着的姿势填充了时间,我看见阳光照在河水及绿油油的树上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我看见与我房间垂直的柏油马路,它是坚硬的。耳边是自己的声音在告诉我,只要跳下去,就可以结束痛苦,不需要再面对虚无。只要一跳。我甚至已经开始憧憬死后的景象,一片黑茫茫。但我又忍不住问,黑茫茫的一片真的是终极的追求吗?恍神的一刹那,我听见内心的强烈呼喊:不!如果死了,“我”就没有了!我的一切问题,只有活着,才能找到答案。

如果不得不跳出窗去,我也不愿坠落——我希望我能飞升。

是的,死亡解答不了我的问题,我必须在人世间寻找答案。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说,我很痛苦,但是我得活下去。当天他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车赶到。在他的鼓励和其他朋友的支持下,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当晚,我们开车回家。那天是那年的中秋节,我记得一路上,月亮很圆。

2014年初秋我回到麻省安静的家里,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从内到外,都蜕变了一场。曾困扰我很久的关于生活以及关于信仰的问题,在心灵慢慢沉淀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初步的答案。我终于真正地明白了,作为一个失败的皇帝,端白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走索的艺人。

不论生活多么令人痛苦,都应该活下去。活着本身就是对虚无的最大抵抗,只有活着,才可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路径。

终于,那年秋天,我写下了新的句子:“与肉体的牢笼和内心的渊薮朝夕相处,并终将跨过深渊的人。”我相信这就是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在我的精神王国里,我跟端白一样,走在一条探究真相的细索上,但我和他都足够全神贯注,所以我们不会坠落。

总有一天,我会飞起来,比小鸟更加自由,因为我能拥有比鸟儿更广大的天空。

那个给过我很多温暖的人鼓励我说,走下去吧,迎着这个扑面而来的世界。

我来了。


李沁云

2016年4月14 & 16日写于器堂楼上

P.S. 这篇文章虽然很早就想写,但是因为难度很大,直到前一阵子的几起自杀事件发生,我才觉得必须要尽快写出来。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帮助有类似自杀倾向和体会到生活空虚的人克服这些东西。我不想借助哲学家、思想家什么的(当然我读得也并不多就是了),全是自己所历所想,也许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真切一点。略去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但是希望我的中心想法能传达到阅读者那里。

P.P.S.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前些天重读了《我的帝王生涯》,发现了它作为文学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虽然如此,这本书对于我仍然如文中所写那般重要。其实真的是人心里有什么,就会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与此书的缘分。

P.P.P.S. 文中提到看到影像什么的,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幻觉症状,而是一种宗教体验。有宗教经验的人会明白,我本人也就此跟法师有过沟通。本文不涉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只是单纯地针对自杀倾向本身。

读书何为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1年版《无名的裘德》,这个版本的封面照片挂在我书房的墙上。

因为从小喜欢看书,在成年之前,父母和周围的大人都常常问我:你这么成天看书,长大后想做什么呢?外人的询问带着些礼貌和客气,我父母则会在“想做什么”之前加上个“到底”,意思是平时没觉出我有什么特长,只见我半天半天地坐在沙发里抱着一本书,可是看书也不能当饭吃,言下之意,颇为我将来的出路感到有些担心。而每当遇到大人问我喜欢干什么,我答看书,他们总会在我父母面前恭维道:这孩子不错,爱学习。然后我就会想,看书和爱学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天生对人情逻辑略有迟钝,因此直到前几年才明白过来,那些人出于客气,将“看书”解作“读书”,而这个“读书”是跟传统意义上的“求功名”挂钩的,是“学习”的同义词。

我上面的经历说明,“看书”这件事跟“读书”不同。后者在我们的文化里自带一种正式的色彩,前者却往往要在中间夹个“闲”字,变成“看闲书”,天生就少了些正气——这个“闲”是“游手好闲”之“闲”,甚至要跟“玩物丧志”归为一类。在人们的印象中,看闲书是生活丰裕以后才能进行的娱乐活动,不问前途地看跟学业无关的书,那叫傻。

可我就是爱“看书”啊。

“读书”在我的经验里,常跟一些不太愉快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趴在桌上研究数学题或物理实验,又比如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来美国之后,“读书”大多发生在图书馆。在北京上大学时,每天需要早早起床跑到图书馆占座位,待早餐下肚再回来坐在拥挤的二楼大自习室里,我会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等待着被消化的除了之前急着被吞下的早饭,还有一大堆名词和理论。但我真是一下子消化不了它们啊,于是就通通堵在胃里和心里,不管是食物的营养还是书上的知识,好像根本供应不进脑子里头去。到了美国,去图书馆读书也总是一场“战役”。我住在距离并不近的校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镇子了,所以这件事大致上涉及了下决心、收拾书包、穿戴、开车、在学校附近的小街上转来转去找停车位、步行穿过校园的建筑群和走进图书馆这几个必要步骤。可以想见,我进了图书馆后已累得需要马上休息,怎么说也得在华大图书馆附属的咖啡厅里先喝杯热巧克力吧;然后没读上几页,可能就到吃饭或回家的时间了,于是再大喇喇地折腾一番,班师走人。

如上所述,即便撇除大部分外在环境,“读书”至少也得有一张书桌和一把靠背椅,哪怕不是正襟危坐,“读书”也必有“读书”的样子才行。看书不需要这么多附加条件,在家的话,沙发、床、卫生间,都是看书的场所,在外面,地铁、公车、候诊室,只要手头有一本书,也随时随地可以看。时间长了,不免形成某种依赖性,坐在书桌前是根本“看”不下去书的,必须要放在弓起的膝头,或是把书打开、铺在一个抱入怀里的靠垫上,人则不是窝在沙发里,就是半躺在床上。在圣路易华大上学的第一年,我住一个单间小公寓,没有沙发,床也是别人给的旧货,不够舒服,那一年我竟然没怎么看过书,唯一过目的书都是在图书馆的桌边读的课程教材和资料。第二年我搬到两室的公寓,也有了沙发,才又开始看书了。

说来说去,用来看的书和只能“读”的书,确实有很大不同。学习用书一般都是只能“读”的,我几乎没遇到过能像读小说那样充满享受感地看下来的教科书。教材之外也有一些严肃作品或学术书籍,值得反复阅读,也叫人非常喜爱,比如美国的一些社科类非虚构作品和心理学专业书,这种书一般被我划在“看书”的范畴。我没有专门思考过我的这个划分依据是什么,可能取决于我是否愿意在沙发或床这种舒适、放松的地方打开某本书吧。意愿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出门在外,毕竟书大多不轻,甘愿背着到处走、放在身上承重,而且还不一定能有机会拿出来一读,那一定是一本自己喜欢的、吸引人的、每翻开一页都能兴趣盎然地看下去的书。

标题里说“读书”,其实指的也是“看书”而不是“学习”。谁让中文这么精微呢,不扯上这么一大篇,好像都说不清想要表达的意思。读书和看书,本来没有区别,经世与怡情,也并不一定要互相对立。我相信古代那些为了出人头地而“头悬梁”的举子们,也未尝没有从四书五经和子曰诗云中获得情操的熏陶、心灵的充实。大概是到了现代,生活世界开始不断地精细化、模块化、碎片化,人们“学习”的内容和所读与看的书之间才有了越来越大的割裂。

我平时读的书,除了世俗意义上的“闲书”,如小说、散文和回忆录等,也包括宗教、历史、社会学等主题。到底“闲”还是“不闲”,得要由阅读者的心态和目的来决定,光从内容上看,肯定会判断失误。不管是讲数量还是讲对我影响的深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小说在我的阅读中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那些故事、场景和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和记忆中活生生地存在过,这当然不是一个“闲”字可以概括的。

最近有朋友问我,同样是有两个孩子,为什么我还能找出时间看书而她不能。我说,因为如果不读书,我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呀。在我们这个把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精神生活也以文化快餐为主的时代,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有故作高深、端着之嫌。但这个答案再真实不过了。读书之于我,尤其是读虚构作品,不仅仅是去体会人生的多种况味、进入文字世界去过另一种生活,而是,读书本身就是生活。在这一点上,说读书是种“生活方式”都不太确切,因为“方式”是抽象的,然而当我手捧一部作品进入书中的世界,虚构的故事也好,历史的真实也好,我花去的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说得严重一点,每当我在读书,我便暂时抛弃了家庭、孩子以及包围着我的一切日常事物,对书本,我奉献的是我一段段的生命,它们既宝贵又真实。

对张恨水通俗小说的喜爱或可说明,我有一颗“鸳鸯蝴蝶”的心。没错,我热爱这个中文词:蝴蝶。

这样说来,读书的“代价”真的很大,由此也很难不回到我父母的那个问题上去:看这么些书,特别是小说,到底有什么用?

王混混也不止一次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不过作为一个文学学者和知识分子,他的出发点跟我父母不一样。王混混认为,读小说得读到一个人的行住坐卧、举手投足中去,能改变人的气质且对生活有益才行。每次他问我这个问题,都是在他被我对生活的无知和对人情的不察震惊了的时候。我虽然不至于觉得他有多功利,却感到我实际上没法回答他的疑问。在另一面,我也感到气愤,仿佛只因为从书里没得到什么,我阅读的意义就被他全部否定了,而他读过的小说明明比我少得多嘛。于是我便也问自己,我究竟从对小说的阅读中得到了什么呢?

坦白地说,假如有人来问我故事情节的话,那么的确读过的多数作品我都没办法再复述出来,尤其是细节。这不但包括年头久远的那些,也可能包含我上个月刚读过的书。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吗?我没法将人物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都镌刻在脑中,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走近过他们、他们没有触动过我。就比如说,我十九岁时看了《无名的裘德》,直到今天它仍被我视作我的“人生之书”,可我根本说不出来裘德与其表妹苏具体经历过怎样的悲剧。但是,我隐约还记得书中的西敏寺、阴霾下的一片山坡、一场永远会遭受到挫败的理想、一个贫困潦倒的小人物,以及一个在重重困局中艰难挣扎,却始终挣不出心身牢笼的、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和精神里的英雄。我在书中映照到自己,或自己的理想形象,这种满足已经足够巨大,我根本不需要再去特意改变什么。

安徽文艺版的《张爱玲文集》,从高一暑假开始,我翻阅过无数遍。

况且我与书的关系,也并不总是这么抽象。从十九岁再往前追溯的话,我发现我的爱情观也是通过读小说来塑造的。这里要提及我分别在初中和高中时——最多愁易感的年龄——阅读的两部作品,张恨水的《北雁南飞》与张爱玲的《半生缘》(其实我最初读的是《十八春》,但后来看到改写过的《半生缘》,觉得《半生缘》更好)。这两本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李小秋和沈世钧,正好可以对应我在少女期和青年期所认定的理想异性:多情、敏感,有书生气,并且,话少。我一直渴望一种水乳交融、毫无缝隙的人际关系,其中有无条件的接纳和对彼此的坚贞信念,在这方面,这两本书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王混混并不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理想,但也没有关系,小说早已教给我现实和追求之间可能存在着的鸿沟——通过作家笔下虚构人物的日常与理想。我生命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妨碍现在三十多岁的我仍然会暗自向往李小秋和沈世钧的世界。

我对读书的热爱也影响了我的事业选择。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我期许自己能像我喜欢的作者一样,写出一些作品,让人读了以后会笑、会哭、会发呆和叹息。虽然直到今天也算不上是作家,但我依旧抱有这种想法,对此我十分坦荡。我做过记者、老师等工作,却只有写作被我认定是一项事业,其他的都是谋生手段,而我还从没靠写虚构作品来谋生过,可能今后也不会。在我这里,写就是写而已,相当纯粹。尽管如此,我做过的工作又都跟我喜欢看书有关:开始当记者的时候,我是个拿理科学位的毕业生,一堂新闻写作课也没上过,但我写的第一篇报道就上了头版头条。我想这应是读过的那些书在我头脑深处不期然发挥的一次作用。后来我在美国研究生毕业时,决定不继续念博士了而去就业,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想让自己能自由地看书。要是成为学者,就没有“下班”的说法了,几乎时时得处于“读书”的研究和思考状态,我很担心那种生活会削减我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可能性。因此我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了个汉语老师,工作之外的时间和寒暑假,全都归我自由支配。期间我被拉去教了几门中国文学的课,在课堂上讲过鲁迅、老舍、萧红、张贤亮和陈若曦等不少作家的作品,这时靠的自然也大多是我平日的阅读积累。

好多人在谈到自己喜爱读书时,都会涉及一个孤僻的童年和对生活产生的疏离感,等等。我不想强化这些缥缈的东西,因为在书里与自己的经验相遇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当我在别人的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会心惊,可也害怕过分接近另一个自己。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没能够读完毛姆的《人生的枷锁》。我希望将来我会去读完它,然后写出我早已拟好题目的那篇读感,叫作《那个一想起来就令人心疼的年轻人》。

也有人喜欢说读书能够增加对人生的体察,但按照王混混说的,光是体察到了也没什么用,得能行得出来。以他的标准,我连体察都没做到,是个相当失败的读书人。可是是否失败,他说的不作数,失败与否,也并非我心中对于读书的衡量标准。那些在我身外和心内进行着的,偶尔会与书上的文字碰撞出夺目的火花,亦或缠绕着的裂纹,那是丰收的时刻,也是我读书的意义所在。

说了这么多,并没能回答题目中的问题,因为我找不出一个具体的收益可以分配给读书——特别是读闲书——这项活动。对我本人来说,到底为什么读书呢?好像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爱上阅读,再爱上写作,然后再接着读和写下去。这是一个人在纸上世界中循环着的命运,不问出路。

李沁云

2016年3月29日写于器堂楼上

“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五首:白的火

第五首

                    白的火


礼拜一是苍白的日子。 你说:
 “I’m sitting on fire.”
白墙、白袍、白地砖以及日光灯管的惨白和工业白。
多么记忆犹新的场景:多年前
你和师道尊严的人们共同分享格子间,
满足于包围你的四壁之白。
可有位日本老同事启发道:“我们应有权选择
这里的墙是刷成亚麻白、珍珠白还是粉白。”
大家纷纷加入讨论,唯你因白壁的强烈反光
而沉默。你忘了后来它到底是哪种白,唉:
“Yet I’m breathing in fire.”
那时你也如同现在,被令人眩晕的白色
压迫在边缘神经系统。那时你见到
白的火,它也出现在你今天溃疡的口腔,
还形成了四十岁的粉刺。你终于发现,
白是愤怒的颜色。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白是一切事物的底色?过敏药
使你昏沉,陷入黑暗的睡眠以前,
你的眼睛将目睹一道白光
把世界之门对你关上,那是白的火
在礼拜一的上午穿梭如游蛇。
“But, I’m walking with fire.”你最后想。


L.j
2021年10月17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Alan Watts 《The Way of Zen》(禅道) 节选中译

第二部分 准则与修习

第二章 静坐无为

在生活上和在艺术上,远东诸国文化最为欣赏的都是自发性或自然性。它指的是一种确切无疑的真实,标志着未经研究或策划的行为。当一个人以一颗分裂的心来思考和行动时,他的一部分站在另一部分的旁边,前者或干涉、或控制、或谴责、或赞赏后者。这时,他的状态就像是一口破钟在发出沙哑的声音。但是一个人的心,或者说“自性” (true nature),是不可能分裂的。根据某一首禅诗,心是这样的:

如刀能割不自割,如眼能看不自看。

“分裂”这一错觉来自于心的企图:它既想成为自己,也想成为关于它自身的观念。这是对事实与符号的严重混淆。要想结束这样的错觉,心必须停止试图作用于它自己以及它的一连串经验,必须摒弃被我们所称为“自我”的那种立场。这个意思在另一首禅诗里是这么表达的:

兀然无事做,春来草自生。[1]

         这里所说的“自生”是心与世界自然的运作方式,就好像眼睛自己能看,耳朵自己就能听,嘴巴也能自己打开,用不着拿手指去把两片嘴唇分开。有一首偈子说道:

         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

就禅对自然性的强调而言,它显然是道家思想的继承者。禅把自发性的行为看做是“妙用”,这恰好是道家用“德”一语表达的含义,只不过禅的“妙用”增加了“神通”这一言外之意。可是不论对于道家还是对于禅宗,“神通”都与纯粹感知觉意义上的“超人奇迹”无关。相反,自发行为的“神通”或“妙用”意味着它完全由人发出,然而却并没有任何痕迹显示出它曾被预先谋划。

         自发行为的这种性质极其微妙,非常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有个故事,讲的是一位禅宗和尚听到某个至亲去世的消息时流泪了。他的徒弟指出,出家人表现出这种私人化的依恋情感很不得体。他回答道:“别犯傻了!我流眼泪是因为我想流。”日本的白隐慧鹤禅师在学禅早期听说了中国唐代岩头禅师的故事后,曾为其深深困扰。据传,岩头禅师在被强盗杀掉的时候曾以最高的音量叫喊。[2] 然而这个疑惑在白隐禅师悟道的时刻消失了;在禅宗界,他自己的往生也因展示了人的情感而被大加称扬。另一方面,在十六世纪,日本临济宗的快川绍喜方丈与他的门徒任凭战国大名织田信长的军队将他们活活烧死,彼时还以坐禅的姿势平静地保持着入定。诸如此类自相矛盾的“自然性”看上去特别不可思议,但是有可能线索就藏在云门禅师[3]的说法中:“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坐的时候就坐着。最重要的是,不要摇摆不定。”这是因为,自然性的最本质要素便是未分裂之心的真诚,它不会在多种选择之间犹疑。因此当岩头禅师叫喊时,他发出的叫声能让方圆数里的人都听到。

         不过假如我们认为这个“自然的真诚”通过遵守“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4]这类老生常谈的规训就能发生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岩头禅师叫喊之时,他不是为了要顺从自然,也不是先打定主意要喊叫、然后再以全部的能量来实施自己的决定。在计划好的自然性和刻意的真诚之中,都有着彻底的矛盾。如果人们这样做了,那其实不是发现“本心”(original mind),反倒是遮蔽了它。因而,想要顺从自然是一种“痴”(affection),设法不努力去顺从自然也是一种“痴”。这正如一首禅诗说的:

         不可以有心得,不可以无心求。

但是,这种复杂到荒谬地步的令人丧气的窘境来自于使用“心”时人们所犯的一个简单且低级的错误。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就不存在什么矛盾和困难了。错误显然产生于这个企图:从“心”中分裂出一部分来与它自己对立。可是,要把这一点理解得很清楚,我们就得深入考察有关心的“控制论”说法,把心的“自我校正”机制的基本模式弄清楚。

         人的心灵能够出离日常生活并对其进行反思,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能评析自己的进程,这正是心的天赋的一部分。心拥有的某些东西类似于一个“反馈”系统。反馈系统是通信工程学上的一个术语,是“自动化”的基本原则之一,意即让机器实现自我控制。反馈使机器能够得知自己运转的效果并能修正自己的进程。最为我们熟悉的例子或许是调节房屋供暖系统的电子恒温计。恒温计与供暖系统相连,通过设定目标温度的上限和下限,当室温降至下限时,它便自动打开锅炉的开关,而当室温升至上限时,则使锅炉停止工作。这样,房子的温度便可以保持在目标区间内。恒温计为锅炉提供了一种感应灵敏的机制,它极其初级地类似于人类的自我意识。[5]

         反馈系统的正常调节从来都是一个复杂的机械问题。原本的机器,比如锅炉,是由反馈系统来调节的,可是这个反馈系统本身也需要校正。因此要把一个机械系统变得越来越自动化,就会需要用到一系列的反馈系统:由第二套来校正第一套,第三套修正第二套,等等。然而这样的结构存在着明显的限制,因为超过某一范围之后,这个结构就会被它自己的复杂性给搞崩溃。例如说,信息由外至内穿过一系列的控制系统所需要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因而等它到达它所服务于的机器时,已经太晚了,丧失了它的效用。类似地,当人们对于即将采取的行动思考得过分认真和细微时,等他们做好决定以后,也很可能已经来不及行动了。换句话说,人不能无止境地修正自己进行“自我校正”的方式。某个信息必须很快就出现在某一层的反馈系统中,成为关于问题的最终权威。不信任这一权威会让人没法行动,而且整个系统也会瘫痪。

         系统也有可能以另一方式而瘫痪。每个反馈系统都需要有一个容许“滞后”或错误的余地。我们要是想让恒温计绝对地精确——就是说,假如我们为了使室温恒定在七十华氏度,而把室内温度的上限和下限设定得极为接近——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因为当温度的上限与下限重合时,向锅炉发出开和关指令的信号也会重合!如果七十度既是上限也是下限,“开”指令的信号就同时也是“停”的信号;“是”意味着“否”,“否”也意味着“是”。于是机器会开始“颤抖”,即开即关,即关即开,直到它崩裂成为一堆碎片。这一机械系统太敏感了,它表现出来的征候和人的焦虑惊人地相似。因为当一个人达到了这么高的自我觉知、自我控制的程度,以至于他无法对自己“放手”时,他便会在“是”与“否”的两个极端之间犹疑难决、摇摆不定。这正好就是禅宗所讲的“生死轮回,相续不断”,因为佛教中的轮回(samsara)概念指的就是一切恶性循环的原型。[6]

         人的生活原本就蕴含于行动之中,蕴含于“生活在‘如是’(suchness)的具体世界中”。可是我们具有通过反思——也就是说,通过思考、通过拿实际的世界与记忆或所思所想(也即心对外界的反应)作比较——来控制行为的能力。记忆是通过多多少少都有些抽象的形象而组织起来的,例如文字、标识、简化了的图形,以及其他可以一个接一个地被非常快速地检视的符号。心正是在这些记忆、思想和符号的基础上构建了它对它自己的看法。这一点与恒温计的机制相吻合:恒温计提供关于自身过去工作状况的信息,系统据此来校正它自己。当然,为了能正常工作,心-身系统必须得信任这些信息,要不然“系统瘫痪”很快就会发生,它是由试图回想起我们是否把一切都精确地记住了而引起的。

         然而,要想让供给记忆的信息能跟得上趟,心-身系统就得不断地“靠自己”来行动。它不能太过依赖于于它记录的信息。在信息源和行动源之间,必须得有一个“滞后”,或者说,距离。这并不是说行动源在接受信息之前一定要犹豫一下,而是说行动源不能把自己当成信息源。我们看到,当锅炉对恒温计响应得太快时,它不可能不同时既要做出行动又要停下来,也肯定会同时既要停下来又试图让系统开始工作。当对确定性和安全感的渴望促使人们把心和它所感知到的它的形象认为是同一种东西时,前述现象就发生在了我们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心无法放开它自己,它感觉到它不应该做它正在做的事情,并且它没有在做的事情反而是它该做的;它觉得它不该是它现在所是的东西,而应该成为它目前所不是的那个东西。更进一步地说,人们为了永远停留在“好”或“幸福”的状态而做出努力,就好像是为了保持恒定的七十度而把室温的下限和上限定在同一温度一样。

          把心和它自己的形象错认为是同一种东西会造成“系统瘫痪”,因为形象是固定的——它已经过去了,完结了。但它是一个行动中的人的固定形象,因此,依附于它就会带来持续的矛盾和冲突。前面提及过云门禅师的说法:“走路的时候就走路。坐的时候就坐着。最重要的是,不要摇摆不定。”也就是说,心若不放弃在某个特定的范围之外控制它自己——而这个企图其实不可能实现——它就没有办法运行。心必须放开自己,它既得信任自己的记忆与思考,也得自发地运作,依靠自己而进入未知的领域。

         这就是为什么禅看起来经常站在思考的反面、为什么它把自己的基本原则描述为“无心”或“无念”,也是为什么禅宗祖师们在回答徒弟的问题时,要通过即时的和未经预先考虑的答案来展示禅的精髓。有一次有人问云门禅师佛法的终极秘密是什么,他回答道:“饺子!”用日本泽庵禅师[7]的话来说:

         如果有个和尚问:“佛是什么?”禅师可以举起拳头;当别人问他:“佛教的精义是什么?”他甚至可以在提问者说完问题之前就大声说出“李树盛开的花枝”或“庭院中的柏树”。要点在于,回答问题的这颗心不在任何地方“停下来”,而是要径直回答,完全不去想答案是否妥帖。[8]

这个例子说明的就是如何让心自行运作。

李沁云

2016年1月译


[1] 出自唐代懒瓒禅师所作的《乐道歌》。——译者注

[2] 引自《传灯录》卷26。

[3] 云门文偃禅师(公元864~949年),姑苏嘉兴(今浙江嘉兴)人,唐代高僧,是禅宗中的云门宗创始人。——译者注

[4] 引自《圣经·旧约》的《传道书9:10》。——译者注

[5] 我不想过分强调心与自动控制系统间的类比,所以我并未宣称心-身“只不过”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机械自动化系统。我只是想要指出机器在“反馈”过程中涉及的一些问题与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问题相似。除此以外,机械装置与有机生命体对我来说在原则上——这是说,就它们的实际功能而言——是不同的,因为前者是制造出来的,而后者是生长出来的。我们以机械术语来解释某些有机体的运作过程所意味着的有机体的机械化程度,只不过是相当于以算术术语解释商贸活动所意味着的商贸活动的算术化程度。

[6] 参看Jurgen Reusch与Gregory Bateson合著的《传播:精神病学的社会发源地》(Communication: the Social Matrix of Psychiatry, Norton; New York, 1950)一书(尤其是第八章)中对机械和逻辑矛盾与神经官能症之间的类比所进行的精彩讨论

[7] 泽庵宗彭(1573-1645),日本临济宗禅师,是江户初期临济宗大德寺派的高僧,精通诗歌、俳句和茶道。——译者注

[8] 引自铃木大拙(D. T. Suzuki)的《禅宗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Zen Buddhism and Its Influence on Japanese Culture, Eastern Buddhist Society, Kyoto, 1938),p.80。此书的现通行版本可能是《禅与日本文化》(Zen and Japanese Culture)。——译者注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三:蓝桥(4)「终章」

对于生活在心灵幽暗之中的他们来说,爱是以鲜血互相喂养:朴赞郁《蝙蝠》(2009)剧照

         口述和笔录将要收尾的这一天,我在卧房里待到傍晚才出来。起居室沙发上,墨绿色薄毯叠得整整齐齐地放着,云已坐在阳台的桌边吃一碟水果,她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大肚瓶里只剩一滴孤独的红色液体,我小心地把它倒入装满龙舌兰酒的玻璃杯,调好了最后一杯蓝梦。握着酒杯,我的手微微发颤。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戴上了茶镜。雨早已停了,一整天的艳阳已干燥了山里的空气,野花的气味彼此拥挤着向我涌来。阳台上,云和我以及山雀,都望向远处依然在发光的太阳。看上去,它的热情在一点一点消褪,在我讲完我的故事以前,它就会被城市的地平线所淹没,黑暗将以它无所不在的轮廓把太阳吞噬。黑夜啊,我暗暗赞叹,你无所不能,连阳光也不得不向你臣服。

         “听完我的故事后,请务必将它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我在藤椅里坐下,对云说,“V社的代理人M会帮你把它出版。”我的嗓音竟然恢复了它原本的醇厚。云一定也意识到了,她隔了一张方桌的距离望我,突然停止了咀嚼口中的草莓,一丝红色沿着她的嘴角流下来。


         第二天我已不需离开A市,因为我遇见了我的灵感。接连几天,女人都到酒馆来找我。我品尝各色酒精的时候,她捧着《碧色传奇》坐在旁边一页页地翻,有时也在我的请求下喝几口木瓜酒。竹林里的酒馆、女人的绿眼与我的小说一起,组成了一个郁郁青翠又温暖无尽的小世界。我已知道,她和我一样渴望一个悲剧,但对有关她的其他一切,我都一无所知。

        某日,她多喝了一杯白酒,我带她回到旅店房间。那一天没有雨,我们坐在窗口看夕阳时,女人的脸颊仍浮着两团浅浅的酡红。我把嘴凑近她的脸,尝到了落日的温度。后来她以她的碧眼对我发出了邀请,向我敞开身体和爱欲。

         缠绵似火的时刻,我被激情驱使,停下来问她:“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女人在黑暗中轻笑出声,继续柔情地动作着。我又说:“我爱你,我想要记住你。”这时她才停住,想了想说道:“你可以叫我R,或者T,叫什么都没关系。”这句话被她以S国土语黏腻的声调说出来,像一个寓言。女人的面容有一多半都笼在黑夜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用双臂把她缠得更紧;和她在一起,我只要一分一秒的此刻。黑暗中,我想起火车上的偶然相遇,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此刻,或许我提前预支了来生的快乐。

        结束了这次异国之旅以后,我才想起去查资料,了解了有关A市的故事。在S国的乡野传说中,这个地方叫作雨水城。相传在古早之时,这里是望不尽的山地和野竹林,林间开满了蓝色和紫色的罂粟花。每到雨季,这里的雨水比起别的地方要更为丰沛,据说它有神奇的功效,能令久病者重焕精神。很久以前,有一年,各地家庭送到山间等待被雨水治愈的一群患绝症的人们,却目睹了不知停歇的雨把美艳的罂粟花浇灌成黑色。当花瓣间流淌的汁液将这些人的身体染得漆黑如墨,他们纷纷在被灼烧的痛苦中死去,倾盆而下的大雨也无法帮他们缓解这种剧痛。因此,A市的另一别名是死亡之城。事实如何已不可考,只不过传说是这样说的。

         可惜的是,身在A城的我尚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在我眼里,它的雨水和太阳,无非是我与她相遇的美丽背景。女人苍白如纸的嘴唇以及她碧蓝的十指尖,是多日之后在我的回忆中,才显示为线索。最后的那一晚,当绛红的血液从她身体各处奔涌而出时,她轻启白纸般的双唇,以微弱的声音说:“这些染病的血,却是我的生命之液。把它们收集起来,带着我,让我继续见到每天的日落吧。”

        但是我已记不清楚,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话,还是在后来的回忆里,我从她闪烁着泪珠的绿眼睛里读出的。

        那一晚的气氛里,其实,我们都预感到了悲剧。是她把夕阳关在窗外,又覆上了厚厚的红色天鹅绒窗帘。女人脱下衣服,扭开暖黄的落地灯,站在床边向我示意。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我们都极尽温柔。她陷入沉默的时候,我对她讲起,在我们的母国,流传了上千年的不同版本的蓝桥故事。女人睁大眼睛看我,我知道她想问我为什么说起这件事,便告诉她:“初见时你赠我的罂粟花,让我想到蓝桥。”我打开床头的一个笔记本,拿出那朵花给她看。它已经被压得扁扁的,还留着幽蓝的光泽。

        女人深邃的碧眼生起水色,良久,她问我:“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吗?你,愿意吗?”在我的双手间,她即将因巨大的痛苦和幸福而抽泣的脸,比纸还要白且脆弱。我说:“我愿意,当然。”

        随着她目光的指引,我先切开了她十个指尖的皮肤。探身去尝,她生命的味道血腥而香甜。我用沾着血的嘴去亲吻她。女人卧在我怀里,双颊和嘴唇都染上了点点血色,碧绿的眼睛也荡起波浪。她好像在对我说:“我会在手腕和脖颈上为你绽放更多艳丽的嘴唇,让奔放的血液包裹你薄情的人生……”

        我的确是按照她说的那样做的。我把她平放在铺了油布的床上,严密而精确地划开她的大腿、小腹、乳房、肩膀……那把锋利的刀本来是她放在我手中,现在已仿若我手臂的一部分。女人的身体逐渐打开,内部的液体涌出来,在一声声渐弱的呻吟中,她完全地向我开放。她以痛苦而完成的牺牲使我明白,我此前生命中所有的封闭与等待,都是为了目睹此时的绽放。在河流般的青绿油布上,女人的浅棕色头发散开如水藻,她身体的每一个开口都是一朵盛放在凝固的河水里的大丽花。

        微黄灯光下,我眼皮跳动,俯身从那些令人眩晕的明艳花瓣上吮吸着她生命的汁液。但是当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我不得不闭上它们。我满足地意识到,这是最好的爱,不以言说来定义的爱。这个无名的陌生女人,给了我一个人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珍贵的馈赠。

        最后的时刻,她的眼睛已涣散失神。她仍喃喃对我说:“我希望外面的夜空里有一朵云,它会陪你度过今后的每个黑夜。”女人还想费力说出另外一句话,但是呜咽不清,我记得她似乎是说:“山间的竹林,是一个好……”

        那时我突然感到遗憾:她还没有尝过我的生命的滋味。我在右手腕的黑痣处割开一个口子,送到她唇边,可是已经晚了。女人嘴唇微张,已离我而去。我依然挤了一些血在她嘴里,然后我舔舐自己的伤口,品尝我自己的腐朽和甘甜。

         女人的碧眼仍澄澈地睁着,根据它们告诉我的,我从她的衣物里找到一个大肚瓶,承接了不断从她身上向外喷涌的鲜血。她的生命之液流干的时候,我揩去嘴边的血痕,掀起天鹅绒挂帘并推开窗户,看到一朵云在暗夜里飘荡。女人薄薄的身体变得很轻,我用油布把她包好,趁着夜色,来到了城外山间的一片竹林。

         将她葬在蓝色和紫色的野罂粟丛中时,拂晓的太阳正一点点爬升。阳光错过了前夜发生的事情,这时照在我脸上,在回忆里,我能看到我的眼睛里已有了淡淡的红。那天,我怀抱血红的瓶子,乘火车回到了J市。邮箱里除了我存放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我刚刚完成了作家生涯里最好的作品,甚至不把它写出来也无所谓;以那个无名女人的生命完成的作品,我也将付出我自己的生命去一遍遍重温。我抱着盛满她香醇血液的大肚瓶,从J市搭客轮回国。

         每天傍晚,夕光把天幕染红的时候,在这里,借着面前的蓝色鸡尾酒,我赶赴和她的蓝桥之约。它的味道,提醒我那个女人对我所付出的,爱的疼痛的代价。


        “我讲给你听的,就是我的作品《蓝桥》,也是‘颜色传说’系列的终结篇。”我向坐在对面的云举杯致意,饮下一大口。

        云目光迷离地看我,像是刚从一场梦中醒来。我摘下茶色眼镜,在吊灯昏黄的暖光下,她会在我眼里看到什么样的颜色呢?“你的眼睛——”云轻呼了一声,这是她来到这儿三天来,讲出的第一句话。她毕竟见证了无名女人以生命留给我的纪念。

        “请一定要把我告诉你的这些事以《蓝桥》为名写下来,我的版权代理人M会帮你出版的。”我将一个信封交给云,又说道:“这里面是我的授权书。现在,我们之间的事情结束了,接下来是你一个人的工作了。我相信,通过你的文字,‘颜色传说’这一系列作品能够完整地抵达碧珠的读者。”

         云打起手电筒,在这个晴朗的春夜离开了。夜空里唯一的一朵云,跟随着她下山的步子,与她一起离开。我和山雀站在阳台上目送她们。我真的希望,这个年轻女孩儿听懂了我的故事。

         过了一会儿,我把昏昏欲睡的山雀放入草窝,端起酒杯,走回我所熟悉的黑暗的房间,我的坟墓。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我不知道我还能否见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关于我,我也有点疑惑,云会写出什么样的收梢。她只能依靠想象了。

李沁云

2020年4月1~11日写于麻省伊村

“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四首:隐喻

第四首

                   隐喻



你曲身靠墙坐下,但又
探着脖子凑向电脑屏幕,去贴近
我们都不知将把我带往何处的
神秘力量。在你头顶,日光灯管
绝望地嘶鸣,四壁的白墙,
把你和我囚禁在二十年
仍未谱尽的这首挽歌之中,是名婚姻。
一重重时光穿过你我之间
空气的针孔,终究腐蚀了我,可没有滴穿
你丰盈的忍耐。除了你衰颓的身躯
以及身上日渐明显的微茫、渺小,
我什么也不想记住。这是因为,

当我命令你和长得像我们的两个小人儿
留在正午制造人间的音响,
我把自己投入了绵软的黑暗:漫长的午睡
自然是对死亡的模拟。分隔开生与死
的那道细线,毫无预兆地卧在
阳光和阴影的缠绵里,不论你或我,
分开两指,就能把它拉得更长。
你一定早已知道
这就是我们平淡的日常生活中
一幕幕上演的别离。我们必须不断地
练习生活,才能在生活逃开的时刻————
比如现在————习惯它的刺目、反胃,
甚至对它在演练一场死亡时给它自己注入的毒素
甘饮如清泉。现在除了时间,

什么也没发生,可是
我们都累了。你轻轻起身,
把我从昏昧的白日睡乡中唤回人形:
原来我又短暂地死过了一回,原来
你还在这里。


L.j 2021年10月6~7日写于炼狱溪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三:蓝桥(3)

F. W. Murnau默片《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1922)剧照

        第二天,山雀觅食归来的时候,云也准时到访。我重新开始了我的讲述。这天,我的音色稍微正常了一点。


       《碧色传奇》在读者那里获得了相当正面的反馈,就连几位一向对流行文学看不上眼的评论家,过去曾对我的作品嗤之以鼻的,这回也撰文肯定我的进步,说我以前使的是花拳绣腿的功夫,现在才磨炼出了真正的才华,继续这条路,有可能成为一个严肃作家。这些话对我很是鼓舞。从二十五岁到四十几岁,尽管我过着放荡的生活,但对于写作,我是认真的,哪怕之前那些不太被评论界所接纳的纯恋爱小说,里面也都藏进了我锤炼语言的努力以及精心设计过的叙事结构。

        “你知道吗?”我对M说,“我本人一直是严肃的。从现在开始,我会使我的作品继续贴近我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不断想办法让我身上更多的部分走进我笔下的文字。除此以外,我什么也不想写。”M对此不置可否,但面对浸润着悲剧色彩的《青之恋语》和《碧色传奇》所创造的巨大销售码洋,他也没话可说。M终究只是耸耸肩叹道:“老弟呀,真拿你没办法。好,你就在下笔时做你自己吧,大部分读者所需要的美满结局,我这儿还有其他作者能写。”

        然而奇怪的是,当获得了许可去自由地创作之后,我反倒不知该如何落笔。为了完成“颜色传说”系列,我还需要写出第三部悲剧作品,也就是《碧色传奇》的续作。我只知道我想在这最后一个作品中回答那个关于爱可能带来痛苦的问题,却完全没有任何思路:我不清楚应该用一个怎样的故事去铺陈我的答案,甚至,由于停止了拈花惹草的旅行生涯,我连任何可以抓住的写作冲动也丧失了。

        最终我意识到,必须走出自己的房间才有机会让新的创作灵感找到我。过去的冶游之于我,性的满足是一方面,另一个于我的作家生涯有意义的方面,很可能是旅游过程中我所感受到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岁月不但将星星花白染上我的鬓角和胡碴,也令我开始对每一位曾在我面前袒露爱欲的女性都心怀感激。我与她们全部是萍水相逢,一生之中应该也不会再有机会碰面,可是在每一次短暂的相遇里,即便我只付出了刹那间的热情,这些女人们也都给予了我电光火石般的真心。在某些年轻的女孩子心里,我是她们人生中第一个爱上的人。对于另一些女人,我则是她们误以为可以交托余生的那最后一位男性。傍晚的窗前,我在夕阳的余晖里回忆过去近二十年在女人丛中游荡的经历,她们的爱与哀愁,如此清晰地历历在目。

         我下定决心,要出一趟远门,把“颜色传说”终结之作的思路和写作素材带回来。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在这次旅途中完成关于一部悲剧的构想,但毕竟得试一试。选择S国,主要是由于我了解当地的语言,但也因为我那时已经在为之后的隐居生活做打算,动身的时候,是S国的梅雨季节,旅费相对低廉。

        在S国的首都J市逗留了好几天,我没有什么收获,不禁有点失望和丧气。我打开地图,随便抛了个硬币,它落在A城的位置。我随即在J市的中心邮政局租了一个大型邮箱,把一些零碎物品放进去后,一身轻便地出发了。

        火车沿途经过许多由茅屋顶房子组成的贫穷村镇,有赶牛车的农民负着生活的重量慢慢地在路上走,也有身着土黄僧衣、袒露半个肩膀的苦行者沿铁轨托钵乞食,更常映入眼睛的是大片的阔叶林以及林间开着的大簇大簇的花菱草和野罂粟,妖冶的蓝色和紫色花朵点缀在深浓得让人忘记呼吸的一片片绿色之间。我一直看着,不知道我所经过的这些风景,会将我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火车在某个无名小站停下,我看见窗外亚热带的太阳,提不起精神似地挂在天上,像一个模糊、失神的面孔。正当我觉得没意思的时候,一位淡棕色头发的女乘客上车坐在了我对面的位子,我注意到她盘起的发髻上插着一朵深蓝罂粟花。车厢慢慢开始移动时,女人从手提包里取出一本书读了起来。那是一本《碧色传奇》,它的封面我多么熟悉,在这个地图上可能都找不到的小地方见到它,我差点惊讶地叫出声。

        我忍不住要跟这个女人讲话,我问她是不是会说华语。

        女人抬起头来,她的面容带着岁月的痕迹,眼睛却似绿宝石一样熠熠闪光。她告诉我,她是自小随家人移居S国的华侨,能懂一点母国的语言。她的声音,像小提琴在夜色里诉说衷肠,而她的绿眼,也好像使我想起了什么。

        我们以华语和S国的语言相交织着谈话。我问起她正读着的书,女人说,她喜欢看一些关于爱的悲伤故事,它们帮她传达出那些她难于以词句形容出来的感觉,一个华侨朋友探亲归来时给她带来了《碧色传奇》,现在是她第三遍阅读这本书,初始还需要借助字典查一些词,现在已经读得熟练了。

        我怀着好奇心问她:“假如爱会带来痛苦,巨大的创痛,人们还要不要把它完成呢?”

        “要的,”她十分肯定地说,“这是我的答案,我想,也一定是这位作家未说出的回答。”S国黏黏腻腻的语言在这个女人口中说来,显得清脆悦耳。

        那时,人生中第一次,我被电流般的幸福感击中。我觉得,她就是我所寻找的灵感,或许,她可以成为我最好的一个作品。但女人碧绿而清澈的眸子、她莹白的皮肤、脸庞以及嘴角的细纹,甚至她头上那朵幽蓝的罂粟花,都使我自卑于我腐臭的身体和老迈的灵魂。

        不知何时,太阳已被厚厚的云层遮住,不一会儿,大雨瓢泼而至。我没法再透过雨帘向外看到什么,只好呆呆地看着坐在对面的女子。大雨猛烈地敲击着车窗玻璃,我内心的波澜席卷着悲伤的感觉,也在我和她都看不到的地方下着雨。我向她讲起在我和她的母国,民间宗教中所流传的轮回的说法。对这个我大约无法占有的女人,我只有谈论来生。翠绿的车厢载着她和我,在一场大雨中奔向座落在偏僻南方的A市。女人说,在S国的乡俗传说里,那个地方叫作雨水城。

         遥远的A市也终于到了。下车前,我鼓起勇气抓起她的手,问道:“你是谁?我们还能再见面吗?”她手指尖的淡蓝映入我眼中。

        女人轻轻笑了,说:“雨水城里,什么都有可能发生。也许不需要等到下辈子。”她把发髻上的蓝罂粟摘下来塞进我手里,便头也不回地下了车,消失于来往的人潮。

        在A城住下的头几日,雨一直没有停。我在酒馆里等待能够唤起我写作灵感的相遇,却什么人也没遇到。不再有音色清婉、发香可人的女孩子主动来到我的桌边,以幽兰吐气般的温柔抚慰我这个加速衰老的中年男人。而我也不能强打精神,装作在我浪子华服的外表下面,还有一颗追逐欢爱的心。早晨照镜子,我发现我的灰眼睛里装满了倦怠,那是一整夜沉入黑暗的睡眠也无法带走的。我明白,对于人生,我真的累了,我想写出的,将是我用来与世界道别的一部作品,可是,我还能把它写得出来吗?

        那天下午,我先是到火车站买好了第二天一早返回J市的车票,然后就去了一家掩映在碧绿竹叶之中的小酒馆。我决定,如果今天还是一无所获,我会返程回国。就让《碧色传奇》成为我的最后一个作品吧,好像也没什么不行。

       木瓜酿制的果酒,我痛饮了一瓢又一瓢,又喝了几杯泡有青柠檬的本地白酒后,我在极度的失望中昏昏睡倒在面前的小桌上。醒来时,酒桌边有幼嫩的小火苗在蜡烛上跳动,外面的街灯也穿过暗夜的雨幕照在我身上。透过玻璃窗,我看到一双含着水波的绿眼睛正望着我。火车上的那个女人,撑着一把油布伞站在窗外,竹叶在她肩膀上跳动,被路灯照耀,像绿色的火焰。我不知道她在雨中伫立有多久了,但目光相接的一瞬,我看懂了她在等我。就好像是被她眼里的光泽焕发了精神, 我一下子从座椅里跳起来。绕过小酒馆里弯弯曲曲的走廊,我跑起来了,顾不上擦去眼底汩汩而出的泪水,我奔向我神秘的灵感女神。

        这就是我一生中最美好作品的开头,它是这样开始的。然而我累了,我的表达已经干枯,没有办法把这个故事写成文字,于是我把它讲出来,让它在别人的笔下成为传奇。


        “这就是为什么,我登报找到你,请你来听我说这个故事。”

        讲至此处,我眼里涌出温热的感觉。幸好,今天我也戴了茶色眼镜。阳台外面淅淅沥沥下起雨来,夜风带上了一些寒意。我往下看看,山路上虽然亮着灯,此刻却显得黯淡而模糊。

        “云,这还不是最后的那一晚,不过你必须要等到明天才能听到完整的故事了。你有耐心吗?”我问坐在对面的沉默着的年轻身影。

        云抬头看我,嘴角上翘,送给我一个无声的微笑。

        “今晚有雨,你独自下山不太安全,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留宿。”我说。我看她慢蹭蹭地叠着柔软的稿纸,似乎很迟疑。我伸手拿过一张稿纸,轻轻盖在已睡熟的山雀身上,又进屋去抱出一方墨绿色的毯子放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向仍然坐在阳台桌边的云招招手。随后我捧着仍盛有一半蓝液的酒杯走入自己的房间,把门在我身后闭起。门外再发生什么,与我无关了,黑夜已张开它的怀抱在等待我,像一个情人。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三:蓝桥(2)

F. W. Murnau默片《Nosferatu: eine Symphonie des Grauens》(1922)剧照六十年后Werner Herzog的有声翻拍之作里,神秘的古堡主人明确表达:“没有爱是我最不幸的痛苦。”

         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没过多久,在野花开遍山头的某一天,我见到了我选出的“云”。甄选笔录者的这段时间,我还不太意外地收到了M的电报,只有这几个字:“我来出。”我把电报单揉成一团扔进垃圾筐,心里叹着:他毕竟等到了,我也等到了。

         云踩着晚风来了,是我在这儿定居以来的第一位访客。为她开门时,我想给出一个微笑,但面部肌肉因长期不做表情已较为僵硬,努力了几下,我很快就放弃了,云似乎并不介意。大学生模样的云抱着一沓稿纸在阳台落座,我为她端来一壶白茶,便也握着我的一杯蓝梦坐下来。读她的文字时,我以为她应该是有一定阅历的成熟女人。自我介绍的信中,她说她的名字里恰好有“云”字,并写道:“我猜,你想找的可能是夜空里的一朵云;我名字里的‘云’,是‘子曰诗云’中的那个字,不过,我也喜欢天上的云。”这句话像诗一样打动了我。坐在我对面的云,乌黑的齐耳短发下面,有一双带着问号的大眼睛,任何人都可以将她的年轻一览无余。我略微失望,有点担心她能否听懂我的故事,但是仍决定先试试看。

         我说:“云,你心里可能已经有很多问题了。比如,我为什么找人来记录我的故事而不是自己将它写出来,出于什么原因,我要把来到这里的那个人称作‘云’,以及,我是不是碧珠,碧珠为何不是一个女人。对吗?”

         云没有说话,只点点头。我看出来,我粗粝、嘶哑的声音好像使她有些害怕。我咽下一口蓝梦,清了清嗓子,希望多讲几句之后,我的音色能稍微恢复一点。我把一张支票推过去,接着道:“这是你的酬劳,先付给你。所有的疑问,你都会在我即将告诉你的故事里一一获取答案。现在,你听我讲,把我所说的记下来就好,嗯?”

         云羞涩地收起支票,把稿纸铺开,她期待地望着我,似乎不太紧张了。我稳了稳自己,想到我鼻子上架有茶色眼镜,夜色也正渐渐把夕光挤出天幕,我不必害怕她看到我眼底的秘密。此刻,山雀栖在阳台扶栏上眺望落日,阳台上的大吊灯在茶壶和我的酒杯上都反映出暖融融的光,借着属于我的黑夜的温度,我开始了我的讲述。


         你是第二个知道作家碧珠真实样子的人,第一个是我的出版代理人M。在我们那所大学的文学系,M比我高两个年级。那时的他圆胖而憨厚——现在也是——苦于他所喜欢的女孩子甚至迎面走来都不多看他一眼。我在校园文学社的刊物上发表了一首小情诗之后,M找到我的宿舍来,许给我学校礼堂的一张文艺演出门票,求我帮他给女生写情书。我的第一封情书并没达到M所预期的效果,但我们仍然一起去看了演出。后来我又帮他给不同的女孩儿写过情诗和信,真的有人倾慕于那些文字中流淌出来的情感而被M俘获芳心,她后来成为了M的太太。由于这一缘分,M对我十分感激。他这个人的商业头脑也非常好,大学毕业后,在文艺圈里摸索了没几年的时间,就创立了V文学社,签下一批被他看好的作者,红红火火地开始了他的出版事业。这期间他并没忘了我。我拿了学位,不知道能用它来干什么,只靠着继承的一点遗产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有一天,M从酒吧街的小酒馆里把我捞出来,说他不愿看着我的文学才华被埋没,要帮我找点事做。

         我醉眼朦胧地说:“兄啊,我那点小腔调,帮你写情书绰绰有余,在酒吧里应付扑上来的年轻女孩儿也还可以,出书就算了吧。社会上正在清理负能量和小情调,谁愿意公开去读一个风流鬼的自白呢?”

         M沉吟了一下,很有把握地说:“既然男人写的风流债读者不爱看,那么就让我把你打造成一个女作家吧,怎么样?你以女人的口吻去写两性故事,深入刻画一下女性心理,凭老弟你经验丰富的程度,保证受欢迎,我对你的写作水平也有信心。”

         我扑哧笑了出来,道:“真有你的!也好,横竖我也没什么正经事做,不妨试一试。”

         “你打算取个什么笔名?”M问。

         就在那一瞬间,我好似看见一双绿眸在我宿醉的眼前一晃而过,也许是刚刚畅饮的酒精使我产生了幻觉。“就叫‘碧珠’吧,”我说,“碧绿的眼珠。”

         出乎我的意料,我以我的酒吧艳遇经历为蓝本、配以抽象的玄幻背景而撰写的处女作《南湖情事》,甫一出版便大受欢迎。M快递给我一瓶佳酿葡萄酒,卡片上写着:“祝贺碧珠女作家横空出世!”

        就这样,我开始了我的作家生涯。与此同时,我各处去旅游、猎艳,为我的写作积累素材和灵感。我的足迹遍及世界上你能叫出名字来的大多数国家,每年有至少八九个月,我都在旅程中飘游,甚至学会了五六门外国语言。其实当女人们在我身下呻吟时,她们用的是什么语言一点也不重要,因为情欲是通用的世界语。我掌握的外语,主要用来体现我的博学多才,可以在异国美女的耳边送上动听的情话。因我英俊的外表和浑厚的嗓音而倾倒的,不仅有青春初绽的少女,也有上了年纪的女性,只要看着顺眼、时机也对,我一概不拒绝。在朝夕相处、赤裸相对的几日内,女人们会绵绵不绝地向我倾吐衷心,那就是我学习女性心理的机会。于一国停留期间,我总会租用首都城市的一个邮政信箱,上飞机归国前,我会收到写满字迹的明信片或信件。它们,都被我带回自己的工作室,用作产出言情小说的材料。

        写《南湖情事》的时候我就已发现,我竟然很享受躲在一个女作家的面具之下写作的感觉。辗转于陌生女人的怀抱中时,她们会在喘息的间歇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则轻咬她们的嘴唇,反问:“我的名字重要吗?”有些女孩儿会停下来,认真地看着我说:“我爱你,我想要记住你。”女人啊,不要轻易说爱,我这么想着,随意地答道:“你可以叫我T,或者R,”我接着再以嘴覆盖上对方的唇瓣,含糊不清地说,“叫我什么都没关系,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以“碧珠”的名字鬻文为生不要紧,被评论界定义为“神秘的言情作家”自然也没有关系。我披挂着身份的假面,却在作品里抒写我最真实的情绪,不论红男绿女,事实上书里的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我,或至少携带有我的一部分。然而没人能确切地描述我,读者不可能猜到写出这些故事的人更像书中的哪一个人物,而且除了M,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我像大海里的一颗泡沫,随时能消融在无垠的海水中。我也想象自己是阳光下雪花在树枝间的吟唱,可以无限地消失在太阳的照耀下。

        迫于M的压力,我的故事大多有快乐的结局。随着声誉日渐增长,我开始不太听M的话。那时我也已步入中年,回望自己的写作生涯,却挑不出一部自认为完美的作品。快乐的故事太轻飘飘了, 我向M抱怨过无数次。M每次都说,这是市场的要求,也是读者的期望。我看过一些来自读者的信,老实说,那些拼命夸赞我和盼望我多写同类故事的声音,我觉得都没有读懂我的作品。我期待一个具有沉甸甸重量的悲剧,并憧憬着以它来完满我的写作生涯乃至生命。

        长期的纵欲生活消耗了我的生命力。最后那几年,每当又一次从猎艳之旅回到自己的公寓,我都感到筋疲力尽,接下来的许多天,即使枯坐很久也常常写不出什么东西。搜肠刮肚之时,那些曾极其贴近过我、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皮肤向我求欢的女人们不再是鲜活的肉体,她们出现在我端坐书桌前的回忆中,反倒是不知从哪里沾染了腐朽的气息,像市场上等待出售的烂肉一般,既面目模糊又臭气袭人。而我也仿佛染上了那种气味,需要在浴池里拼命地刷洗自己。我分不清楚,先腐臭的是我还是她们。

        我知道,时候到了,我该逐渐终止以往糜烂的生活方式,去撰写真正饱含重量的作品了。我不顾M的反对,投入进“颜色传说”的写作。这个系列,我计划由三部小说组成。在《青之恋语》里,我投石问路,创作了我笔下的第一个悲剧故事: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一位年轻人不得不看着爱人在自己怀里死去。拗不过M的唠叨,又写了几部拥有幸福结局的言情作品之后,我才终于回到“颜色”系列未完的工作中来,写出了《碧色传奇》。

        这是作家碧珠的封笔之作,你这么年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在这部小说里,我把自己想要创造悲剧的意图展现得更为明确。故事具体是关于什么,今天来不及讲了,你可以去V社,找我的经理人M拿一本慢慢读。这本书是我全凭想象创造出来的一个色彩绚丽、天地玄黄般的故事,我借人物的命运发出我自己的追问:假如爱会带来痛苦,巨大的伤痛,我们还要不要把它完成?


         这就是我所说的悲剧,我想,停下了我的故事。山雀已躲进大花盆的草窝里一声不吱,似已入睡。云还坐在我对面奋笔,我等了她几分钟。当她抬起头来,她盯着我的茶色眼镜看了一会儿。夜风轻抚我的脸,送来野花的芬芳,柔和的灯光下,我希望现在我的神情能多少带了点温柔。“天已彻底黑了,你需要走下山去坐车回城,你害怕吗?” 我问道,我的声音仍然嘶哑,像鬼魂的呜咽。云摇摇头,从书包里取出一只手电,在我面前晃了晃。

         她走后,我将杯中剩余的蓝色液体一饮而尽,关掉阳台的吊灯,缓步走进我所熟悉的黑暗的房间,我的坟墓。对我来说,漫长如时间的黑夜才刚刚开启,坟墓里是属于我的世界,我在这里久久流连,做这一方天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