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沁云

我小说里的人们都死了/ 留下一些美丽的DNA/ 听见其他地方的鼓声/ 是可以触摸的/ 他们潮湿的舌头在空气中/ 变暗，变成一天的归途

L.j 《悲伤》(2003)

        “旅行的意义就在于清晨起床拉开窗帘时，窗外陌生的风景能给我一些面对生活的勇气。”八年前，我为国内的一家女性杂志撰写影评、人物采访和专栏。某次，编辑约我写一篇关于旅行的文章。很自然地，我写出了以上的句子作为开头，然后马上意识到，这可不是一个大众刊物所想要它的读者看到的内容。后来写了些什么去交差，我早已忘了，但从潜意识里涌出的这句话，我却一直记得。

         2018年夏天，作为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我一个人在柏林度过了一周。出于对社会主义东德的亲近感，我住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家旅店。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标准，柏林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去大多数我想去的地方，徒步就可以了。我每天睡到早餐时间被饥饿感唤醒，在旅店餐厅吃过早饭后，回到房间在时差作用下倒头继续大睡，然后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才出去观光。那几天的柏林晴雨不定，气温也忽高忽低，当我最终走出旅馆大门时，有好几次都是顶着阴郁的天空。一团团铅灰色的云朵浮在低空，仿佛伸手即可触到，它们想对我说什么呢？这种对游客不友好的天气，其实正好适合我浓而涩的心境。我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参观博物馆或体验街区之间的声色，回到旅店，我有整个晚上拿来阅读存在电子阅读器里的铁凝的一本长篇小说。读小说之余，我仍然有很多时间，由于时差，夜仿佛长得永远不会结束。清醒而寂静的夜里，我总是想起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城市。旅馆房间的床头挂着一幅胜利纪念柱的黑白照片，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它的德文名字—— die Siegessäule——一遍遍地想：怎么会这么巧？不，我从不相信巧合。

         几天后我从魏玛又返回柏林，下了火车，在旅店一把行李安顿好，我就立刻出门。我搭地铁去了曾经位于西柏林的自由大学，也到了查理检查站曾经的地点一瞥。在这些地方游走的时候，我脑中涌起三毛的作品《倾城》：里面的情绪和一些句子，竟然已伴我走过了这么多年的人生。只因一次对视，那篇文字里的主人公在六九年末的东西边境检查站对一位和善且英俊的东德军官产生了爱情。早逝的三毛不可能知道，多年以后，一个仅有十三岁的年轻读者也会在阅读这一幕时陷入爱恋，只不过当时她还不懂，她爱上的是什么。还要再经历许多次的四季轮转，她才会在阳光穿过树枝照在她身上的某个时刻突然间明白，十三岁时躲在被窝里悄悄读这篇故事时心脏抽动的感觉，早已预言了她的感情生活。这是一个寓言。

         一周的德国之旅后，我好像终于准备好了。那天傍晚，我从市区的一家书店拐出来，沿着绿葱葱的林荫道，穿过广阔的蒂尔花园，走向胜利纪念柱，我心目中柏林的心脏、我的圣地。一天的奔波下来，腿和脚都酸痛不已，但当我忍着疼痛、眼含泪水地逆光走向胜利纪念碑时，我感觉我是在走向永恒。这座碑本是19世纪的普鲁士为纪念统一战争的胜利而树，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德国历史上普鲁士时期的“意志凯旋”。但它在我心里的意义完全跟战争和征服无关。只不过，只不过是因为啊，无论看过了多少电影，我心中最令人震撼的一幕始终是好多年前在《咫尺天涯》一开头看到的文德斯航拍这座纪念碑、女神像以及她肩膀上站着的说德语的天使。在大学图书馆的小小电视荧屏前被这一幕震动得目瞪口呆时，也是一个灵光乍现的时刻：说德语的天使令我意识到我内心深处对于倾听他人、对于沟通、对看到和被看见的渴望。

         我喜欢一个人旅行。因为人生也无非是一场孤独的自我之旅，在我们每个人看来，其他人都是这个舞台上的配角，他们时来时往，恒常的只有主角，也即我们自己。独自走在陌生的土地上，我并非仅有我自己。我的私人历史，我的情感跟记忆，那些被风吹干的眼泪和被一个接一个的日子黏接起来的密不透风的时间，我所有的叹息以及曾映入我眼中的一切人事物，我曾以为早已化入人生之海的甜蜜和苦涩，都被我带在身上。我是一个人，又绝不只是一个人。我能够是存在过的所有人类之总和吗？在背负着太多太多难于以言辞表述的感觉穿越那些身处异乡的透明而漫长的黑夜时，我有没有触及无名的谁或又是谁多少年前在月色下的一声轻叹呢？时间会是时间的答案吗？

         在一个初次涉足的地方迎来清晨并拉开窗帘，不管外面有什么，都能给我带来生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真的。然而，也许是毕竟已花费相当一部分生命向内注视和体验，随着年龄增长，这几年在旅途中，“逃离”的意味逐渐减轻。我本已生活在异乡的土地，旅行便是又去到另一个异乡。我走啊走，其实并不想停下来。不可能走到头的，没有尽头：心在尽头等我，什么时候我想停，它就会在那里。是这样吗？

         在这个已经无限接近四十岁的年龄上，我还远远未到“不惑”的境界。不过我常常感到，我所拥有的人生已经非常圆满。经历了世间最深情的相遇，我曾在另一个人眼里看到最真实的我自己，我炽烈地爱过也激烈地恨过，写出了生命最深处的声音并被一些人真切地听到过，我在这人间走了不少的路，也已将收入眼中的美好都一一刻入轮回。足够了吗？

         写出开篇的那句话是在2012年的暑假。那年春天，我怀着很多说不清的情绪一个人去了Key West，海明威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居住地。独自在夜空下沿着海岸线散步，我看见海面下游过一群群发光的小鱼，也听到海水暗流涌动，执着地拍打岸边。大海和天空的黑对我有种沉静、动人的力量，正如这么多年来，死亡对我的诱惑力。长久凝望黑暗，会使我想要与它融为一体。后来我把我所体会到的那个黑而寂寞的世界写进了小说里，不止一次，我借助笔下文字回到记忆中的那个夜晚。我小说里的人们都死了，或是活在一个死后的世界。死不可怕，我千万次地描摹它，我有这个耐心。这么多年的感情生活呵，如海水般浩瀚的爱与死的纠缠，如黑夜般空寂的注视和沉默，我在一个人的人生之旅里看着我自己。

         人生羁旅中，每天早晨我迎着朝阳打开窗户，熟悉的街区亦好，陌生的风景也罢，都是一整个的世界在挤开窗缝向我扑面而来。晨早的空气里，有生的凛冽清香，也带着死亡的神秘信息。十三岁时一遍遍读着《倾城》的那个孩子，会在多年后感谢人生将她的感情生活以如此痛彻的方式拉开序幕，也终于可以平静地默默注目她自己心内生与死的缠斗。还是就这样，走下去吧，我不在乎什么是答案。

李沁云

2020年6月4日写于麻省伊村

今年网上有篇小说非常流行，叫《致我们终将腐朽的青春》，我的朋友Jenny在她的博客上也写着一个《不朽的青春》的散文连载。前一篇我不敢看，后一篇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在内心里我是个无可救药的浪漫派，因此我一直很喜欢关于青春的主题，不论它是所谓残酷的还是美好的。最近看的电影《Before Sunrise》和《Before Sunset》让我印象深刻，也是这个原因。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从来不让自己流露出对“青春”以及与它相联系的我的燕园岁月的特殊感情，那在别人的语境里没有意义；我一向标榜自己是“wild at heart”，所以只有我悄悄知道自己其实对那段时光怀有多么复杂并且特别的感觉。

我不愿意回忆的一个原因是一直以来我都认为那段日子是压抑和灰暗的。这是我至今没有改变的认知，但这并不妨碍我暗暗地深深怀恋那段岁月。我在小说里写道过，个人的历史无法更改，这也是写给我自己看的话。我发现那种压抑和灰暗在经过时间的考验跟打磨之后，都变成了“时间的玫瑰”，有着金属般的闪亮光泽以及让人沉迷的馥郁香气。那些玫瑰不是一个人的岁月，也不是一群人的，我倾向于认为它们是好几代人在那座湖光塔影的园子里生活过之后所得到的精神上的馈赠。1998年，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读到了《北大往事》这本书。至今我仍然记得其中一篇标题为《爱留痕迹》的文章，那个叫晓白的作者回忆了她在燕园发生的初恋。临近结尾处她讲道，在那个园子里，他们呼吸着自由的空气，他们的情感没有被打上标价、聚散自由。她特别提出，燕园的生活把一种厚重的东西注入了她的体内。这也是我的感受，尽管我现在仍然说不清那种厚重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它跟我逃掉的那些数学和物理课有关吗？它跟我在图书馆的自习室里度过的那些昏昏欲睡的下午有关吗？它跟我借回来很多次但从未来得及读的那些英文小说有关吗？它跟我它跟我曾经回避看见的那个湖和那座塔有关吗？它跟和我匆匆擦身而过、脸熟却永远都不认识的男生女生们有关吗？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个厚重的东西也许是因为青春的苦闷才显得越发厚重的。我还记得橡子在《北大往事》里所描述的“苦闷的象征”，那是属于八十年代的苦闷。在九十年代末和二十一世纪初，我们也有属于我们的苦闷。

在我的印象里，我们的苦闷是跟一些特殊的场景和气味联系在一起的。那是一些并不美好的印象，回忆起来却有着特别的滋味。比如说，在燥热难忍的夏夜里拽着电话线在漆黑的楼道里跟天南海北的朋友聊天，比如写不出物理作业只好到处找同学借来抄，比如每天走在林荫道上的时候期盼着能跟自己心仪的男生偶然碰面，再比如女生宿舍里一道道拉起的帘子和男生宿舍里随处摆放的电脑、游戏机以及脏衣服臭袜子的难闻味道。这些场景都混合着一种焦虑的心情，一种想法不得实现、生活没有方向感的躁动的感觉。的确，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用功学习，或者考托考G，或跟女朋友、男朋友谈着各式各样的恋爱，可是有一种焦躁的心情隐藏在其中，令人无法摆脱。它不是浮在表面上的，它在生活的毛孔里，像个粉刺会偶尔发作，你去挤它的时候感到疼，疼过以后还会留疤的。我们的生活里没有发生过任何能跟我们的前辈们的生活相“媲美”的重大事件，类似“五四”、“文革”或“六四”那样的。我们的重大事件是昌平校区的邱庆枫在返校途中被杀害，以及三年后的“非典型性肺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典型”的年代里，不是没有事情发生，然而内心的跟年轻跟方向跟理想有关的焦虑始终释放不出来。于是我们大把地挥霍着时间，在电脑前面跟素不相识的人或聊天或打游戏到深夜，在大讲堂一部接一部地看周星驰的电影并乐于背诵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幽默和智慧的台词，在湖边毫无目的的一圈圈走着、谈着轻飘飘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而谈的恋爱。现在想起来，我的心还在一阵阵抽动中感到疼痛：那都是些多么聪明敏感的头脑啊，然而他们在浪费着——至少是浪费着那一小段——生命。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否认我是骄傲的，我身上有着被很多燕园以外的人当作标签来用的那种北大人的傲气。我也无法否认我就是那“浪费”生命的一群人中的一员。当然，那些“浪费”在今天看来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就在于它体现了我们的苦闷。 

回忆的时候我想起那个和我一样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后来为了理想去了南方一所中学工作的师兄，我想起那个非常喜欢历史也读了很多书却从不显山露水、后来差点没能从我们系毕业的男同学，我想起住在33楼的电影协会主席，他看了无数电影还办了同性恋电影节并因此登上法国报纸可是却厌恶学业，还有那个因在在校期间怀孕而被处分的师姐，你们现在都好吗？那些过去的事情都是牢牢打在我们身上的印记，它既标志着我们的无法示人的苦闷，也代表了我们的时代。后来我们纷纷离开了那个湖和那座塔，有的跟我一样在离它们很远的地方默默学习和工作，更多的人散落在中国的各个角落，生活着。我们所期待的能够改变历史的能够震撼我们灵魂的大事件没有发生，也许在我们的生命中它永远都无法发生了。那些焦虑和压抑还在着，但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去想它们，把它们在心里最幽暗的角落藏好。也许我们将是最默默无闻的那一代人，并终会成为时间手中的砂砾，被随意散落在任何地方。

如今我生活的这座校园里也有着美丽的园林和湖泊，它跟燕园的相似之处常常让我想起远方的那个园子。在这里我见到了很多有着同样优秀头脑的年轻人，但他们没有我在燕园时身边的人的那种气质。相较之下，这儿的年轻人显得更为成熟，他们大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按部就班地去做就能得到。在高级资本主义的美国，他们的确不需要有我们所经历过的那种苦闷。这让我更为自己和“我们”的燕园岁月感到骄傲和伤感。看到这儿的秩序井然，我会想，如果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秩序；看到这儿的图书馆，我会想，如果燕园能有这么好的条件……这所学校是硬件极为出色而学生极少的，在很多时候很多资源都处于无人使用的被浪费状态，我会想起那座拥挤的园子，想起我们需要在有雪的清晨早早起床去图书馆占座位——我们没有浪费过任何资源，而只有自己的青春可以用来挥霍。

我知道我没有说清我想说的话，因为谈到那段生活，我可能会一直无法用确切的文字来表达它所带给我的东西。那些东西在不知不觉间被我一直带在身边，早已成了我的一部分。在回忆的时候我体会到了一种真实的悲怆的感觉，有点像读《日瓦戈医生》的时候体会到的那种苍茫。我意识到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毕竟还是留给我一些馈赠，也意识到了这种无法言说的压抑感是我们这一代人没办法逃离的命运。也许明天天亮的时候我就又会潇洒地说，北大？我一点也不喜欢；但在此刻，我必须承认我是在那里领受到了生活给我的第一份赠予，我将学会勇于面对它，并且带着它继续走下去。

李沁云

2007年12月8日写于普林斯顿

第八首

                   她说


冬夜连星星也冷得紧。毁灭，
她说；像内脏受伤的豹将痛觉
弥散于夜之无垠。她曾是被红领巾
装饰了脖颈的小学生，黑白的
老照片里头戴葵花发卡，她说
幸福；未来是操场艳阳下发热的沥青。
可是青春期漫长如冬夜，生长纹比后来的
妊娠纹更加顽固，抱紧自己，她说
母亲，我是黑夜在哭声中给你的。
她是蝴蝶从花瓣上跌落，在凝滞的
时间里拨动翅膀，等待秋风席卷的
一场死亡。迎着令眼睛
疼痛的尘暴，她说
努力活吧，死不一定比活着更好。
于是她活了下来，所有沉默的时刻
都被她写进流向内心的低语。不，
流进太平洋，流入最低最低的海沟，她说。
她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两个，她说
生命啊，当你居高临下地到来，你
是最鲜艳的赞美也是最毒戾的诅咒。
她是想说却无法言说的语词，是黑白蓝
这三种孤独的颜色，亦是记忆的漏洞，
和她自己梦境的豁口。爱呀爱呀，
她说；注视着人生中段的锋面，
谁知道它会落云成雪还是乍暖还寒？
在这个凛冬之夜她累了，来不及
闭眼便睡着。像一只受伤的
母兽在星空下，左眼盛满杀戮，
右眼映出爱愿。


L.j 
2021年11月26-27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父亲：一个不断逃离的人，成了消失在时间里的幽灵

父亲的革命者身份在影片中从未被言明，而是通过种种细微的线索为观众所知。持续了三载的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于1939年，并以左翼革命阵营的失败而告终。之后独裁者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直到他在1975年去世。因此，《南方》所讲故事的历史背景，正是弗朗哥政权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期。和片中的小女孩一样，观众了解到父亲这一人物的过去，亦只有通过从南方赶来参加圣餐礼的老女仆的只言片语。年轻的父亲曾有过的激荡人生，只能化作老女仆口中平平淡淡的一句总结：内战结束后，在弗朗哥治下，父亲与祖父“交换”了位置——父亲成了“坏人”。

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现手法：从南方赶来参加Estrella首次圣餐礼的明明是两个人，祖母和老女仆，而且在通常意义上，祖母应是更重头的人物；但为什么，祖母除了在到达的汽车上因不确定这所房子就是父亲的家而与老女仆有过简短的对话之外，影片没有再让她开口说话？我的推测是，这两位女性各自有其象征意义：祖母的沉默是来自祖父的仍带有对抗性的讯息，而老女仆才代表了南方，她喋喋不休的亲切话语，是遥远故乡对失散在外的游子的问候。在电影里，虽然老女仆只与小女孩发生了对话，她所代表的故乡，却对父亲在革命失败后获得的创伤与虚无给出了慰问的姿态。

正如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所发现的，这部电影从标题《南方》到人物本身再到人物所使用的道具都充满了隐喻意味。父亲如幽灵般的存在喻示了那场曾经发生但早已在时间里灰飞烟灭的左翼革命。他是一个深怀创伤与虚无感的失败的革命者，左翼阵营被镇压后的每一天，父亲都不得不活在来自历史与世界的敌意之中。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是如何应对从外面一波波压过来的敌意以及由自我内部不断涌起的虚无感的呢？从精神分析人格诊断的角度看，父亲明显是一个分裂样(schizoid)人格者，他具有分裂样个体的神秘和遗世独立的气质。观众看到，时间的缓缓滑动里，父亲先是带着母亲和小女孩在远离家乡的方向上不断搬迁，又在接到昔日情人的回信后开始从夜晚的家中消失，并且在小女孩长大后，把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了黎明前的护城河岸。换句话说，在历史的重压与内心的痛苦双重作用下，这个人物先是离开了故乡，后来又逃离了家庭，并最终未发一言地离开了他自己的人生。这个神秘的分裂样人格者，他的主要心理防御方式就是不断地从真实生活向内心世界撤退(withdraw)，直到把自己撤退进死亡以及死亡所代表的黑暗和静止。与“撤退”相关，分裂样个体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与他人关系的淡漠。尽管父亲很爱Estrella，他却与她始终保持着一种隐喻义大于真实义的亲密感；而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疏离到几乎没有。和所有其他人格类型一样，分裂样人格也是人们从不良的早期生命体验中建立并发展出来的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分裂样人格者最初往往是为了自我的保存(self-preservation)而被迫戴上了冷漠、疏离、退缩的人格面具，但久而久之，这个面具会成为他们的自我的一部分，当他们成年后，便会主动选择与世界和他人相疏离的生活方式。深夜离家躺在不知名的小旅馆房间的那些夜晚，父亲卧在狭窄的单人床上抽烟，像是感染了“活着”所带来的某种疾病。他沉默的姿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被世界所抛弃的人，但事实上，他也早已遗弃了全世界。

电影所表现时段里的父亲，他与往昔爱人的关系也是隐喻义大于真实义的。父亲所怀念的情人虽然是一个具体存在过的女人，但她亦象征了南方的故乡、家乡的沃土，以及祖国/国家概念当中的母性成分。革命失败给父亲带来的创伤和丧失不止一重：他不仅失去了理想、家园，也失去了爱情。正因为昔日爱人是浓缩了父亲生命中一切美好事物的一个象征符号，与爱情有关的创伤一旦被唤起，它势必牵动父亲的其他伤痛，以至于威胁到他的存在性。片中片《暗影之花》里，Irene Rios扮演的金发女被情人所枪杀，情人道，“我们本来可以很幸福，”而她在断气前说，“可我从不知道幸福是什么”。那时，我们看见，父亲坐在影院的一片漆黑里，银幕反射在他脸上的光线泄露了他眼中的痛苦。父亲起身提前离开了电影院。那或许是第一次，父亲的存在性创痛被集中地唤起。到了阅读南方情人那封令人心碎的复信时，创伤的爆发似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并直接促成了父亲每晚的离家出走。

父亲在夜间消失时去了哪里，影片没有说明。观众能了解到的是，他好像乘火车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然后把自己塞进某个小旅馆的破败房间里。而旅馆的所在地，是靠近南方还是又比女孩与父母的居住地更靠北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问题耐人寻味。旅馆房间的窗透过朦胧的蓝色光线，火车的隆隆声一下一下地回响在背景里，像是前进的历史车轮从时间的隧道中走过。这个房间里，父亲卧在窄小的床上等待时间推进到黎明，或者如影片所表现的，等待天亮前能带他回家的最后一班火车。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位诗意且神秘的革命者的容身之所吗？父亲的理想、家园、爱情以及他所有的个人历史，都已消失在了时间的通道里；在时间的行进中，还有他的位置吗？这时，父亲已经弃绝了除自己的生命以外，他在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时间；这一解读或许可以解释父亲为何每晚都要离开家。我们都知道儿童长个儿是发生在夜间的，而父亲晚上从家里消失，白天则在医院上班，如此一来，他回避掉了女儿在时间里的成长。假如他不得不目睹Estrella一天天地长大，她会不会令他想起自己已经失落在时间长廊里的南方爱人？他还能否承受在酷似自己的女儿脸上看到时间再带来一回希望、然后再一次毁灭理想？

上一部分的解读中我曾指出，父亲的那根怀表链象征了脐带，并因而代表了他和故乡、和自己过去的历史之间的联系。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着这根表链，它是时间留给他的一点遗迹，关于他自己的过去。当女孩发现父亲不再使用这条链子，自然，这表示父亲已放弃了他与家园、理想、甚至年轻时的爱情的联系。但我们也必须要想到，在Estrella出生前，表链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父亲注视着的母亲的肚腹上），它就已经是一个残缺的物件，是一根丢了怀表的链条。因此父亲的这根表链，其实是与它自身的根部断裂开来的一段脐带。这段没根的脐带，在时间的流逝中，早已变黑、风干，失去了它原有的维系生命的意义。作为时间通道里的一个幽灵，父亲保留着它，因为它亦是他自己的象征。当他不再使用这条表链，时间停止了，他也弃绝了自己的人生，对妻子和对孩子，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女孩与父母居住的房子在屋顶上有一个金属的海鸥标志，这座小院也名为“海鸥”。在影片中段，我们得知，父亲很可能来自塞维利亚，因为他把给过去爱人的信寄往了那里。赛维利亚是西班牙南部一座靠海的美丽城市，那里的海岸边，一定有海鸥飞翔。自革命失败后，父亲从未回到南方，但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心底保有故乡。《南方》一片展现了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在时间通道里茕茕孑立的神秘而诗意的人物，只有通过影片叙事的大量留白和超量的黑夜暗影，观众才能了解他纠结、悲壮又极其痛苦的一生。

女儿：如果丧失是成长的代价，已丧失的还能否在时间里被找回？

和艾里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蜂巢幽灵》一样，《南方》选择使用孩子的视角来展现一个有关时间流逝、有关历史反思的带有繁复情感纹理的故事。在前者中，主角安娜是一个比Estrella年纪还要小的女孩。内战的阴霾下，安娜在荒地的破房子里无意碰见了一个受伤的军官，那是她小小一生中遇到的除父母之外的第一个重要客体，我甚至觉得，她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安娜就获悉了军官的死亡。她是从父亲拿回家的怀表（又是怀表；在《蜂巢幽灵》中，怀表是军官的遗物）的音乐声和父亲的眼神里读出死亡的消息的。蕴含在无言沉默中的死亡在仅有六岁的小女孩脸上所造成的又惊又苦的神情，足以令影片所有的观者都潸然落泪。《南方》的故事里，Estrella也不得不承受了父亲的死亡。与其说艾里斯这个导演过于残忍，他总是通过小孩子的心灵世界令观众经历难以承受的痛苦情感，倒不如说，是时间实在太残酷了，我们希望它是一双温柔的手，但它抚过孩子们的时候，却有可能带了一种残忍的力量，让小孩目睹人生的真相并因此一夕间长大。

Estrella与《蜂巢幽灵》里的安娜一样，都经历了重要客体的死亡，不过跟后者不同，Estrella在父亲自杀之前很久，就被迫看着父亲一点点淡出自己的生活和他本人的生活。影片通过刻画女孩与父亲之间不同寻常的精神联结来表现她对父亲的爱。圣餐礼当天早上，父亲在教堂外打猎，女孩一度担心不信教的父亲不会出现在教堂里。可仪式临近尾声时，父亲却从暗影中浮现在教堂后部，带着他不属于世俗化的宗教世界的神秘气息。女孩身着白衣白纱——如老女仆所说，像新娘——走向父亲并抓住他的衣襟对其低语：“要是你累了，你可以出去，但是不要离开，好吗？”然后她返回仪式并自语：“他是为我才来的。”小女孩对父亲所说的那句话，是她对所爱客体的祈求：你可以对我疏离，但请留在我的生活里。在西方天主教的传统中，儿童第一次领圣餐的年龄，大约是七到八岁。按照精神分析理论，七八岁的Estrella正处在俄狄浦斯期的末尾，她大约已经处理好了与父母各自的爱恨关系并正在发展出能帮助她适应社会生活的“超我”。从教堂返家后，女孩与父亲在家人的注视中相拥起舞。这个场景中的镜头从摆在餐椅上的女孩头纱开始，随着起舞的父女二人在屋内转了一圈后，又最终定格在了头纱上。这个与新娘头饰相似的头纱向观众暗示了女孩对父亲的爱。

然而，女孩很快就迎来了她生命中的另一个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老女仆和祖母离开后，Estrella意识到父亲生命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觉得，画外音所说的“另一个女人”表面上是针对母亲而言，事实上是针对女孩自己。Estrella在父亲抽屉中发现父亲手绘的女性头像和反复写下的名字：Irene Rios。因母亲不知道这个名字，女孩感到自己成了父亲的同谋。母亲不知道这个名字很正常，因为女孩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往昔爱人已经形成一个把母亲排除在外的新俄狄浦斯三角了。以异性恋性向为前提，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每个人在世间带着性欲色彩爱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异性父母，在这种爱上之中，我们也会希望同性的父母消失。然而，在俄狄浦斯期冲突慢慢展开的过程中，突然，父亲以其在夜晚的失踪而不告而别了。对Estrella，消失的并不是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父亲过去的情人，而是爱的客体本身。在不过七八岁的年龄上，她承受了一个巨大的丧失。

Estrella长成大女孩后，画外音说：“当傍晚只剩一道微光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步。”我们看到女孩来到影院外面，想要在海报上寻找Irene Rios。她没找到，于是感觉那个女人仿佛已从世界上消失了。女孩又来到摆着自己半身照的照相馆橱窗，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并露出微笑。情节上的这个并置说明女孩在Irene Rios身上寻找的既是父亲的过往情人，也是她自己——她希望她就是父亲那么深刻地爱过的那个女人。路上，女孩看到父亲从酒馆中走出，并且在照相馆的橱窗流连，她悄悄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黑夜的街道中。父亲在摆有她照片的橱窗前驻足，使女孩确认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尽管在Estrella眼里，父亲是充满神秘感的，就像那根不知来处的表链。

父亲刚刚成为消失在夜晚的幽灵后，女孩仍年幼时，为了抗议家中愈发压抑的气氛，有一天，Estrella把自己藏在了床底下，谁也找不到她。这天晚上，父亲没有离开。天黑后，父亲坐在女孩卧室楼上的房间里，她听见他以拐杖一下下地敲击楼上的地板。画外音评论道：“父亲以他的方式参与了我的游戏并告诉我，他的痛苦远远大过我的。”父亲敲击地板的沉重、缓慢的声音，像是命运/时间的脚步声，它也确认了Estrella与父亲隐秘的情感联结。

如果这个联结能一直隐秘下去——就像父亲与他的故乡、理想和昔日爱人之间的联系——父亲会活得更久吗？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父亲的自杀的确发生在女孩无意间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隐秘平衡性之后。女孩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正举行一场婚礼的饭店里，他们坐在餐厅，却能听到隔壁舞厅里传来的婚礼乐声。有可能，父亲有意安排了与女儿在婚礼曲目中的这次见面，我想到，这是他在赴死以前最后一瞥女孩的尘世生活并提醒女儿他们之间的爱的联系。出人意料地，女孩提起了Irene Rios，问父亲，这个人是谁。父亲却否认自己认识她，不过他承认了在影院看《暗影之花》一事，并说自己“在影片结束前就离开了”。这句话像一句谶语，因为后来我们得知，父亲在生命结束前就提前离开了自己的生命。Estrella的问题，或许让父亲明白了，女儿在自己心目中并不仅是女儿，她已经接替了过去情人的角色，成为理想、故园和爱的新象征。心如死灰的父亲早已不再想望故乡，却在女儿捅破他与自己过去历史的隐秘联系之后，发现女儿心里已经种下了来自故乡的种子。由此我觉得，父亲的死不完全是他从自己生活世界里的最终撤退，这其中蕴含了一点点希望。Estrella向父亲告辞时，父亲让她仔细听舞厅传来的两步舞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曾伴着这只曲子跳舞，《在世界上》。”女孩说记得。那是她的第一次圣餐礼那天在家中。餐厅里他们再次听到那首曲子，它是父亲向女儿、向整个世界的告别。

女孩从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餐厅中离去时，画外音说：“我就这样离开了父亲，把他留在窗边，听着两步舞曲，孤独，并且等待着他的命运。那时我有可能为他做得更多吗？”实际上，父亲的命运尚未完结。影片结尾，女儿带着与父亲的隐秘联结，把他的怀表链和他去世前那晚往南方挂长途电话的收据都打包进了自己的箱子，踏上了去向南方的旅程。如果《南方》能够拍出Estrella在塞维利亚的经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在父亲的故乡探寻往事，在时间的线性滑动中试图找回一些已经丧失了的东西。艾里斯没能拍出后续的塞维利亚故事，这对导演本人也许只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对《南方》的观众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必然。南方是不可能到达的，正如人无法在时间里追回已经丧失掉的那些东西。父亲背负着失去了理想、家园和爱情的沉痛的感觉如幽灵般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失去父亲，则是Estrella不得不接受的、最为沉重的成长代价。她或许追悔，就像画外音的自问：“那时我有可能为他做得更多吗？”但她绝无可能再找回这个代价。和《蜂巢幽灵》里的安娜一样，Estrella也将带着丧失和残缺的感觉继续成长并在一生中为这种感觉进行哀悼。《南方》成为艾里斯导演未能完成的一部作品，不是由导演本人或者他的投资人所决定的；这是时间的决定，是历史的逻辑所作出的选择。

当代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带着失落和残缺的感觉在生活，无从逃脱。与客体关系学派强调“好客体”不尽相同，法国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和安德烈・格林都聚焦于“客体的缺失”，拉康指出，体验到缺失之后，主体才会明白他曾经拥有或所希望拥有的客体是什么；而格林更是以the work of the negative（大致可译为“否定性工作”，“否定性”在此是名词）的提法来论述残缺和否定性对人的自我构建的重大作用。《南方》的电影故事跟它的两个核心人物一样，是残缺的，并因这种残缺而显得真实且有力量。

    “在南方，我们的痛苦/并非由于歌唱”，多年前，当我写下这样的句子，即是为了悲悼个人生命经验里的残缺和失落。2020年春天，我遇到了维克多・艾里斯以影像呈现的《南方》，它是一首哀歌，在我心中焕发了哀恸的音符和对个人历史的汩汩追忆。这追忆里少不了时间的身影，我看不到它，但知道它无处不在。时间有一双温柔而残酷的手，它总是让我们猝不及防地面对生命中的创伤与幻灭。不过没关系，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李沁云

2022年11月27日、12月11&18日写于器堂楼上

【自述：我能对一位创作者表达最高敬意的方式，就是为其作品认真地写一篇书评或影评了。这是一篇迟到了快三年的评论，2022年年底的我，才终于有了足够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去完成杂糅了我的观影经验、我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些文字。这里我的文字除了它们表面上的意思之外，我觉得，每一个字亦都在表达一部电影作品与它的观众之间奇妙的缘分。】

你应该为我哭泣/让我在你的缝隙间/张望到白天和黑夜/在两把椅子中间/你的身体里有木头的清香/我将开口说一棵树/偶尔，我们坐在椅子上/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植入你的手/我前面的那一个/和后面的另一个/已经像秋天一样/具有了惊人的美/在南方，我们的痛苦/并非由于歌唱
                                                                     ——L.j《屋中人》（2003）

疫情初起的那个春天，在时间变得缓慢甚而凝滞的窒息感中，我遇到了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于1983年上映的作品《南方》（El sur）。三十七年前的光线和暗影借着DVD碟片映在我脸上，我被片中静谧的氛围、细腻的光影、简洁的对白和诗意的画外音叙事所深深打动。最为神奇的是，我发现艾里斯拍出了我在2003年的诗作《屋中人》里所表达的对“南方”一词的想象：一种语言难以触摸到的、纠结的痛苦。

在世界影坛上，维克多・艾里斯可算是一个“怪咖”。这位出生于1940年的导演，仅仅拍摄过三部长片，并且每部长片的问世时间都相隔十年左右：1973年的《蜂巢幽灵》、1983年的《南方》，还有1992年成片的《榅桲树阳光》。三部长篇电影里，也只有前两部是一般意义上的剧情片，而《榅桲树阳光》所表现的是画家Antonio Lopez面对一棵生长着并开花结果的榅桲树作画的情景，它是一部纪录片。贯穿于三部影片的，在我看来，有一个深刻的主题：时间。爱上了《南方》之后，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观看了艾里斯的另外两部长片。这位导演试图在作品中呈现时间之真义以及时间之感觉的努力，像一只温柔的手，穿过几十年的岁月，在大疫之年触摸到了我，一个完全不会西班牙语并且也不了解二十世纪西班牙历史的中国人。我意识到，艾里斯作品的基本主题便是时间，是时间之手所可能裹挟的一切（包括历史和历史的幽灵），是人们在时间的一点一滴逝去中的痛楚和其他感觉。而这个主题是超越国界的，因为它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处境。所以尽管《蜂巢幽灵》和《南方》都放入了西班牙内战的背景，《榅桲树阳光》又显得相当执拗且小众，这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仍能令今天的观众为之感动。

我多年前的诗作里，那种纠结的痛苦便是因时间的流逝而来。不论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艾里斯的视觉文本《南方》，又或我自己所写到过的“在南方”，我觉得，“南方”都是一个精神性的指涉。它自然可以有具体的所指，比如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比如中国淮河以南那些被溪流围绕的小村落。然而在文学与艺术的坐标系里，“南方”这个概念必然是对理想和家园的诗意化建构。在作家、艺术家们对“南方”这一理念进行创作之时，理想和家园大多早已远去，并为时间的通道所掩埋。因此，“南方”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时间的维度——它指向并且只能指向过去。如此看来，“南方”一词，本身已经包含了对过去岁月的哀悼感，而以“南方”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不妨说，很可能便是关于已经失落了的理想和家园的一曲哀歌。

艾里斯的《南方》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影片并未确切交代），几经搬迁后，小女孩Estrella与父母一起落脚在西班牙北部一座小城的郊外。父亲Augustin在这里的医院做医生，母亲则居家。女孩知道父亲来自南方，她却从未听他提起过那里。直到一个雪天，母亲对女孩提到，父亲因与祖父不和而不再回去。后来祖母和老女仆从南方老家赶来参加女孩的第一次圣餐礼。老女仆在对话中向懵懂的小女孩透露：内战结束后，在弗朗哥政权下，父亲与祖父的位置交换了，父亲成了“坏人”。女孩担心不信教的父亲不会出现在自己领圣餐的教堂里，父亲却在仪式的尾声从暗影中出现在教堂的后部，并拥抱了向他跑过来的女孩。祖母和老女仆离开后，父亲的过去进一步浮现出来。女孩无意中发现，父亲有一个过去的爱人，是一个艺名为Irene Rios的电影演员，有一部她扮演蛇蝎女配的电影正在小城上映，名叫《暗影之花》。女孩目睹了父亲从电影院离开，并跟着他来到一家酒吧。女孩从酒吧的窗外看到，父亲握笔在桌上写一封信。父亲后来收到了真名为Laura的过去情人的回信，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在夜间从家里消失，天亮时才会从后门回家。家中的气氛愈发沉郁，作为抗议，有一天，女孩把自己藏在了床底下。母亲和女仆都找不到她，然而父亲回家后坐在楼上的房间里，以手杖一声声地敲击地板。女孩感觉自己懂得了父亲没有说出的一些话，她开始急切地盼望着长大。时间突然跳跃到1957年，女孩已经成了高中生。某天中午，父亲从学校接上女孩，带她到城里的大饭店吃了一餐午饭。在隔壁舞厅的婚礼乐声中，父亲问起与女孩正在交往的男孩子。后来女孩提起了有关Irene Rios的往事，但父亲否认自己认识这个人。女孩为了赶回学校上课，拒绝了父亲让她再留一会儿的要求。第二天的晨曦中，父亲被发现死在护城河边的芦苇丛里。女孩从父亲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小纸片，是父亲去世前的那一晚往南方挂长途电话的收据，但号码并不是她所认识的。不久后老女仆从南方来信，女孩决定接受邀请去南方换换心情，整理行装时，她带上了那张小小的收据。

影片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表现女孩的南方之行。在导演访谈中，艾里斯承认，因经费限制，他只拍出了剧本里的一小半内容，本来的计划里，女孩到了南方，还会有许多故事发生，甚至，她会遇见父亲与过去情人所生的儿子。在它自己的导演眼中，《南方》没能讲出一个完满的电影故事。可是作为一则关于时间的寓言，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已经相当完美：它所没有说出的远远大于它已经对观众讲出的；一种对于理想和家园丧失的疼痛感以及对个人历史的悲悼感，会久久地萦留在每一位与这部影片相逢的观众心里。

“时间是为我所知最公正的天使”

时间是《南方》真正的主角，影片通过多种方式对观众暗示了这一点。首先，电影的主要叙事方法是倒叙，主体叙事角度则是多年后（或许就在影片完成的1983年）女主角的回忆，然而这个成年人的形象并未在片中出现，只是作为画外音来对观众提示女孩的内心想法。其次，一些反复出现的看似表现空间的镜头，也强烈地体现出时间的安静、纵深和流动。如，女孩家门前望不到头的那条路，屋前颇具空间感的藤架，环绕着城市的小河及河水在微光中闪动的粼粼水波，父亲工作的医院里长长的走廊，还有屋顶上的海鸥铸像在四季交替中的不同形态——它在冬天被冰雪冻住，到了春天雪化时，则从翅膀上缓缓流下一滴滴水珠。与此同时，精简到几乎极简的人物对话和留给了观众大量遐想空间的极富抒情气质的画外音，也把时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角不容置疑地推到了观众面前。

本片中，最形象地代表了时间的事物，是那根神秘的表链。怀表是指示时间的物品，然而这是一根没有表的光秃秃的链子；缺失的表，是对影片的时间主题的重要提示。本片开场表现的已经是故事的结尾，父亲被发现失踪和死亡的那一天。字幕告诉观众这是1957年的秋天，然后一片黑暗中，窗外透过了熹微晨光，女孩的床铺在银幕上显形，狗吠也在镜头里响起，母亲与女仆的叫喊声令已经是个大女孩的主人公得知：父亲Augustin失踪了。Estrella坐在床边打开小盒子，取出父亲的表链，并在表链的微微摆动中沉默着流泪。画外音道：“那一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不同只是因为父亲从此消失了吗？显然不是。Estrella年纪尚小时，表链是父亲身上的“神秘力量”的象征，他曾手持这个物件在野外帮打井的人寻找水源。他也曾在阁楼上教女孩如何手持这根表链在房间里绕圈子、“做实验”，小小的表链中流淌着父女间的亲密性，并且暗暗涌动着生命的融合与传承。当父亲开始从夜间的家里消失后，Estrella发现，父亲再也没使用过这根表链：对于父亲，时间停止了。当父亲在1957年秋天的这个清晨彻底从女孩的生命中消失，对她来说，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电影没有表现女孩踏上父亲的南方故土后发生了什么。但也许可以猜到，在听到父亲失踪消息的那一刻，女孩感知到了父亲的死亡，对于她，从此，手中摆荡的表链所象征的时间，被赋予了丧失感的悲痛与沉重。

这根表链来自哪里，影片没有交代。女孩快要出生时，当它从父亲手中摆向母亲隆起的肚腹，它就已经是一根没有怀表的表链。我觉得它最初很可能是属于祖父的，不然的话，在父亲与女孩拿表链做游戏的场景中，生命传承的感觉不会如此凸显。但不论这条链子是否来自于祖父在南方的家里，它都象征了父亲和故乡、和自己过去的私人历史之间的联系。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表链的形状显示，它未尝不是脐带的隐喻；而脐带则是我们每个个体与另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初的联结。那么怀表去哪里了呢？片中暗示，过去身为革命者的父亲，或曾在独裁政权下被关进过监狱。那块表，我想，有可能丢失在了父亲年轻时的人生风暴里。他保存着这条表链，一定是用来寄托他与家园和过去理想的微弱联系。而这根空荡荡的、丢了怀表的链子，实际上也象征了父亲所背负的沉痛的丧失感。

影片中段，父亲独自坐在一家餐厅里读他从过去情人——艺名为Irene Rios的女人——那里收到的回信。观众是通过这个女人的画外音了解到信的内容的。女人表达了对父亲因看到她的电影而联系她的不满，以及作为一个不成功的演员（因其只能扮演每次都在电影里被杀死的蛇蝎女）对生活的绝望及冷漠。女人说到：“时间，Augustin，是为我所知的最公正的天使。”这句埋藏在父亲过去爱人回信中的话，不妨被看作本片的点题之语。女人的这句话意在告诉父亲：我们都已经变了，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为什么还要与我联系呢？父亲每晚从家中消失以及停止使用表链，就开始于阅读了这封信之后。那以后，我猜测，父亲不再记挂他与他过去的理想和家园之间的联系：时间停止了。

作为一部故事片，《南方》的叙事并非靠对话来推动，而是经由人物对话的极简和留白，经由丰富、微暗的光影之中所隐含的沉痛诉说。影片中没有日光美好的晴天，反而每一天都是树叶枯黄、阴云密布的秋冬季节。或许这就是作为叙事人的女孩所感知到的父亲的内心世界：冷冽且布满了重重阴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幽灵般的人物是位失败的革命者，他身上承受了时间所能给人造成的最沉重的重量。

（未完待续）

第七首


                     无尽


被你握住的一千条河流在这天
有了确切的名字。这一天，你的一生
印在书里，是由遥远异国的陌生人
以字母文字写出的。一千个模糊的
梦境腐朽了一千朵朝霞，醒来后，
你必须在别人的故事里奔跑，最终穿过
闪闪发光的一千条街道。一千个名字
被你注视，它们陈旧的笔画令人眩晕
或恶心。“可它们毕竟发生过啊————”
你想，“它们有一千个存在的理由。”

这一天你在你孩子的电视屏幕上看到
一千只鸟儿所代表的一千次起飞以及
一千种飞翔的姿态。你的摔倒的孩子说：
“妈妈，我疼。”那是一千回无尽的
人生之痛的开幕吗？这是你在
四十岁的一千零一个问题。此时
你的呼吸再也遮不住雀跃的
火焰的气息。然而你手中流淌的河
抵达不了生活的纵深处
绵延而幽暗的火。吞没了黑暗的
白天啊，不过是第一千零一个
形状失真的梦。可我相信
其实有一千个疲倦却安静的你
手握利刃刺穿了不能言说的梦境，
奔跑如那些街道，你
奔涌像那么多条河。

你是你写出的一千个伤心的故事。
身负一千种伤痕的第一千个你
在梦的无尽黑暗里想：
“我要那一千亿颗星星，
都做通往我坟墓的灯火。”


L.j
2021年11月11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

… Stimmen, Stimmen. Höre, mein Herz, wie sonst nur/ Heilige hörten …

… Aber das Wehende höre,/ die ununterbrochene Nachricht, die aus Stille sich bildet./ Es rauscht jetzt von jenen jungen Toten zu dir.

谁，每当我呼喊，会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声音，声音。听啊，我的心，正如惟有圣徒听见过的那样……而我听着微风里那由寂静形成的、永不间断的讯息。它此刻正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处涌向你。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这里引用的部分是我自己由德语译出）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 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

娃娃《寂寞的季节》歌词

Psychoanalysis is an act of love.

Michael Parsons (2022年10月于BPSI讲座)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会读到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论调，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声音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总叫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精神分析叫人谈论童年”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不过每当我在网络论坛上遇到这样的质疑，我总是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大约表明发问者对回忆和探讨自己的早期人生体验带有某种阻抗，而阻抗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所阻抗的东西会造成痛苦。确实，并非每个人都有愉快的童年记忆，我亦属于不愿回到童年的那一人群。近年来，随着大小节庆都变得愈发商业化，“国际儿童节”也成了小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节日，每到那时，社交网站会邀请用户分享儿时回忆，而大小商户也纷纷打出“童年的气息”、“儿时的滋味”这样的广告语。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假设：童年是幸福的。很可惜，这类推广手段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急切地盼望长大。

所以尽管我可以理解，童年对某些人们意味着对父母的依赖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我也不会忘记，对另一些人来说，童年的体验是人格不独立的屈辱交织着对长大的渴望以及对人生自主权的强烈向往。与第一个分析师Dr. K工作期间，我在最初两次面谈中主动涉及了一些幼年往事，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半里从未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自然是我清醒的阻抗，现在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见面频率或许也妨碍了话题再深入到人生初期，毕竟在每周只谈一次的框架里，能维持与现实生活进展的同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后来的临床经验证明，其实除了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分析师可能会直接问起患者的幼年情况，其后的会谈里，这个话题一般是由处于种种叙事情境里的来访者提起的。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分享他给病人的指示时说，分析师要告诉患者：把一切你觉得该说或不该说的都告诉我，想象你是坐在火车里靠窗位置的乘客，车窗外的风景（也即病人的内心景象）你能看到而我不能，因为我在靠走道的位子坐着，请把你所见窗外的一点一滴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鼓励患者“说出一切”，那么每个人的童年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况且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早期人生经验对人格塑形的巨大作用。这么看，我与Dr. K的对话在初始访谈过后始终没有回到童年话题上来，或许是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的一个佐证。

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塑造是我早已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在训练分析当中切身体会到童年情景对个人生命的深远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某国内论坛收到素不相识的网友的私信，对方谈论了自己的心理困扰，并且向我讨办法。看到这条信息，正是在我临睡前要关掉手机时。我感到气闷，并为自己的气闷而烦恼。第二天，我就跟分析师唠叨了这件事。我讲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可以怎样有礼貌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在本地寻求心理援助，可头天晚上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觉得这个人毫无界限感，不过，我明明马上要睡觉了，干嘛要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生气呢？我对Dr. A说：“生气可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啊，在这件事上真的值得吗？于是我一面生气，一面便又因自己的气闷而自责。”分析师同时在行动和心理这两个层面给了我建议。她首先告诉我：“你不妨这么回复这个人：我很乐于帮助你，我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百美元，欢迎与我开始工作。”我一听就咯咯笑出了声。Dr. A这个说法里的幽默感和游戏性正是我的性格中所缺乏的（但也是成为一个分析师的道路上所必须发展出来的），而其中蕴含的边界感却可以提醒听到这话的另一方：我的服务有很高的价值，请放弃希望我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一期待。

在心理层面，Dr. A提示我说：“你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理解你生气的深层原因。”我想到生活中在一些其他人缺乏界限意识的时候，我总是会被触怒。比如说，有事想询问我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带着吃的喝的上门，弯弯绕绕了很久之后才触及正题。我抱怨道：“每次我都以为人家是因想交朋友而来拜访，后来却发现不是。有事就直接说事嘛，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好像朋友一样坐进我家来寒暄？我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分析师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她也曾向我主动袒露，她只在多年前去香港出过差，此外没到过国内的任何地方。可能是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哲学的广泛涉猎使她在这样的时刻——谈话中有非常浓重的异文化色彩的时刻——仍能继续引导我把探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Dr. A当时问我：“这是否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残余？”她接着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邻里和熟人间必须互相帮助、甚至一起分享食物，这种模式形成了传统之后，也许仍存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而带着吃喝好物去拜访别人，也依然是一种普遍受赞赏的行为。我答道，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在那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不久，父母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由于彩电尚未普及，那时的邻里之间，即便家有电视，也通常是黑白机器。所以很自然地，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挤在我家的电视前看节目。我脑中浮现的便是小时候彩电里放电视剧《武则天》和《西游记》时家中唯一的一个房间里人挨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场景。我讲出这一自由联想内容后，分析师突然问道：“这些邻居看完剧才走，有可能离开得很晚，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睡觉，就像昨晚那条论坛消息对你的影响一样？”

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与Dr. A的这次面谈令我久久回味，它对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身为躺椅上的病人，自由联想可以发生得多么随机却同时也相当有机。我那天感叹“原来如此”时，也对分析师表达了这一感觉：自由联想简直太神奇了，仿佛就是“咔嚓”一下，一幅我平日根本不会回想起来的画面就蹦到了我脑海里。与此同时，分析师帮我在切近的生活时间与遥远的童年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我发现自己还依稀能回想起五岁的自己在夜晚困倦不堪，但不得不忍耐一屋子人的声音和气味的感觉：烦躁、气愤、痛苦，但碍于父母对邻居的热情以及邻居的在场，我没办法表达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在早已离我远去的那些夜晚里，我最终是昏沉入睡了的，也许是怀着深深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睡去的？这一点我无法确切地回答或去证明。然而与Dr. A的谈话向我昭示：作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我，很可能仍然是带着残存的幼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在生活；不然的话，为何在临睡前收到陌生人对我提要求的讯息，我会立刻感到与五岁的自己不得不在电视声和人声中入睡时相似的气闷、烦躁和不平？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幼小的孩童，现在的我有能力拒绝任何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在感觉层面，每当面临相似场景，五岁时的弱小和孤立无援之感就会向我涌来。

《金刚经》警醒世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如说，我们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一个佛家说法很难令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较为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画面和片段，并没有在现时间里正在发生，所以它们无非是一些影像，甚至只是一些影像的印记。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患者的叙事时常彷如剧场里的一层层帷幕，当我们拨开它们之后所能见到的，有记忆、有画面、有想法也有感受，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来访者内心的小剧场上演，而且是反复上演着。不论是在Dr. A的躺椅上对其讲述，还是当我坐在我自己病人的头部后侧倾听他们时，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个影影幢幢的世界，它只能通过讲述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现在相连通；然而人们的过去只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了，那个影影绰绰的世界既是幻象，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仍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困在那个幻影重重的世界里的，有一个孩子。五岁时已经在盼望长大的我，一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有“赶走”来家里看电视的邻人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初期，力量往往需要到想象界中去占有，对稚弱的幼童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必须依附着父母，必须在某些时刻忍耐着生活本身，我们才能活下来。五岁时的我，或许在心里发出过没有人能听到的呼喊。那些曾坐在我五岁时家中唯一的房间里喧嚷着观看《西游记》的人们，我早已不知他们被生活的浪涛带到了何处，可他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投下了影像。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关于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对错可言。我们能够做的是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十八岁的时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让我发觉，我内心似有呼喊，渴望着被什么人听到。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精神分析谈话中，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倾听者从“天使的序列”中降临的时刻，这次，她甚至来自里尔克所来自的日耳曼文化传统。我所经验到的倾听者其实不是Dr. A这个具体的人，或者说，远远大于她本人的存在，是她为我营造的、我们共同经营的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和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那个仍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奋力拉开帷幕、穿过重重幻影向我走来，并最终经由我的口而发出她的声音。这个过程感人至深。

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我认为，如果我们尚未清晰、深刻地反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在很多时候就都还是幼年经验的遗存。这个遗迹随着岁月的风化反而越来越坚固，在它之中，那个弱小的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因为他/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她也并不知道，困住自己的，实际上是已风干在时间里的一些影像，虚幻无比。也因此，我真的觉得，谈论童年是爱自己的表现：爱过去幼小的自己，也意识到并热爱自己身为成年人的强大和力量。尤其当人们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回忆和探索童年，这是在分析师的注视下所进行的一种呼唤爱和接受爱的行为。

精分学会刚刚结束的小学期里，某位我很喜欢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每当你倾听病人的故事时都要记得，那里有一个儿童的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老师主要指的是当患者的讲述显得特别奇思异想时，但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更多。抑郁、焦虑、强迫、偏执、自恋、自虐……这些诊断标签并没有它们所标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重重帷幕后的幻象世界里，那个孩子在呼喊着什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和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听，要去听。好多年前，里尔克的诗句带着哀柔却锐利的质地令人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内心的耳膜，那是我渴望被听到与倾听他人的开始。因穿过翻译的阻隔才抵达我的诗句而眼泪汹涌的那些时刻，都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

李沁云

2022年11月19日写于器堂楼上

5

        那一天漫长得仿佛不会结束，太阳黑色的部分越多，日光就越强烈得可怕。M和我走了很久，在死人的身影逐渐稀少的地方，他倒了下去，羊皮书滚落到路旁的沟里。我跳下沟拿回那卷羊皮，才走到M身旁去看他。

         M成了扁平的一张皮，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焦黑。枯木似的脸上，他布满裂纹的嘴大张着，好像是因干渴而死，虽然我知道他袍下有水。这应该是他的第二次死亡，从此，他不再生活在死神的世界。我落了几滴泪在他脸上，我把它们拢进了他的嘴里。

        有人从身后抚我的肩，那冰冷的触觉告诉我，死神来了。他捡起M像捡起一件衣服，把他挂在自己的胳膊上。“年轻人，我们接着上路吧。”他轻轻地说。

        太阳只剩中心的一点点还是金黄色了。少年的步子已变得沉重，但是在他身边，我觉得我很安宁。路边早已没有任何人，我不知道那些死人们是否有的已经死去。对于他们，烈日下的死亡绝不会是一场重生。我们又走了很久，少年握着我的手，他传给我的寒意减轻了我在阳光下的燥热。想到那些死了又死的人，我的心悲哀如冰。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少年说：“把羊皮给我，让我最后看一眼上面的文字吧。”他坐在羊皮的一角，两道粗黑的眉锁在一起，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光。我觉得它们比星光更美。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少年从羊皮上抬起头。黑色太阳的光使我看清了他宝石般幽深的黑眼睛，闪烁的星光和泪都来自那里。他抓起我的双手，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吗？”

        他的即将因巨大的痛苦而抽泣的脸，比雪还要白——雪就在他的手和我的手之间。我告诉他：“我愿意，当然。”他深邃的眼睛闪耀着世界上最美的光芒，我看着它们，那双眼睛此时竟然有了暖意。停了一下，我说：“我爱你。”

        少年深深看我一眼，叹息了一声。他从腰间取出一把寒光逼人的短剑，放进我颤抖的两手。“你一定要把羊皮书带到山的那边，在明天结束以前，越快越好。”他攥紧了我的手，说，“答应我。”

        我说：“好，我答应你。”

        那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那之后，他躺倒在羊皮上，而我双手握剑，用力刺进了他的胸口。

        他的心脏很快就停止了跳动，光芒也开始从他眼中一点又一点地消失。我拔出短剑，伏在了他身上。这具身体已渐渐散去寒冷，沾上了阳光和我的眼泪。我一遍遍亲吻他的脸，从额头、眼睛、鼻子，到那两片不再抿起的柔软的嘴唇……他嘴里不断涌出血来，代替了没有从他的心里流出的血。黑色的血液粘稠如浆，在我的舌尖，它是甜的。

        当血液淌在羊皮上，它们避开了那些神秘的文字。他的血流干的时候，太阳的中心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雷声。后来我就看不见太阳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占据了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雨水清澈得如同酒神曾洒下的酒。我在雨中掩埋了M，然后我抱起轻若虚空的少年死神，在腋下夹好羊皮书，沿着唯一的道路向前走去。

        这场雨带来了无边的黑暗。在雨中，世界反而更加寂静，只听见雨声比风的呜咽更像是一场哭泣。我走着，路边又开始出现一座座小房子，人们在屋中点起蜡烛，照亮了我的路。他们双手持烛，沉默地站在窗口，看我和我怀中的他们的神祇。在那些微暗的烛光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山，山在雨夜的黑暗里向我倒来……

6

        我走啊走，怀抱着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男性。大雨离开以后，新的一天和太阳一起来了，我相信是他用死亡的代价换来了新一天的来临。这时的太阳是一种介于蓝和绿之间的青色，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它的光温柔、和睦。我抱着他，在这生命之光中翻过了那座山。

        太阳族的村长是一个胡子拖到地上的老人，他正带领着全体村民在山下等我。他们都还披着青绿色的雨衣，雨衣是古树的叶子做的，上面淋漓着昨夜的雨水。有村民的雨衣上裸着些黑色边缘的洞，我猜是被藏青色太阳灼烧造成的。

        老村长见到我，迎上来说：“你终于来了，你就是我们等待的信使吧？”

        “是的。我想，你们等的就是我。”我把羊皮书交到村长手里，说，“请您看看，这上面写了些什么。”

        老村长把羊皮铺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经过了昨夜的大雨，黑色的血迹已不那么明显了。村长的绿雨衣上的水点点滴滴地再次洇湿了羊皮，我的眼睛疼痛起来。他缓缓开口道：“年轻人啊，书上说的是一个神秘的预言。”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预言。

        “在末世的最后几日，太阳会渐变成藏青的黑色。当它的中心也被黑色占领，它会烧干世界上的一切，就连已死的人们也在劫难逃，他们将再次体会到被灼烧的巨大痛苦。”老村长停顿了一下，摸着胡子沉吟道，“不过，如果死神的族中有人死去，他黑色的血液若能战胜黑色的太阳，一切就会改变……”

        我问村长：“那么，青色的太阳是书上所说的改变吗？”他点点头，对我说：“这轮青阳，就是新生的太阳。我们是守护太阳的民族，年轻人，我和我的村民们会好好照看它的。”

        听完村长的话，我想，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轻柔地把少年死神放在羊皮上，将他薄薄的身体用羊皮卷了起来，说：“我要带他回到那些死人的村镇，那儿是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子民。”

        老村长好像明白了什么，问我：“他是谁？”

        在青阳的柔光下，我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双曾经会发光的眼睛，现在它们已黯淡了下去。我说：“他只是想告诉我，死亡也可以快乐。但我，再也不会看到星光了。”

李沁云

2012年7月18~21日写于北京

2012年8月19日定稿

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

——Jean-Luc Godard电影《Hélas pour moi》(悲哀于我，1993)旁白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忧苦，身心焦恼，如是种种，生起纯大苦聚。

——《大宝积经》

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

——李沁云《蓝桥》(2020)

2020年早春是一个寂寞冬天的延续。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我的工作也全部转到线上。而那也是我独居在麻省小镇家里的半年间，我与活生生的人的接触缩减为零。除了需要定期把垃圾推到路边等待被取走，我几乎足不出户，甚至在每周四天的工作和上课时间之外，连话都不需要说。日落日升的循环中，我沉默地睡眠、进食、读书、思考、感受，在本来应有四个人居住的房子里来回走动。可我孤独的踱步无法改变时间的轨迹，春天仍不可避免地来临；空荡荡的房间里，时间也并不会比在外部世界里流逝得更快。我所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它们只能是无声的——似乎使家里这所小房子都变得更加沉重：它像一座坟墓，重重地压在我身上。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因为这一新发的凶猛病毒而死去。我常常想到：为什么在此时会有新冠疫情，它是否源自我们全人类的集体死本能？那段时间里，只有通过看电影，家里才有一点生活化的音响。并非出于偶然，我观看了丹麦大师德莱叶的默片《吸血鬼》、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诺斯费拉图》，并重温了韩国鬼才朴赞郁的《蝙蝠》，我最欣赏的吸血鬼电影。我感叹于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不为人知的幽灵，也许，也像一个得不到血液滋养的吸血鬼。生命力仿佛在日复一日间汩汩流走，假若如我们优美的中文所说，每人都有一片心田，那么我的心田一定是龟裂的恶土。与此同时，我亦感到有一种力量在自己的精神领域被焕发起来，它好像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激奋地奔腾着，它来势汹汹，想要毁灭掉什么：是的，我想杀死我自己。死亡在那时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死去意味着我可以获得自己的鲜血，也意味着寂寞和空虚的完结，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生命的最高峰。幸运的是，我对情绪的清晰感知没有走向失控，而相对清醒的自省能力告诉我：我自身的死的愿望(death wish)被新冠时期的悲剧、被我们所身处时代的集体死本能给唤醒了。

那时的我站在一个岔路口：是让自身的毁灭性力量主导生活、以至于最终加入占据了时代舞台主要位置的集体死本能，还是以仅存的生命力去扭转死亡驱力的走向、使其得到缓和与升华？2020年春天这一次，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面对死亡的强大诱惑力并战胜了它，但却是首次，我清醒地应用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去处理这个困境。所有的积雪都消融了之后，我花了十一天的时间，写作了中篇小说《蓝桥》。与标题的浪漫、飘逸相反，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沉重、苦涩且充满身心的疼痛感的故事：当一位反社会人格的内向者遇到他觉得能真正理解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杀了她并吮吸她的血；不仅如此，他还把她的血液收集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为了使主人公具有我的特征，我把他设计为一个作家，而正如一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它作者内心世界里的影子，《蓝桥》中心甘情愿被杀的中年女性也代表了我自己。完成这篇作品的那一晚我写得通宵达旦、几乎未眠，在自己笔下涌出的文字里，我体验到了肉身被割开的疼痛以及精神上的巨大震颤——通过写作，我既经验了杀戮与嗜血的欣悦，也感知了死亡的痛苦和快乐。也就是说，我释放了自己的毁灭性冲动；不需要真的杀掉自己，我便已获得了我的死亡冲动所向往得到的体验。当第二天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又活了，又能继续承受着寂寞和沉默的感觉继续活下去了。

“驱力理论”(drive theory)亦称“双驱力理论”，它与“结构论”（亦即从心灵功能中划分出本我、自我、超我，也称“地形说”）共同构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弗爷目睹了战争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创伤，通过治疗从战场回来的一战幸存者，他发现了“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并修正了自己早期所主张的只强调力比多(libido)的(单)驱力理论，也即“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在《超越快乐原则》^[1]一书中发布了他晚期思想中这最重要的一环。在老弗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都是生物性的驱动力，前者趋向于维持生命、继续成长、寻求性欲及其他需要的满足，而且也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和其他个体相联结。死本能则是朝着静止、重复与毁灭的方向驱动生命体的，它以生命体的死亡为最终目标，死本能的这种取向即被命名为“强迫性重复”。这两种生物驱力之间此消彼长，常常会形成冲突。

一般来说，生本能比较易于理解，那么，人为什么会在心灵中携带着死亡驱力呢？弗洛伊德将两种相反、相克的力量都定义为生物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已由生物特征决定、各自带有一定量的两种本能，没有这之外的原因了。随着对自己身上生死本能力量的体会逐渐加深，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是老弗爷发现的而不是他发明的。而且“驱力说”的内容似乎很接近佛家通过“十二因缘”所讲的“生死相倚”的观念。我们死本能中的毁灭性力量不但想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也会想杀死他人，这里的他人时常包含我们深爱着（但也有理由恨着）的客体。实际上早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2]一书中，老弗爷就通过探讨“亲近的人死去了”这种常见的梦中场景来解析人性。在本书的第五章，他首先分析了儿童对自己手足甚至父母的死亡愿望，然后借由案例来说明成年后对这种愿望的过度压抑可能会导致癔症。在这里弗洛伊德初步论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并深刻地指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能流传千百年而魅力不衰的原因：俄狄浦斯实现了我们每个人仍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幻想/愿望；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从而能够完全占有另一位父母，是普遍性的人性。

可见，我们的死亡驱力中含有丰富的信息。俄狄浦斯受命运驱使，完成了他弑父娶母的人生悲剧，然而弑父是为了与母亲融合。与此类似，所有的吸血鬼故事中都包含一个悖论：出于对爱的渴求，每个吸血鬼都被他所爱的女人的血液所吸引（因为血在吸血鬼叙事里是爱和生命的象征）；为了获得爱，每个吸血鬼都忍不住把头埋在心爱之人的脖颈之间吮吸她们生命的汁液，并因而导致对方的死亡（或也化成吸血鬼），不论他是不同版本电影里的一位位德古拉伯爵，还是宋康昊所扮演的韩国天主教神父。很显然，小说《蓝桥》也是一个吸血鬼故事。我笔下的男作家主人公之所以要杀掉他爱上的绿眼女人，是因为对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来说，杀死对方才能长久地拥有她，而把女人的血液一滴滴放进鸡尾酒中饮用，则是把她一点点地融合进了自己体内。我不否认这是浸润了我个人特色的婴幼期愿望/幻想(infantile wish/fantasy)，而且我很清楚这位反社会人格者和这位似乎是个受虐狂的女性都来自我的本我深处。然而这种既幼稚又血腥的幻想难道不是曾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吗？比如说，当幼童看到自己的妈妈（或其他女性）怀孕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妈妈把一个小孩子吃进了肚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把对方吃进肚子”代表着爱与联结？他们会不会因而想要杀掉妈妈(或爸爸)并将其吃下肚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小说的标题已经提示了对联结的渴望：“桥”的意象代表着沟通和联结。因此写这个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在跟世界日渐失去联系的时刻，我发出了我呼唤人际沟通与联结的声音。

几年前初次学习“驱力理论”时，我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受，只觉得它是老弗爷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是大疫之年的这次写作经历，使我体会到了这一理论的力量。毕竟不论生本能还是死亡驱力，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怀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几乎同样强势的死本能的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在我之前的一些文章中读到，如《由白到黑，人世漫长》），也就是说，我常常会体验到极其强烈的冲突感：那儿有一个想要健康地活着、工作得越久越好、留下许多作品与成就的愿望，也有一个人生虚无、活着无非是忍受疼痛、死了该有多好的音符在发出哀婉的强音。

去年夏天，一纸医学诊断书使我发觉，我再一次受到了来自自己生命暗黑处的死亡驱力的威胁。秋天开学后，我在当时的学校并未因病而获得任何关照，反倒是先后被明知我身体有恙的两位地位崇高的老师言语攻击。我每日开车上班都会经过一个水库，由于风景优美，它其实更像一个公园，天气晴好时是人们散步和慢跑的好去处。可那段时间恰好秋冬交替，我每次经过时看着车窗外不断肃杀起来的冰冷水面以及飘进水中的枯叶，觉得这水库仿佛是蓄着我的力比多能量的“生命之湖”：它的水面一点点低下去，还将最终冰封，就像我感觉生命力在一天天地从我身上溜走。终于，第二个老师对我说了攻击性的话语之后，我想到，这样下去不行，应付疾病已经耗去了我大量的精力，这个环境不但不能帮我增长力比多，反而会将其耗竭，我必须想办法改变。后来我很快决定退学并寻求其他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机会。现在我在一个充满生命能量的新环境里学习、每天都很开心，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冬日，生本能在我心里闪现了灵光。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缓和象征着人类的集体死本能得到了控制。作为个体，我也仍然活着并孜孜不倦地工作、写作，我的力比多仍然主导着我的生命。欧文・亚隆在自传《成为我自己》中花了整整一章去谈他在进入老年后写《直视骄阳》时的想法，自身的病痛以及与死亡的趋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发现，许多病人的心灵痛苦中都掩藏着对死亡的恐惧。亚隆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个非常人本的治疗大师，他关注我们作为人而活着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里所蕴含的普遍化、基本性的痛苦。工作中，我也会很关注病人的死亡议题和死本能，“驱力理论”是我对个案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亚隆略有不同：既然几乎没有人不惧怕于死亡的临近，那么如何去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存在着的毁灭性倾向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驱力？临床工作中，攻击力和毁灭性强大的患者并不鲜见，当他们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该如何去以自己的生命力去帮助对方扭转他们身上的强迫性重复力量？“扭转”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且或许是一个带有分析师主观色彩的说法，因为改变的第一步是让我自己和我的病人们都不再惧怕潜意识里的黑暗浪潮，在我自己明白了以后也帮来访者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毁灭性的冲动是正常的，那是我们婴幼期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遗迹。尽管为了维持心理状态的健康、为了在社会里做一个守法的正常人，我们已无法直接去满足自己的婴幼期幻想，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写作、通过追求事业、通过拍电影、通过读书和探险旅游等许多其他方式来获得升华型的体验。

曾有朋友问我：“既然你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为何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接受精神分析？”我说，因为我相信，我还可以经由深入地认识自己而活得更加幸福、更加自由。与老弗爷“驱力理论”相伴的这一段人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旅程，它其实充满令我百感交集乃至悲从中来的时刻；我知道这些时刻里，从不缺乏人性的灵光乍现。而我感恩于我的际遇：多年前母亲诞下我的那个夏日夜晚，虽然生命密码中可能写进了过多的向死本能，可我也同时带着更充沛一点的生的力量。代表着那个力量的第一声婴儿啼哭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廊里，然而这份能量仍跟随着我，并希望借由我的写作抵达阅读这些文字的你。

李沁云

2022年11月5日写于器堂楼上

*本文标题受德国作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标题启发。此书通行中译本名称为《爱与死的年代》，似是直译了英文版的标题：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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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2]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Vol. 4.

We’re here to experience people as a reason for love.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飞向太空》(1972)旁白

精神分析这条职业道路意味着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尽好奇、永不间断的自我探索、面对人生真相时的勇气和接纳，以及对爱与慈悲不息的信念和追求，所以它并不会让从业者时时舒适，反而会带来数不清的、常常很艰巨的挑战。2017年春天，为了帮助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读了三本书（见左图）。当时的分析师Dr. K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i]是一本易于理解的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可惜我身为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弗爷对宗教的质疑，也就没有读完这本书(——我推荐收集了老弗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对公众五次演讲的《Five Lectures》作为了解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这一系列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的出发点带有个人的历史印记，有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教和一神教的批判蕴含在其观点中，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是Phyllis Meadow的《新精神分析》^[ii]令我初步了解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和“情感沟通”(emo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也促使我选择从社工学院毕业后去其创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现代精神分析”（我虽然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并对其教学方式颇有不满，但Dr. Meadow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我所读过的她的书和文章全都充溢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病人的巨大悲悯）。我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则是美国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anet Malcolm的调查纪实作品《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iii]。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读来却不令人觉得十分过时。作者的主要采访对象都来自纽约精神分析学院(NYPI，现称NYPSI)，因此除了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精神分析界的理论分歧、对精分疗法的实证研究、来访者的可分析性、移情与终止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了NYPI的秘闻和八卦。读到该书所描写的分析师面临的挑战和职业性的伤害，反而愈加激发了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至少永不言弃地接近那个真实表达、真实沟通且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会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然而通往自由和真实沟通的道路其实布满荆棘，这一点对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没有什么不同。这周的临床研讨课上，做案例报告的女同学难掩兴奋之情，一时略显不安地问我们：“我太喜欢这个病人了，我的兴奋感可能都让病人觉察到了，怎么办，会不会不太好？”一时又满脸带笑地宣布：“这位患者现在出去旅行了，这两周与其没有面谈，我可是非常想念她！”同学比我年轻，本职工作是在美国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关怀。她带有“精神科医生”的光环，却会由于自己的私人来访中有这么一位病人，愿意与她把一周两次的面谈频率调整为每周三次，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说明这个案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每周面谈四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个案。同学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为她高兴，同时也提醒自己需要继续耐心地等待愿意在我的陪伴下走入魅力无穷的精神分析世界的第一个病人出现。他/她一定会出现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本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我们全都面临着做满三个高频分析个案才能毕业的压力。九月份刚入学，过去的临床经历就提醒了我，找被分析者会有多困难。这几年我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在许多来访者的观念里，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了。在Dr. Meadow创立的学校里学习时，我被教导要顺应甚至“加入”病人的阻抗，因此会在初始访谈时让患者自己选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谈话频次。这一做法的本意是避免高频会谈给ego脆弱的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僵化的教条。读者或可猜到，多数病人在面对这一选项时都会选择两周一见；甚至有的人会告诉我：我们一个月谈一次吧。直到前述做法使我在每次休假后都面临工作时间表的“崩溃”，直到我通过实践发现低于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事实上很难有任何疗效，我才在白胡子督导的帮助下掌握了更有效的帮助来访者适应一周一次谈话节奏的方法。可是患者自发地选择低频面谈无可厚非，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节奏超级快的后现代社会，快餐式饮食和购物消费、网络流行文学、好莱坞大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媒体推送内容都能给人提供快捷得多的即时满足，干吗还要费钱费力地往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这种开放式结局的、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的事情里去投入呢？

我上面说“找被分析者”其实不够准确，因为我不可能出门去找，而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时代与老弗爷所处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实在太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或许仍怀有一丝古典情结，现在则几乎不会有哪个需要心理服务的人会在第一次联系分析师的时候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反之，作为临床工作者我时常能在患者的治疗目标里听到烙印着时代精神的实用主义声音：我想要你给我提供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而且要快，要高效。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自己身为受训者去找训练分析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个才刚刚起步的分析师候选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第一个控制案例（亦即在认证督导师的严格督导下进行的个案）呢？

现在的训练项目甫一开学，就让我们读Howard Levine那篇关于“培养病人”的著名长文^[iv]，可见老师们已经预见到候选人会为“控制个案”的事情着急，并一早开出了“培养病人”的药方。由于去年上过Dr. Levine的一个为期四周的网络课程，我当时就去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通过他的引用信息而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来读，这便是Arnold Rothstein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分析型病人的培养》^[v]。Dr. Rothstein一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子，在这本书里，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两个意思：其一，身为从业者，我们自己必须对精神分析的益处深信不疑，才能真的帮患者从这一治疗取向中获益；其二，不要想着哪个病人能一开始就投入进高频面谈，所有的个案中多多少少都含藏着开展精神分析的可能性，通过逐步的心灵工作是可能将原本无意于和不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来访者培养成分析型病人的。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作者的观点。阅读此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对精神分析事业充满热情和忧虑的长者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布道他为行业危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Dr. Levine的洋溢着智慧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培养病人”并不足够，为了与一个患者开展分析性的工作，还得同时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患者的精神分析师:从业者首先必须具有分析性的头脑，要能够想象自己与一个具体病人进行分析性工作是怎么回事。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势必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以及浓烈的关系亲密性，那么某位特定的患者为何需要分析性的治疗？他/她将如何从（类似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这是我加的，我的真实体会）高频面谈中获益？来访者在每个具体时期的阻抗的含义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本身是漫漫长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准备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培养病人”这件事，可以讨论的方面有很多。不过就我目前的理解来说，在这个准备时期，帮助患者发展出对分析师的充分信任——也即足够的正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训练分析师Dr. A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家，即便如此，在与她工作之初，我也并不是没有犹疑。这一点并没出现在我的意识层面，却呈现于我的一个梦里。与Dr. A面谈了六次之后，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分析师家，被请进一个不像她办公室的房间。我背对分析师坐着，长方桌子在我背后，我面向门口，听分析师讲话(课？)。分析师站在桌子后、黑板前面。她讲了一个工作案例，然后问我觉得她为什么会对病人说这些话。我答：你说这些话就让病人知道你懂了她的情绪。接着，Dr. A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由好几个词语组成，让我记住，以用在工作中。我扭头看黑板，看到第一个词是德文alles（一切）。

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奥密克戎肆虐，大众对其了解有限，还处于严阵以待的时期，故而那时我们的面谈是在线上，我还没见过Dr. A的真人。这个梦提示我，由于对之前学校的分析师Dr. H曾因其个子矮而有过“她能否容纳我”的疑问（详情可见《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一文），我这时也在暗暗担心：万一Dr. A也是位小个儿女人怎么办？她到底能否以其身体（在这里是其心灵空间的象征）把我“怀上”再“生出来”？尽管有疑，同时我又很希望她能够“容纳”我，所以在梦里，我坐着而她站着，并且是站在我身后，这使她肯定比我高，而且我无法时时以目光去度量她的身高。而那个德文词则确切无疑地表明，我想要在与分析师的沟通中“say everything”，把一切都告诉她。这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一贯目标，是每位分析师都需要帮助自己的被分析者懂得并实现的，也因此，在我的梦里，alles这个词是由Dr. A写在黑板上。

今年夏天，Dr. A休了一个月的假。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那五十分钟的谈话极其漫长。在分析师面前躺着，我是不好意思看手表的，但我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次谈话怎么还不结束？这简直没完没了啊！”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论述高频会谈的必要性时曾提到过“Monday Crust”。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周与病人见六次，只有星期日空出来，即便就这么一天的间隔，也会在患者已经通过六天工作裸露出来的潜意识内容里再覆上一层硬壳，何况我与Dr. A一个月的隔离呢？！我觉得那天的谈话“没完没了”，是因为我感到了无聊以及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困惑。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大约是分析师的休假让我与其重新有了陌生感。精神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当然不会每一次面谈都让病人感到有话可讲甚至有趣、有收获，相反，枯燥和无聊的感觉也会经常袭来。虽则我经常感到我从与Dr. A的谈话中受益良多，在人格层面某些特点和生活事件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我也或多或少会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经历枯燥、无聊和漫长的时刻。后来我跟Dr. A沟通我的感想，说： “这次的体验令我明白了先帮病人建立起足够的正面移情的重要性，不然的话，碰到这种无聊、感觉不熟悉对方且需要重新适应的时刻，患者可能就要走掉了。”

我在这里所谈的种种感想，尽管是从身为病人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是从分析师候选人的角度，因此我常想到，对于那些不会以临床工作为职业的普通来访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艰巨，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外部要求而必须来接受精神分析。既然精神分析这么漫长而艰难，做分析师不容易，做被分析者也许更不容易，每一个分析关系都是一对一的、不可复制且需要培养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精神分析还存在着？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薪火相传至今未止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要学习如何掌握它？为何我们——我的同学、老师、这个领域所有的同行和前辈们以及其他那些曾因精神分析而接近了自由的人们——都对这种治疗方式怀有深深的信念感？

Lena Ehrlich的一篇讲“精神分析开始于分析师的头脑”的文章^[vi]为我启发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据其所说，当分析师向一位患者推荐精神分析这种疗法时，是在他们感到任何低频治疗都无法切实地帮到病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发现，病人对于他/她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尚未全面感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时，这同时亦是分析师向病人投注巨大共情和接纳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一周面谈四五次和一周只见一次这两种工作模式相比，咨访双方的参与度和投入感都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当一位分析师推荐精神分析疗法时，我认为，分析师是在向病人征求许可：你能允许我跟你一起来了解你最深层的痛苦吗？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仍然存在，精神分析这个“慢工出细活儿”的手艺人行当就不会消亡。

我与新督导Dr. J工作的内容就是发展出我的第一个精神分析个案，每周我们都只讨论同一个我们双方认为有潜力——虽然可能性还不太高——变成一周四次面谈频率的案例。最近我向她抱怨：“我一直在对这个病人进行投资，可是您看，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投资要打水漂了。”Dr. J说：“你每周过来与我讨论这个案子，付我的督导费，这自然是一笔投资。可患者却似乎越来越无法对与你继续工作有什么承诺，你的失望我可以理解。”她接下来的话是我又一次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慈悲心的生动一课：“你的失望源自于你希望这个病人成为你的控制个案，但是要记住，这是你的希望，不是病人的。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投资收益：就像你所有其他的咨客一样，这位患者也将从你这里获益，而且由于你与我所进行的密切的督导，患者将受益非常多。你的投资是有收益的，只不过直接收益方未必是你的精神分析学业。”我听后心里生出万千感慨和感动。

正如Dr. J和Dr. A不断地帮我长养慈悲之心，我觉得，当我未来能在工作中向一位来访者推荐高频精神分析治疗时，也即是我把我从前辈们那里继承到的慈悲种子种在患者心里的时刻。这粒种子将在一段漫长而有信念感的分析关系中发芽长大，并最终以满树冠绽放的鲜艳花朵向世界宣布爱意：爱自己，爱生活，爱工作，也爱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个人。

李沁云

2022年10月22日写于器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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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i] Meadow, P., The New Psychoanalysis.

^[iii] Malcolm, J.,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iv] Levine, H., Creating analysts, creating analytic patie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6).

^[v] Rothstein,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the Creation of Analytic Patients.

^[vi] Ehrlich, L., Analysis begins in the analyst’s min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n recommending 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