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七首:无尽

第七首


                         无尽


被你握住的一千条河流在这天
有了确切的名字。这一天,你的一生
印在书里,是由遥远异国的陌生人
以字母文字写出的。一千个模糊的
梦境腐朽了一千朵朝霞,醒来后,
你必须在别人的故事里奔跑,最终穿过
闪闪发光的一千条街道。一千个名字
被你注视,它们陈旧的笔画令人眩晕
或恶心。“可它们毕竟发生过啊——”
你想,“它们有一千个存在的理由。”

这一天你在你孩子的电视屏幕上看到
一千只鸟儿所代表的一千次起飞以及
一千种飞翔的姿态。你的摔倒的孩子说:
“妈妈,我疼。”那是一千回无尽的
人生之痛的开幕吗?这是你在
四十岁的一千零一个问题。此时
你的呼吸再也遮不住雀跃的
火焰的气息。然而你手中流淌的河
抵达不了生活的纵深处
绵延而幽暗的火。吞没了黑暗的
白天啊,不过是第一千零一个
形状失真的梦。可我相信
其实有一千个疲倦却安静的你
手握利刃刺穿了不能言说的梦境,
奔跑如那些街道,你
奔涌像那么多条河。

你是你写出的一千个伤心的故事。
身负一千种伤痕的第一千个你
在梦的无尽黑暗里想:
“我要那一千亿颗星星,
都做通往我坟墓的灯火。”


L.j
2021年11月11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幻影重重的世界里,那个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

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

… Stimmen, Stimmen. Höre, mein Herz, wie sonst nur/ Heilige hörten …

… Aber das Wehende höre,/ die ununterbrochene Nachricht, die aus Stille sich bildet./ Es rauscht jetzt von jenen jungen Toten zu dir.

,每当我呼喊,会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声音,声音。听啊,我的心,正如惟有圣徒听见过的那样……而我听着微风里那由寂静形成的、永不间断的讯息。它此刻正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处涌向你。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这里引用的部分是我自己由德语译出)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 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

娃娃《寂寞的季节》歌词

Psychoanalysis is an act of love.

Michael Parsons (2022年10月于BPSI讲座)
秋天的树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会读到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论调,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声音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总叫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精神分析叫人谈论童年”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不过每当我在网络论坛上遇到这样的质疑,我总是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大约表明发问者对回忆和探讨自己的早期人生体验带有某种阻抗,而阻抗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所阻抗的东西会造成痛苦。确实,并非每个人都有愉快的童年记忆,我亦属于不愿回到童年的那一人群。近年来,随着大小节庆都变得愈发商业化,“国际儿童节”也成了小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节日,每到那时,社交网站会邀请用户分享儿时回忆,而大小商户也纷纷打出“童年的气息”、“儿时的滋味”这样的广告语。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假设:童年是幸福的。很可惜,这类推广手段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急切地盼望长大。

所以尽管我可以理解,童年对某些人们意味着对父母的依赖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我也不会忘记,对另一些人来说,童年的体验是人格不独立的屈辱交织着对长大的渴望以及对人生自主权的强烈向往。与第一个分析师Dr. K工作期间,我在最初两次面谈中主动涉及了一些幼年往事,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半里从未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自然是我清醒的阻抗,现在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见面频率或许也妨碍了话题再深入到人生初期,毕竟在每周只谈一次的框架里,能维持与现实生活进展的同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后来的临床经验证明,其实除了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分析师可能会直接问起患者的幼年情况,其后的会谈里,这个话题一般是由处于种种叙事情境里的来访者提起的。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分享他给病人的指示时说,分析师要告诉患者:把一切你觉得该说或不该说的都告诉我,想象你是坐在火车里靠窗位置的乘客,车窗外的风景(也即病人的内心景象)你能看到而我不能,因为我在靠走道的位子坐着,请把你所见窗外的一点一滴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鼓励患者“说出一切”,那么每个人的童年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况且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早期人生经验对人格塑形的巨大作用。这么看,我与Dr. K的对话在初始访谈过后始终没有回到童年话题上来,或许是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的一个佐证。

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塑造是我早已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在训练分析当中切身体会到童年情景对个人生命的深远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某国内论坛收到素不相识的网友的私信,对方谈论了自己的心理困扰,并且向我讨办法。看到这条信息,正是在我临睡前要关掉手机时。我感到气闷,并为自己的气闷而烦恼。第二天,我就跟分析师唠叨了这件事。我讲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可以怎样有礼貌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在本地寻求心理援助,可头天晚上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觉得这个人毫无界限感,不过,我明明马上要睡觉了,干嘛要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生气呢?我对Dr. A说:“生气可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啊,在这件事上真的值得吗?于是我一面生气,一面便又因自己的气闷而自责。”分析师同时在行动和心理这两个层面给了我建议。她首先告诉我:“你不妨这么回复这个人:我很乐于帮助你,我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百美元,欢迎与我开始工作。”我一听就咯咯笑出了声。Dr. A这个说法里的幽默感和游戏性正是我的性格中所缺乏的(但也是成为一个分析师的道路上所必须发展出来的),而其中蕴含的边界感却可以提醒听到这话的另一方:我的服务有很高的价值,请放弃希望我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一期待。

在心理层面,Dr. A提示我说:“你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理解你生气的深层原因。”我想到生活中在一些其他人缺乏界限意识的时候,我总是会被触怒。比如说,有事想询问我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带着吃的喝的上门,弯弯绕绕了很久之后才触及正题。我抱怨道:“每次我都以为人家是因想交朋友而来拜访,后来却发现不是。有事就直接说事嘛,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好像朋友一样坐进我家来寒暄?我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分析师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她也曾向我主动袒露,她只在多年前去香港出过差,此外没到过国内的任何地方。可能是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哲学的广泛涉猎使她在这样的时刻——谈话中有非常浓重的异文化色彩的时刻——仍能继续引导我把探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Dr. A当时问我:“这是否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残余?”她接着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邻里和熟人间必须互相帮助、甚至一起分享食物,这种模式形成了传统之后,也许仍存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而带着吃喝好物去拜访别人,也依然是一种普遍受赞赏的行为。我答道,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在那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不久,父母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由于彩电尚未普及,那时的邻里之间,即便家有电视,也通常是黑白机器。所以很自然地,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挤在我家的电视前看节目。我脑中浮现的便是小时候彩电里放电视剧《武则天》和《西游记》时家中唯一的一个房间里人挨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场景。我讲出这一自由联想内容后,分析师突然问道:“这些邻居看完剧才走,有可能离开得很晚,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睡觉,就像昨晚那条论坛消息对你的影响一样?”

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与Dr. A的这次面谈令我久久回味,它对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身为躺椅上的病人,自由联想可以发生得多么随机却同时也相当有机。我那天感叹“原来如此”时,也对分析师表达了这一感觉:自由联想简直太神奇了,仿佛就是“咔嚓”一下,一幅我平日根本不会回想起来的画面就蹦到了我脑海里。与此同时,分析师帮我在切近的生活时间与遥远的童年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我发现自己还依稀能回想起五岁的自己在夜晚困倦不堪,但不得不忍耐一屋子人的声音和气味的感觉:烦躁、气愤、痛苦,但碍于父母对邻居的热情以及邻居的在场,我没办法表达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在早已离我远去的那些夜晚里,我最终是昏沉入睡了的,也许是怀着深深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睡去的?这一点我无法确切地回答或去证明。然而与Dr. A的谈话向我昭示:作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我,很可能仍然是带着残存的幼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在生活;不然的话,为何在临睡前收到陌生人对我提要求的讯息,我会立刻感到与五岁的自己不得不在电视声和人声中入睡时相似的气闷、烦躁和不平?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幼小的孩童,现在的我有能力拒绝任何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在感觉层面,每当面临相似场景,五岁时的弱小和孤立无援之感就会向我涌来。

《金刚经》警醒世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如说,我们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一个佛家说法很难令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较为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画面和片段,并没有在现时间里正在发生,所以它们无非是一些影像,甚至只是一些影像的印记。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患者的叙事时常彷如剧场里的一层层帷幕,当我们拨开它们之后所能见到的,有记忆、有画面、有想法也有感受,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来访者内心的小剧场上演,而且是反复上演着。不论是在Dr. A的躺椅上对其讲述,还是当我坐在我自己病人的头部后侧倾听他们时,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个影影幢幢的世界,它只能通过讲述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现在相连通;然而人们的过去只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了,那个影影绰绰的世界既是幻象,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仍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困在那个幻影重重的世界里的,有一个孩子。五岁时已经在盼望长大的我,一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有“赶走”来家里看电视的邻人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初期,力量往往需要到想象界中去占有,对稚弱的幼童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必须依附着父母,必须在某些时刻忍耐着生活本身,我们才能活下来。五岁时的我,或许在心里发出过没有人能听到的呼喊。那些曾坐在我五岁时家中唯一的房间里喧嚷着观看《西游记》的人们,我早已不知他们被生活的浪涛带到了何处,可他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投下了影像。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关于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对错可言。我们能够做的是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十八岁的时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让我发觉,我内心似有呼喊,渴望着被什么人听到。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精神分析谈话中,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倾听者从“天使的序列”中降临的时刻,这次,她甚至来自里尔克所来自的日耳曼文化传统。我所经验到的倾听者其实不是Dr. A这个具体的人,或者说,远远大于她本人的存在,是她为我营造的、我们共同经营的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和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那个仍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奋力拉开帷幕、穿过重重幻影向我走来,并最终经由我的口而发出她的声音。这个过程感人至深。

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我认为,如果我们尚未清晰、深刻地反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在很多时候就都还是幼年经验的遗存。这个遗迹随着岁月的风化反而越来越坚固,在它之中,那个弱小的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因为他/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她也并不知道,困住自己的,实际上是已风干在时间里的一些影像,虚幻无比。也因此,我真的觉得,谈论童年是爱自己的表现:爱过去幼小的自己,也意识到并热爱自己身为成年人的强大和力量。尤其当人们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回忆和探索童年,这是在分析师的注视下所进行的一种呼唤爱和接受爱的行为。

精分学会刚刚结束的小学期里,某位我很喜欢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每当你倾听病人的故事时都要记得,那里有一个儿童的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老师主要指的是当患者的讲述显得特别奇思异想时,但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更多。抑郁、焦虑、强迫、偏执、自恋、自虐……这些诊断标签并没有它们所标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重重帷幕后的幻象世界里,那个孩子在呼喊着什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和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听,要去听。好多年前,里尔克的诗句带着哀柔却锐利的质地令人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内心的耳膜,那是我渴望被听到与倾听他人的开始。因穿过翻译的阻隔才抵达我的诗句而眼泪汹涌的那些时刻,都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

李沁云

2022年11月19日写于器堂楼上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一:青阳(下)

Jean Cocteau黑白电影《Orphée》(1950) 剧照

5

        那一天漫长得仿佛不会结束,太阳黑色的部分越多,日光就越强烈得可怕。M和我走了很久,在死人的身影逐渐稀少的地方,他倒了下去,羊皮书滚落到路旁的沟里。我跳下沟拿回那卷羊皮,才走到M身旁去看他。

         M成了扁平的一张皮,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焦黑。枯木似的脸上,他布满裂纹的嘴大张着,好像是因干渴而死,虽然我知道他袍下有水。这应该是他的第二次死亡,从此,他不再生活在死神的世界。我落了几滴泪在他脸上,我把它们拢进了他的嘴里。

        有人从身后抚我的肩,那冰冷的触觉告诉我,死神来了。他捡起M像捡起一件衣服,把他挂在自己的胳膊上。“年轻人,我们接着上路吧。”他轻轻地说。

        太阳只剩中心的一点点还是金黄色了。少年的步子已变得沉重,但是在他身边,我觉得我很安宁。路边早已没有任何人,我不知道那些死人们是否有的已经死去。对于他们,烈日下的死亡绝不会是一场重生。我们又走了很久,少年握着我的手,他传给我的寒意减轻了我在阳光下的燥热。想到那些死了又死的人,我的心悲哀如冰。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少年说:“把羊皮给我,让我最后看一眼上面的文字吧。”他坐在羊皮的一角,两道粗黑的眉锁在一起,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光。我觉得它们比星光更美。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少年从羊皮上抬起头。黑色太阳的光使我看清了他宝石般幽深的黑眼睛,闪烁的星光和泪都来自那里。他抓起我的双手,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吗?”

        他的即将因巨大的痛苦而抽泣的脸,比雪还要白——雪就在他的手和我的手之间。我告诉他:“我愿意,当然。”他深邃的眼睛闪耀着世界上最美的光芒,我看着它们,那双眼睛此时竟然有了暖意。停了一下,我说:“我爱你。”

        少年深深看我一眼,叹息了一声。他从腰间取出一把寒光逼人的短剑,放进我颤抖的两手。“你一定要把羊皮书带到山的那边,在明天结束以前,越快越好。”他攥紧了我的手,说,“答应我。”

        我说:“好,我答应你。”

        那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那之后,他躺倒在羊皮上,而我双手握剑,用力刺进了他的胸口。

        他的心脏很快就停止了跳动,光芒也开始从他眼中一点又一点地消失。我拔出短剑,伏在了他身上。这具身体已渐渐散去寒冷,沾上了阳光和我的眼泪。我一遍遍亲吻他的脸,从额头、眼睛、鼻子,到那两片不再抿起的柔软的嘴唇……他嘴里不断涌出血来,代替了没有从他的心里流出的血。黑色的血液粘稠如浆,在我的舌尖,它是甜的。

        当血液淌在羊皮上,它们避开了那些神秘的文字。他的血流干的时候,太阳的中心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雷声。后来我就看不见太阳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占据了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雨水清澈得如同酒神曾洒下的酒。我在雨中掩埋了M,然后我抱起轻若虚空的少年死神,在腋下夹好羊皮书,沿着唯一的道路向前走去。

        这场雨带来了无边的黑暗。在雨中,世界反而更加寂静,只听见雨声比风的呜咽更像是一场哭泣。我走着,路边又开始出现一座座小房子,人们在屋中点起蜡烛,照亮了我的路。他们双手持烛,沉默地站在窗口,看我和我怀中的他们的神祇。在那些微暗的烛光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山,山在雨夜的黑暗里向我倒来……

6

        我走啊走,怀抱着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男性。大雨离开以后,新的一天和太阳一起来了,我相信是他用死亡的代价换来了新一天的来临。这时的太阳是一种介于蓝和绿之间的青色,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它的光温柔、和睦。我抱着他,在这生命之光中翻过了那座山。

        太阳族的村长是一个胡子拖到地上的老人,他正带领着全体村民在山下等我。他们都还披着青绿色的雨衣,雨衣是古树的叶子做的,上面淋漓着昨夜的雨水。有村民的雨衣上裸着些黑色边缘的洞,我猜是被藏青色太阳灼烧造成的。

        老村长见到我,迎上来说:“你终于来了,你就是我们等待的信使吧?”

        “是的。我想,你们等的就是我。”我把羊皮书交到村长手里,说,“请您看看,这上面写了些什么。”

        老村长把羊皮铺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经过了昨夜的大雨,黑色的血迹已不那么明显了。村长的绿雨衣上的水点点滴滴地再次洇湿了羊皮,我的眼睛疼痛起来。他缓缓开口道:“年轻人啊,书上说的是一个神秘的预言。”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预言。

        “在末世的最后几日,太阳会渐变成藏青的黑色。当它的中心也被黑色占领,它会烧干世界上的一切,就连已死的人们也在劫难逃,他们将再次体会到被灼烧的巨大痛苦。”老村长停顿了一下,摸着胡子沉吟道,“不过,如果死神的族中有人死去,他黑色的血液若能战胜黑色的太阳,一切就会改变……”

        我问村长:“那么,青色的太阳是书上所说的改变吗?”他点点头,对我说:“这轮青阳,就是新生的太阳。我们是守护太阳的民族,年轻人,我和我的村民们会好好照看它的。”

        听完村长的话,我想,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轻柔地把少年死神放在羊皮上,将他薄薄的身体用羊皮卷了起来,说:“我要带他回到那些死人的村镇,那儿是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子民。”

        老村长好像明白了什么,问我:“他是谁?”

        在青阳的柔光下,我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双曾经会发光的眼睛,现在它们已黯淡了下去。我说:“他只是想告诉我,死亡也可以快乐。但我,再也不会看到星光了。”

李沁云

2012年7月18~21日写于北京

2012年8月19日定稿

A Wish to Live, A Wish to Die*——由个人经历浅析弗洛伊德“驱力说”

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

——Jean-Luc Godard电影《Hélas pour moi》(悲哀于我,1993)旁白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忧苦,身心焦恼,如是种种,生起纯大苦聚。

——《大宝积经》

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

——李沁云《蓝桥》(2020)

2020年早春是一个寂寞冬天的延续。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我的工作也全部转到线上。而那也是我独居在麻省小镇家里的半年间,我与活生生的人的接触缩减为零。除了需要定期把垃圾推到路边等待被取走,我几乎足不出户,甚至在每周四天的工作和上课时间之外,连话都不需要说。日落日升的循环中,我沉默地睡眠、进食、读书、思考、感受,在本来应有四个人居住的房子里来回走动。可我孤独的踱步无法改变时间的轨迹,春天仍不可避免地来临;空荡荡的房间里,时间也并不会比在外部世界里流逝得更快。我所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它们只能是无声的——似乎使家里这所小房子都变得更加沉重:它像一座坟墓,重重地压在我身上。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因为这一新发的凶猛病毒而死去。我常常想到:为什么在此时会有新冠疫情,它是否源自我们全人类的集体死本能?那段时间里,只有通过看电影,家里才有一点生活化的音响。并非出于偶然,我观看了丹麦大师德莱叶的默片《吸血鬼》、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诺斯费拉图》,并重温了韩国鬼才朴赞郁的《蝙蝠》,我最欣赏的吸血鬼电影。我感叹于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不为人知的幽灵,也许,也像一个得不到血液滋养的吸血鬼。生命力仿佛在日复一日间汩汩流走,假若如我们优美的中文所说,每人都有一片心田,那么我的心田一定是龟裂的恶土。与此同时,我亦感到有一种力量在自己的精神领域被焕发起来,它好像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激奋地奔腾着,它来势汹汹,想要毁灭掉什么:是的,我想杀死我自己。死亡在那时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死去意味着我可以获得自己的鲜血,也意味着寂寞和空虚的完结,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生命的最高峰。幸运的是,我对情绪的清晰感知没有走向失控,而相对清醒的自省能力告诉我:我自身的死的愿望(death wish)被新冠时期的悲剧、被我们所身处时代的集体死本能给唤醒了。

那时的我站在一个岔路口:是让自身的毁灭性力量主导生活、以至于最终加入占据了时代舞台主要位置的集体死本能,还是以仅存的生命力去扭转死亡驱力的走向、使其得到缓和与升华?2020年春天这一次,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面对死亡的强大诱惑力并战胜了它,但却是首次,我清醒地应用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去处理这个困境。所有的积雪都消融了之后,我花了十一天的时间,写作了中篇小说《蓝桥》。与标题的浪漫、飘逸相反,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沉重、苦涩且充满身心的疼痛感的故事:当一位反社会人格的内向者遇到他觉得能真正理解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杀了她并吮吸她的血;不仅如此,他还把她的血液收集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为了使主人公具有我的特征,我把他设计为一个作家,而正如一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它作者内心世界里的影子,《蓝桥》中心甘情愿被杀的中年女性也代表了我自己。完成这篇作品的那一晚我写得通宵达旦、几乎未眠,在自己笔下涌出的文字里,我体验到了肉身被割开的疼痛以及精神上的巨大震颤——通过写作,我既经验了杀戮与嗜血的欣悦,也感知了死亡的痛苦和快乐。也就是说,我释放了自己的毁灭性冲动;不需要真的杀掉自己,我便已获得了我的死亡冲动所向往得到的体验。当第二天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又活了,又能继续承受着寂寞和沉默的感觉继续活下去了。

“驱力理论”(drive theory)亦称“双驱力理论”,它与“结构论”(亦即从心灵功能中划分出本我、自我、超我,也称“地形说”)共同构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弗爷目睹了战争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创伤,通过治疗从战场回来的一战幸存者,他发现了“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并修正了自己早期所主张的只强调力比多(libido)的(单)驱力理论,也即“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在《超越快乐原则》[1]一书中发布了他晚期思想中这最重要的一环。在老弗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都是生物性的驱动力,前者趋向于维持生命、继续成长、寻求性欲及其他需要的满足,而且也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和其他个体相联结。死本能则是朝着静止、重复与毁灭的方向驱动生命体的,它以生命体的死亡为最终目标,死本能的这种取向即被命名为“强迫性重复”。这两种生物驱力之间此消彼长,常常会形成冲突。

一般来说,生本能比较易于理解,那么,人为什么会在心灵中携带着死亡驱力呢?弗洛伊德将两种相反、相克的力量都定义为生物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已由生物特征决定、各自带有一定量的两种本能,没有这之外的原因了。随着对自己身上生死本能力量的体会逐渐加深,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是老弗爷发现的而不是他发明的。而且“驱力说”的内容似乎很接近佛家通过“十二因缘”所讲的“生死相倚”的观念。我们死本能中的毁灭性力量不但想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也会想杀死他人,这里的他人时常包含我们深爱着(但也有理由恨着)的客体。实际上早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2]一书中,老弗爷就通过探讨“亲近的人死去了”这种常见的梦中场景来解析人性。在本书的第五章,他首先分析了儿童对自己手足甚至父母的死亡愿望,然后借由案例来说明成年后对这种愿望的过度压抑可能会导致癔症。在这里弗洛伊德初步论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并深刻地指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能流传千百年而魅力不衰的原因:俄狄浦斯实现了我们每个人仍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幻想/愿望;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从而能够完全占有另一位父母,是普遍性的人性。

可见,我们的死亡驱力中含有丰富的信息。俄狄浦斯受命运驱使,完成了他弑父娶母的人生悲剧,然而弑父是为了与母亲融合。与此类似,所有的吸血鬼故事中都包含一个悖论:出于对爱的渴求,每个吸血鬼都被他所爱的女人的血液所吸引(因为血在吸血鬼叙事里是爱和生命的象征);为了获得爱,每个吸血鬼都忍不住把头埋在心爱之人的脖颈之间吮吸她们生命的汁液,并因而导致对方的死亡(或也化成吸血鬼),不论他是不同版本电影里的一位位德古拉伯爵,还是宋康昊所扮演的韩国天主教神父。很显然,小说《蓝桥》也是一个吸血鬼故事。我笔下的男作家主人公之所以要杀掉他爱上的绿眼女人,是因为对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来说,杀死对方才能长久地拥有她,而把女人的血液一滴滴放进鸡尾酒中饮用,则是把她一点点地融合进了自己体内。我不否认这是浸润了我个人特色的婴幼期愿望/幻想(infantile wish/fantasy),而且我很清楚这位反社会人格者和这位似乎是个受虐狂的女性都来自我的本我深处。然而这种既幼稚又血腥的幻想难道不是曾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吗?比如说,当幼童看到自己的妈妈(或其他女性)怀孕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妈妈把一个小孩子吃进了肚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把对方吃进肚子”代表着爱与联结?他们会不会因而想要杀掉妈妈(或爸爸)并将其吃下肚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小说的标题已经提示了对联结的渴望:“桥”的意象代表着沟通和联结。因此写这个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在跟世界日渐失去联系的时刻,我发出了我呼唤人际沟通与联结的声音。

几年前初次学习“驱力理论”时,我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受,只觉得它是老弗爷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是大疫之年的这次写作经历,使我体会到了这一理论的力量。毕竟不论生本能还是死亡驱力,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怀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几乎同样强势的死本能的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在我之前的一些文章中读到,如《由白到黑,人世漫长》),也就是说,我常常会体验到极其强烈的冲突感:那儿有一个想要健康地活着、工作得越久越好、留下许多作品与成就的愿望,也有一个人生虚无、活着无非是忍受疼痛、死了该有多好的音符在发出哀婉的强音。

去年夏天,一纸医学诊断书使我发觉,我再一次受到了来自自己生命暗黑处的死亡驱力的威胁。秋天开学后,我在当时的学校并未因病而获得任何关照,反倒是先后被明知我身体有恙的两位地位崇高的老师言语攻击。我每日开车上班都会经过一个水库,由于风景优美,它其实更像一个公园,天气晴好时是人们散步和慢跑的好去处。可那段时间恰好秋冬交替,我每次经过时看着车窗外不断肃杀起来的冰冷水面以及飘进水中的枯叶,觉得这水库仿佛是蓄着我的力比多能量的“生命之湖”:它的水面一点点低下去,还将最终冰封,就像我感觉生命力在一天天地从我身上溜走。终于,第二个老师对我说了攻击性的话语之后,我想到,这样下去不行,应付疾病已经耗去了我大量的精力,这个环境不但不能帮我增长力比多,反而会将其耗竭,我必须想办法改变。后来我很快决定退学并寻求其他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机会。现在我在一个充满生命能量的新环境里学习、每天都开心得不得了,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冬日,生本能在我心里闪现了灵光。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缓和象征着人类的集体死本能得到了控制。作为个体,我也仍然活着并孜孜不倦地工作、写作,我的力比多仍然主导着我的生命。欧文・亚隆在自传《成为我自己》中花了整整一章去谈他在进入老年后写《直视骄阳》时的想法,自身的病痛以及与死亡的趋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发现,许多病人的心灵痛苦中都掩藏着对死亡的恐惧。亚隆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个非常人本的治疗大师,他关注我们作为人而活着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里所蕴含的普遍化、基本性的痛苦。工作中,我也会很关注病人的死亡议题和死本能,“驱力理论”是我对个案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亚隆略有不同:既然几乎没有人不惧怕于死亡的临近,那么如何去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存在着的毁灭性倾向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驱力?临床工作中,攻击力和毁灭性强大的患者并不鲜见,当他们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该如何去以自己的生命力去帮助对方扭转他们身上的强迫性重复力量?“扭转”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且或许是一个带有分析师主观色彩的说法,因为改变的第一步是让我自己和我的病人们都不再惧怕潜意识里的黑暗浪潮,在我自己明白了以后也帮来访者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毁灭性的冲动是正常的,那是我们婴幼期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遗迹。尽管为了维持心理状态的健康、为了在社会里做一个守法的正常人,我们已无法直接去满足自己的婴幼期幻想,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写作、通过追求事业、通过拍电影、通过读书和探险旅游等许多其他方式来获得升华型的体验。

曾有朋友问我:“既然你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为何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接受精神分析?”我说,因为我相信,我还可以经由深入地认识自己而活得更加幸福、更加自由。与老弗爷“驱力理论”相伴的这一段人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旅程,它其实充满令我百感交集乃至悲从中来的时刻;我知道这些时刻里,从不缺乏人性的灵光乍现。而我感恩于我的际遇:多年前母亲诞下我的那个夏日夜晚,虽然生命密码中可能写进了过多的向死本能,可我也同时带着更充沛一点的生的力量。代表着那个力量的第一声婴儿啼哭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廊里,然而这份能量仍跟随着我,并希望借由我的写作抵达阅读这些文字的你。

李沁云

2022年11月5日写于器堂楼上

*本文标题受德国作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标题启发。此书通行中译本名称为《爱与死的年代》,似是直译了英文版的标题: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


[1]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2]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Vol. 4.

精神分析这件事有多难?连病人都需要先“培养”!

We’re here to experience people as a reason for love.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飞向太空》(1972)旁白
这三本书算是我的精神分析启蒙读物

精神分析这条职业道路意味着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尽好奇、永不间断的自我探索、面对人生真相时的勇气和接纳,以及对爱与慈悲不息的信念和追求,所以它并不会让从业者时时舒适,反而会带来数不清的、常常很艰巨的挑战。2017年春天,为了帮助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读了三本书(见左图)。当时的分析师Dr. K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i]是一本易于理解的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可惜我身为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弗爷对宗教的质疑,也就没有读完这本书(——我推荐收集了老弗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对公众五次演讲的《Five Lectures》作为了解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这一系列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的出发点带有个人的历史印记,有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教和一神教的批判蕴含在其观点中,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是Phyllis Meadow的《新精神分析》[ii]令我初步了解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和“情感沟通”(emo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也促使我选择从社工学院毕业后去其创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现代精神分析”(我虽然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并对其教学方式颇有不满,但Dr. Meadow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我所读过的她的书和文章全都充溢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病人的巨大悲悯)。我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则是美国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anet Malcolm的调查纪实作品《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iii]。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读来却不令人觉得十分过时。作者的主要采访对象都来自纽约精神分析学院(NYPI,现称NYPSI),因此除了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精神分析界的理论分歧、对精分疗法的实证研究、来访者的可分析性、移情与终止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了NYPI的秘闻和八卦。读到该书所描写的分析师面临的挑战和职业性的伤害,反而愈加激发了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至少永不言弃地接近那个真实表达、真实沟通且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会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Dr. Meadow的书我读得很认真,
在书页上做了许多笔记。

然而通往自由和真实沟通的道路其实布满荆棘,这一点对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没有什么不同。这周的临床研讨课上,做案例报告的女同学难掩兴奋之情,一时略显不安地问我们:“我太喜欢这个病人了,我的兴奋感可能都让病人觉察到了,怎么办,会不会不太好?”一时又满脸带笑地宣布:“这位患者现在出去旅行了,这两周与其没有面谈,我可是非常想念她!”同学比我年轻,本职工作是在美国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关怀。她带有“精神科医生”的光环,却会由于自己的私人来访中有这么一位病人,愿意与她把一周两次的面谈频率调整为每周三次,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说明这个案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每周面谈四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个案。同学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为她高兴,同时也提醒自己需要继续耐心地等待愿意在我的陪伴下走入魅力无穷的精神分析世界的第一个病人出现。他/她一定会出现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本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我们全都面临着做满三个高频分析个案才能毕业的压力。九月份刚入学,过去的临床经历就提醒了我,找被分析者会有多困难。这几年我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在许多来访者的观念里,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了。在Dr. Meadow创立的学校里学习时,我被教导要顺应甚至“加入”病人的阻抗,因此会在初始访谈时让患者自己选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谈话频次。这一做法的本意是避免高频会谈给ego脆弱的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僵化的教条。读者或可猜到,多数病人在面对这一选项时都会选择两周一见;甚至有的人会告诉我:我们一个月谈一次吧。直到前述做法使我在每次休假后都面临工作时间表的“崩溃”,直到我通过实践发现低于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事实上很难有任何疗效,我才在白胡子督导的帮助下掌握了更有效的帮助来访者适应一周一次谈话节奏的方法。可是患者自发地选择低频面谈无可厚非,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节奏超级快的后现代社会,快餐式饮食和购物消费、网络流行文学、好莱坞大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媒体推送内容都能给人提供快捷得多的即时满足,干吗还要费钱费力地往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这种开放式结局的、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的事情里去投入呢?

我上面说“找被分析者”其实不够准确,因为我不可能出门去找,而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时代与老弗爷所处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实在太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或许仍怀有一丝古典情结,现在则几乎不会有哪个需要心理服务的人会在第一次联系分析师的时候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反之,作为临床工作者我时常能在患者的治疗目标里听到烙印着时代精神的实用主义声音:我想要你给我提供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而且要快,要高效。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自己身为受训者去找训练分析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个才刚刚起步的分析师候选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第一个控制案例(亦即在认证督导师的严格督导下进行的个案)呢?

现在的训练项目甫一开学,就让我们读Howard Levine那篇关于“培养病人”的著名长文[iv],可见老师们已经预见到候选人会为“控制个案”的事情着急,并一早开出了“培养病人”的药方。由于去年上过Dr. Levine的一个为期四周的网络课程,我当时就去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通过他的引用信息而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来读,这便是Arnold Rothstein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分析型病人的培养》[v]。Dr. Rothstein一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子,在这本书里,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两个意思:其一,身为从业者,我们自己必须对精神分析的益处深信不疑,才能真的帮患者从这一治疗取向中获益;其二,不要想着哪个病人能一开始就投入进高频面谈,所有的个案中多多少少都含藏着开展精神分析的可能性,通过逐步的心灵工作是可能将原本无意于和不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来访者培养成分析型病人的。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作者的观点。阅读此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对精神分析事业充满热情和忧虑的长者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布道他为行业危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Dr. Levine的洋溢着智慧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培养病人”并不足够,为了与一个患者开展分析性的工作,还得同时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患者的精神分析师:从业者首先必须具有分析性的头脑,要能够想象自己与一个具体病人进行分析性工作是怎么回事。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势必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以及浓烈的关系亲密性,那么某位特定的患者为何需要分析性的治疗?他/她将如何从(类似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这是我加的,我的真实体会)高频面谈中获益?来访者在每个具体时期的阻抗的含义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本身是漫漫长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准备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培养病人”这件事,可以讨论的方面有很多。不过就我目前的理解来说,在这个准备时期,帮助患者发展出对分析师的充分信任——也即足够的正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训练分析师Dr. A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家,即便如此,在与她工作之初,我也并不是没有犹疑。这一点并没出现在我的意识层面,却呈现于我的一个梦里。与Dr. A面谈了六次之后,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分析师家,被请进一个不像她办公室的房间。我背对分析师坐着,长方桌子在我背后,我面向门口,听分析师讲话(课?)。分析师站在桌子后、黑板前面。她讲了一个工作案例,然后问我觉得她为什么会对病人说这些话。我答:你说这些话就让病人知道你懂了她的情绪。接着,Dr. A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由好几个词语组成,让我记住,以用在工作中。我扭头看黑板,看到第一个词是德文alles(一切)。

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奥密克戎肆虐,大众对其了解有限,还处于严阵以待的时期,故而那时我们的面谈是在线上,我还没见过Dr. A的真人。这个梦提示我,由于对之前学校的分析师Dr. H曾因其个子矮而有过“她能否容纳我”的疑问(详情可见《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一文),我这时也在暗暗担心:万一Dr. A也是位小个儿女人怎么办?她到底能否以其身体(在这里是其心灵空间的象征)把我“怀上”再“生出来”?尽管有疑,同时我又很希望她能够“容纳”我,所以在梦里,我坐着而她站着,并且是站在我身后,这使她肯定比我高,而且我无法时时以目光去度量她的身高。而那个德文词则确切无疑地表明,我想要在与分析师的沟通中“say everything”,把一切都告诉她。这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一贯目标,是每位分析师都需要帮助自己的被分析者懂得并实现的,也因此,在我的梦里,alles这个词是由Dr. A写在黑板上。

今年夏天,Dr. A休了一个月的假。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那五十分钟的谈话极其漫长。在分析师面前躺着,我是不好意思看手表的,但我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次谈话怎么还不结束?这简直没完没了啊!”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论述高频会谈的必要性时曾提到过“Monday Crust”。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周与病人见六次,只有星期日空出来,即便就这么一天的间隔,也会在患者已经通过六天工作裸露出来的潜意识内容里再覆上一层硬壳,何况我与Dr. A一个月的隔离呢?!我觉得那天的谈话“没完没了”,是因为我感到了无聊以及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困惑。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大约是分析师的休假让我与其重新有了陌生感。精神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当然不会每一次面谈都让病人感到有话可讲甚至有趣、有收获,相反,枯燥和无聊的感觉也会经常袭来。虽则我经常感到我从与Dr. A的谈话中受益良多,在人格层面某些特点和生活事件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我也或多或少会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经历枯燥、无聊和漫长的时刻。后来我跟Dr. A沟通我的感想,说: “这次的体验令我明白了先帮病人建立起足够的正面移情的重要性,不然的话,碰到这种无聊、感觉不熟悉对方且需要重新适应的时刻,患者可能就要走掉了。”

我在这里所谈的种种感想,尽管是从身为病人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是从分析师候选人的角度,因此我常想到,对于那些不会以临床工作为职业的普通来访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艰巨,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外部要求而必须来接受精神分析。既然精神分析这么漫长而艰难,做分析师不容易,做被分析者也许更不容易,每一个分析关系都是一对一的、不可复制且需要培养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精神分析还存在着?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薪火相传至今未止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要学习如何掌握它?为何我们——我的同学、老师、这个领域所有的同行和前辈们以及其他那些曾因精神分析而接近了自由的人们——都对这种治疗方式怀有深深的信念感?

我很喜欢某个教室里的这一幅现代主义绘画

Lena Ehrlich的一篇讲“精神分析开始于分析师的头脑”的文章[vi]为我启发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据其所说,当分析师向一位患者推荐精神分析这种疗法时,是在他们感到任何低频治疗都无法切实地帮到病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发现,病人对于他/她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尚未全面感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时,这同时亦是分析师向病人投注巨大共情和接纳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一周面谈四五次和一周只见一次这两种工作模式相比,咨访双方的参与度和投入感都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当一位分析师推荐精神分析疗法时,我认为,分析师是在向病人征求许可:你能允许我跟你一起来了解你最深层的痛苦吗?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仍然存在,精神分析这个“慢工出细活儿”的手艺人行当就不会消亡。

我与新督导Dr. J工作的内容就是发展出我的第一个精神分析个案,每周我们都只讨论同一个我们双方认为有潜力——虽然可能性还不太高——变成一周四次面谈频率的案例。最近我向她抱怨:“我一直在对这个病人进行投资,可是您看,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投资要打水漂了。”Dr. J说:“你每周过来与我讨论这个案子,付我的督导费,这自然是一笔投资。可患者却似乎越来越无法对与你继续工作有什么承诺,你的失望我可以理解。”她接下来的话是我又一次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慈悲心的生动一课:“你的失望源自于你希望这个病人成为你的控制个案,但是要记住,这是你的希望,不是病人的。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投资收益:就像你所有其他的咨客一样,这位患者也将从你这里获益,而且由于你与我所进行的密切的督导,患者将受益非常多。你的投资是有收益的,只不过直接收益方未必是你的精神分析学业。”我听后心里生出万千感慨和感动。

正如Dr. J和Dr. A不断地帮我长养慈悲之心,我觉得,当我未来能在工作中向一位来访者推荐高频精神分析治疗时,也即是我把我从前辈们那里继承到的慈悲种子种在患者心里的时刻。这粒种子将在一段漫长而有信念感的分析关系中发芽长大,并最终以满树冠绽放的鲜艳花朵向世界宣布爱意:爱自己,爱生活,爱工作,也爱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个人。

李沁云

2022年10月22日写于器堂楼上


[i]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i] Meadow, P., The New Psychoanalysis.

[iii] Malcolm, J.,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iv] Levine, H., Creating analysts, creating analytic patie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6).

[v] Rothstein,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the Creation of Analytic Patients.

[vi] Ehrlich, L., Analysis begins in the analyst’s min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n recommending 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6).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一:青阳(中)

“奥菲斯三部曲”之一,Jean Cocteau电影《Le Sang d’un Poète》(1932) 截图

3

        这已是第二个夜晚。在M所指定的干硬且荒凉的土地上,我席地而坐,把头埋进屈起的两膝。可是我不想睡,我静静等着,希望看到那个少年的来临。夜里不像白天那么凝滞,风从我耳边掠过,凉凉的,也许像一首呜咽的歌,我猜它是一首歌。在星光中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已错过了那神秘的时刻。

        少年坐在羊皮上,紧抿着双唇,眼中两道寒星般的目光射向我。M的黑袍已被他踏在脚下,我默默看着那具袍子,等他开口。他伸出一只手,缓缓在风中伸展开修长的五指,仔细地看着。我不知他在看什么,但不停逼近的寒意弄疼了我的眼睛,有泪从我眼里流出。

        少年走到我身边,用冰凉的手抹去我的泪。新的泪滴在他苍白色的手上,旋即凝为冰花,我比我的眼泪更悲凉。我问:“你是谁?”

        他没有回答,只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他牵着我的手走在前面,手中传来的冰冷催我留下了更多的泪。我们在黑色中穿越一重又一重的夜,我的呼吸很快就变成了粗重的喘息,我的泪水洒落在大地上……在一栋木房子前,他停住了脚步。

        我们并立在木窗框外向屋里看。有五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边,除了桌上一支蜡烛燃起的淡淡红色,屋里别无光亮。这些人像是一个家庭,有老也有小,但所有人都脸色暗黑、没有表情。他们的手在桌子上摸来摸去。隔着泪水,我隐约看到他们手下压着的是一张张白纸。这几个人在互相说话,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而且声音很轻。他们嗓音怪异,就像被人割破了喉咙;伴随着语声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呜咽,好似野兽在没有星光的夜空下低声嘶鸣。

        恐惧使我忘记了流泪。少年还握着我的手,我转头看他,他仍然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左手。风过之处,烛光摇摇欲灭,那些人已经像是从身体上剥下来的皮,一个个如纸片般瘫倒在了桌子上,薄薄地。那一星微暗的火停止了燃烧,木屋随之陷入黑暗。

        少年拉着我离开那里,默默地前行。我紧抓着他的手,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在我长大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还从没有像这样被恐惧、哀伤、茫然等复杂的情绪同时包围。我又一次问:“你到底是谁?”我的问题淹没在风声里。

        少年没有回头。他的嗓音低沉、动听:“年轻人,我也不知道。但人们都叫我 ‘死亡’。”

        “死亡——?”我失声叫了出来,我的颤抖通过我的手传给了他。“我从前以为,死神是个耄耋老头子,没想到,他也可以是个英俊的少年——”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哀伤,“那些人是谁?那些我和M一路上遇到的人,他们不吃不喝,笑得僵硬、苍白,还有……”

        “你猜得是对的,他们都是死人,也因此,他们是我的臣民。”少年的背脊挺直,他的话在我眼中赋予了他一种威严。

        我的哭泣变成了风的呜咽,二者纠缠不清:“你和M,还有那卷羊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

         “书上说,当太阳变成藏青的黑色,它将烧干世上的万物。所有已死的人们,也将再次承受灼烧的痛苦。”他的声音似乎有一点苍老,“这一天快来了。我们在赶往山那边的路上,那儿的人们是太阳神的后代,村长会明白关于太阳的秘密。”

        他说着。这样诗般的句子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对死去的人,那也许就是末日后的又一次凌迟。我全身冰冷,看着少年的黑色背影。“如果这是真的,有没有人能阻止太阳变成青黑色?太阳村长可以吗?”我问。

        他没再说话。从背后,我看不到他眼里的光,他的背跟夜的黑色一点点融为一体。当他留给我背影,他就是夜。我哀伤地发现,死亡的颜色也可以很美,美而且沉郁。我们回到羊皮书和M的黑袍所在的地方,他研究羊皮卷的时候,我沉沉地睡着了。

4

        我和M在一条荒芜的路上,朝太阳的方向走。道路两旁依然是单调的风景:黄土和沙,以及很少的即将死去的植物。人们从空空的衣袖里伸出空空的两手,在被太阳晒干的田野间劳作,好像他们仍然活着。有老人蹲坐在城墙边休息,有妇女抱着孩子,远远地跟着我和M,他们无言的笑是这世上最深重的悲哀。而我,我从不知道世界本来如此宽广。

        我们已走了很久,可我一直没看见M和少年所说的山。路的前面还是路,延绵不绝的道路。太阳在我们正前方的天上,它的热度在大地上和空气中弥漫,黄色的光洒满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我双眼微睁,在阳光下保持着模糊的视力,甚至不能抬眼去正视一下给我带来痛苦的太阳。

        临近傍晚的时候,阳光愈加刺目,我时时需要闭一下眼,才能继续往前走。M停了步子,对我说:“你看,太阳!”劳动着的人们也停下动作,往太阳看去。我以手遮脸,从指缝里向天上看。太阳现在像一个镶了边的圆球,那道边是黑色的,有着模糊的边缘。路旁的人们低下头,嘴里不清晰地叹息着,但是继续干活。

        M轻叹道:“太阳已开始变化了,那道黑边,会越来越大,直到太阳整个变成藏青色。”他腋下夹着羊皮走在前面,我只能跟着他。

        那天晚上,太阳没有落下。到了该休息的时候,M躺在羊皮上,很快就入睡了。我合上双眼坐在一旁,不时睁开眼睛仰望一下天空。太阳的黑边,果真越来越粗了。在阳光下,我的身体干燥如一张纸。

        我等着那个少年。尽管他冷得像冰,但我觉得他给过我温暖,那温暖或许甚于太阳。可是,那个自称死神的少年没有来。

        已经是第四天了。M说,第五天结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山那边的村子,把羊皮书交给太阳神的后裔。我问他:“你看过羊皮书吗?”M在走我前面,摇头道:“没有。那上面的文字,没人能懂,除了山那边的村长。”他的嗓音已被太阳烤干,越来越像呜咽。

       我说:“那个晚上来的黑衣少年,他好像看得懂。”M叹道:“你说的是我的主人。你见过他?”

       “见过两次。他说他要研究,羊皮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M说:“也许他是猜出来的吧。我的主人告诉我,太阳变成藏青色的时候,他的子民们会再一次死去,死了又死。”

        “而那一刻正越来越近,对吗?”悲哀占据了我的心,我想起少年留给我的背影。M没有回答我,他说:“在路上,你曾见过有人以纸为牌、在赌钱吧?他们押的赌注是太阳,也是死人的命运。”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一:青阳(上)

【自述:十年前的晚春,在纽约东村住处附近的一家小型影院,我第一次接触了法国鬼才艺术家让・科克托的电影作品,伟大的《奥菲斯》。这部影片使得早些时日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极为诗意的词语“青阳”有了发展出一个故事的可能性。夏天在国内,我重读了川端康成《伊豆的歌女》,并初次开始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找到了自己的叙事声音。写作需要收束时北京的一场大雨,则令我在雨声中发现了自己笔下人物的神性与人性。与《奥菲斯》一样,跟我所有的虚构写作一样,这篇小说也是有关爱与死、关于永恒和时间。】

Jean Cocteau黑白电影《Orphée》(1950) “标准收藏”版DVD封面

1

        我和M得在三天后到达山那边的村子。M说,村长正和全体村民等着我们带去一册写在羊皮上的书。我们在一条荒芜的路上,朝太阳的方向走。

        M和我是两天前相遇的。太阳毒辣的正午,我站在酒肆外的廊下,看几个人围起来赌钱。钱是几张纸,在镇上,他们把它叫作钱。每个人都是沉默的,手掌上却微微冒着汗,阳光在手上照出一点一点的金色。纸在他们掌下推来推去,一会儿就被濡湿了。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在我孤单的生活中,能让我感到有趣的事不多了。

        酒肆里没什么生意。在这个安静、荒凉的小镇,人们习惯了躲开太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默然地做一些事,比如播种和收割。据说酒肆老板是酒神的后代,他会在星光灿烂的夜晚拥着酒坛起舞。炎热的时候,他将一坛坛酒从屋顶上倾下,微笑地看镇上的人守在廊边,用嘴、用茶缸和酒杯把它们接住。

        赌钱的人们几乎没有表情,仿佛是阳光凝固了他们。我低头看右腕上的一颗痣,想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M就在这时向我走来,说:“年轻人,跟我走吧。”

        我抬起头看他,太阳正在他头顶上,刺眼的阳光使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腋下夹着一卷羊皮,我落下目光,问他:“这是什么?”

        “一册重要的书,”他说,“我们必须尽快把它送到山的那边。”他的黑衣下面露出一双白得耀眼的手,和他的嗓音一样具有威严。我转头看看赌钱的人,他们的手早就干枯了,是黑色的,仍在白纸上移动。

        “你跟我走吧,我们得给山那边送去这本书。”M说。这次我看见了他下巴的颤动,当他转身,我跟上他,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2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另外两个镇子,在阳光下,它们都宁静得很沉寂。人们害羞地对我笑,但是不怎么说话。M从他的袍下取出食物和水,我们靠在残缺的城墙边休息时,人们就在一旁围看,羞怯的笑变成出神的笑。除此之外,他们就回到他们的田垄边,浇灌一些空空的谷物。

        M有一个秘密。第一晚,我们在镇外的原野上露宿,M把那卷羊皮展开铺在地上,自己躺了上去。我在他身旁合膝坐下,把头埋进两膝,渐渐入眠。在记不清已持续了多久的流浪生涯中,我总是这样睡觉的。夜里,我感觉有星光洒在身上。星光在我的生命中极其罕见,我好像只在刚出生的那段日子里看到过星星。在双手的缝隙间睁开眼,我发现身边有一个少年。他正立在那张羊皮上,寒冷的星光是从他的眼睛里来的,天空其实还是一片漆黑。

        我四下张望,不见M,于是问少年:“M去哪儿了?”

        他冷峻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说:“M是我的侍仆,在这儿呢。”他伸出一只手臂,我才看见M的黑袍挂在他臂上。他拉起这件衣服,一张普通的脸孔就在连着袍子的黑帽里露出来了,但是没有丝毫生气。这是我第一次知道M的模样。

        我很害怕,原野上的夜风和少年眼中的星光都让我心中凛冽,还有那个已化作一张皮的M。“你……是谁?”我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少年不答。他面容苍白,瘦削而挺拔的身体包裹在一件黑衣和一条黑裤里,借着他眼中的星光,我可以看到他腰腹部优美的曲线。他拉着我一起坐在羊皮的一角,说:“你可以叫我T,或者R,叫什么都没关系。不过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这卷羊皮书吧。”

        我靠在他身边,在无边黑暗的夜色里感到迷茫。也许是他身体里的寒气太过逼人,我慢慢地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我听见有人说:“……它会逐渐变为藏青色,太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醒来时,少年R或少年T已不见,躺在羊皮上的仍是M。阳光热烈地照着,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想问他,那个少年是怎么回事,但M已迅速地起身出发。后来我决定不问了。

        我们途经的每个村镇都有点相似。M也不再和我说话,我发出饥饿的叹息时,他就从袍里拿出新的水和食物,找一个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吃东西。我也熟悉了镇民们的哑笑。他们的目光空洞、呆滞,看起来像是被剧烈的阳光蒸发掉了眼里的水分。从早晨到晚上,我虽见到许多人在田地里劳动,却始终不见有炊烟升起。我们经过了很多默默劳作着的身影,他们残破的衣服静止在艳阳下,像一面面溃败的旗帜。

        我跟在 M身后。他的脸一直对着太阳,我猜他的眼睛是大睁着的,反正我已知道他是个奇怪的人。但我是不行的,我得躲避阳光,才能让双眼不在刺痛中流泪。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感到了那些村民们的悲哀。

“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六首:自我

第六首

                     自我


你已不像你自己。在西方,
没有大雁于这个时节南行,有时
你眺望天上灰茫的秃鹰
从这里飞高去越海。没有菊花
在窗口探进渐冷的房间,没有生动的
人物扮演你笔下的古典爱情,也没有谁
沿寂静夜路走来,把“花落水流红”
滴洒在沿途。你叹息,
然而没有茶烟升起,隐去你目光里
投向某年十二月
    树的里面一座楼的
那一瞥。你落笔之处是
坚硬的键盘,没有柔软的句子
被梦中人留在枕边,第二天亦无
飘零的黑发以沉默的方式宣告你的
“闲愁万种”。在海的这边这么久了,

你已不是你自己。药瓶上的
英文字和遗落在阳台的点火器
总在不方便的时刻燃起你体内白的火、
血色的呼吸。你凭窗立着,
等这个滞涩的秋天慢慢抽取曾有过的
那么一点点膏腴。麻木的静脉血管像你
匆匆走过的这一半人生的路,可是
当开车出门,你希望你才是那条路:
没有终点,你就是归宿本身——
你愿人们踏着你所目睹的一切
经过生活。这是平平无奇的季节,
你挥笔如雨,把自己写进
所有未曾说出的日子。二十多年了,
你仍吟诵“无语怨东风”。在西方,
东风怨,你忆当年。


L.j      
2021年10月21~22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1)关于诗中“某年十二月/树的里面一座楼”的意象,可参见本人旧诗《曹雪芹》。
2)“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语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

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初论临床过程里的象征化沟通

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二》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九》

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精分学会开学在即,我作为候选人的生涯即将开始,十分开心和兴奋,已在准备第一周的讨论课。

自2016年起从未间断的个人分析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由病人的位置上体验精神分析的素材,而自我剖析的长期习惯和持续的理论学习则帮我在许多看似孤立、平淡抑或是神奇的临床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自我发现和认识人性的过程,令我对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现象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并联想到这个现象背后或许是人生真相的一件事:我们只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

说到我的躺椅式个人分析,首先,我前后经历过的三位分析师在年龄、性别、阅历和受训背景方面都有所差别:之前的Dr.K和Dr.H都是在经过改良后的美国现代精神分析土壤中取得从业资格的,而目前的分析师Dr.A却是来自欧陆经典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派。其次,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有显著差异。Dr.K与Dr.H均毕业于我在2018~2021年间念博士的那所学校,他们的工作与学校的风格一脉相承,只提供每周一次的见面频率;但跟Dr.A,我必须一周四天跑到她家里去(——好像老派的分析师大多喜欢在家里见病人),每回不管有话还是没话,反正是得说点什么来填充我躺在那儿的五十分钟时间。

我与前两位分析师的工作算不上成功,然而我从不成功、未圆满的个人分析中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和Dr.K的关系破裂之时,我同时见着他和学校的女训练分析师Dr.H(这种做法并不推荐;那是我当时在诸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于是顺势就结束了和Dr.K的工作,而把后者变成了自己唯一的分析师。我记得2019年夏天,我在Dr.H的办公室里以大段大段的独白向其陈述我与Dr.K工作失败的前因后果。我回忆起那年春天的两件小事:“当时以为是偶然,没往心里去。但现在想来,那些应该都是我对Dr.K产生了连我自己都难以觉察到的不满的信号。”我这样对柔和、亲切的Dr.H说。那是某天傍晚,走进Dr.K的办公室时,我向他抱怨:“这儿的空气怎么这么不好,能开窗吗?”分析师把窗户打开了,但春日的晚间仍然微冷,我躺在长沙发上不一会儿就感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开始打喷嚏。因此我又问:“我有点冷了,能把窗户再关上吗?”Dr.K按我说的做了,没有说什么。当天离开的时候我却有点困惑:自2017年起,我就是Dr.K每周三晚上的最后一位来访者,每次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后在六点四十五分到达他的办公室;可为什么在此前的两年中我都没有抱怨过室内空气的陈腐?我不是一直都在周三的同一时刻踏入这个好多白天的病人早已在其中谈过话的空间吗?那时我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且我把这件事解作偶然。不过当我总结与Dr.K的工作关系破裂的原因时,另一件小事适时地浮现在了脑海里。也是同一个春天,我在Dr.K的沙发上躺下后,目光落在沙发紧靠的窗上——它覆盖着厚厚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我突然想起,这是与我十几岁时父母家中卧室的窗帘相同颜色、一样质地的帘子。我皱起眉,仿佛被突然涌起的不愉快的青春期记忆给打扰了谈话的兴致,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分析师。可惜的是,Dr.K没有帮我继续探索这种感觉,正如前一次在空气质量的话题上他也没有协助我。具体到窗帘事件,比如说,在我的反思中我想到:为什么是在一起谈话了三年之后的那时那地我才突然意识到这种“不幸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着我对分析师所营造的分析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亦即咨访关系)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并因而象征了我对Dr.K的体验已经由正转负?

Dr.K自始至终没有帮我处理过我对他的负面感受。上面所述相对细微且相当象征化的表达不说,哪怕到了那年夏天,我因难以当面表达已经浮现在意识表层的不满而在接连两次面谈中都陷入长达整个谈话小节的沉默中时,他也没说过什么。后来随着我自己临床经验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虽然临床工作者大约都懂得,处理患者对我们的负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改善客体关系的一个必经步骤,但令人喟叹的是,多数从业者可能还是更习惯沉溺在被病人喜欢、信任甚至爱戴的正向感觉里。其实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有的移情都被目为阻抗,并且在神经症水平的患者身上,正面移情往往是比负面移情更顽固得多的阻抗,任治疗关系一直在“你好我也好”的表面融洽中停留,是无法推动病人在其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更进一步的。最近我的新督导,与Dr.A同为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的Dr.J告诉我,临床过程中诠释患者移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当病人的移情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联想,这时候,我们才应通过适当地阐释他们对我们的移情关系来解决患者对于继续向我们进行言语表达的阻抗。(——我也想到,无论来访者是处于对分析师的正面还是负面移情,只要他们仍能将移情的感觉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么这样的移情就是对分析工作有促进的。)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里并用红笔加粗,而且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最后两次面谈中,Dr.K在我滑入沉默时似乎不知该说什么的漫长安静。显然,他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后时刻。

Dr.H尽管柔和、亲切,但似乎同样不太擅长处理我这样的病人的负面移情。这是又一段持续了三年的分析关系,其中当然有一些令我不满意的时刻。可是特别遗憾的是,由于分析师和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任何负面感受:Dr.H在我原来的学校处于非常高的管理层位置,并且在整整三个学期的时间里,我都不得不坐在她的课堂里。必须要上她教的课,这事实上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因为这件事确实很不符合精神分析训练机构的传统规范,但我反复被学校告知:我们学校太小了,没有办法,你只能坐进你分析师的教室里去。三年之间,Dr.H偶尔会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工作目前进行得怎么样?我每次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好啊!”我不假思索的反应是一种“自保”:到了期末,我的论文和课堂表现就会被Dr.H打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汇报一点点负面的体验?与此同时,我还得在Dr.H的课堂上反复体会到和十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争夺“母亲”的注意力的不良感觉;这种感觉本来也是精神分析的设置所极力避免的,不论是最初与Dr.K工作还是现在和Dr.A,我每次去到他们的办公空间都不会碰到其他病人,因为让被分析者体验到分析关系的唯一性,是促发移情和确保私密感的关键环节。这点暂且放下不谈;后来在反思中最令我痛苦的是,每当我针对工作关系说“好啊好啊”的时候,Dr.H没有问过:到底好在哪里?或,我们的关系里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与Dr.H结束分析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略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年冬天,学校长期以来对我的缺乏支持以及其他矛盾点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顶点,我毫不拖泥带水地决定放弃已经取得的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这所学校退学。在我看来,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Dr.H应当为我和其他同学糟糕的就学体验负责,至少,由于从我这儿收了三年不菲的分析费,她应为我没法在其中畅所欲言的个人分析负责任。可是在与她谈我的负面移情以前,我必须得先为我自己负责。我首先征得了Dr.H以及管理博士生工作的教授的同意,然后退出了Dr.H的临床讨论课,接着,我为我自己和分析师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在那个时候,我没法去在意打了水漂的学费;身为仍对精神分析抱有信念感的新手,我必须把自己的个人分析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处理。

那时我已并非纯粹的新人,对自己的种种感觉大都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最先提醒我我对Dr.H发生了负面移情的事,是去年秋天的第一堂课。一年半的线上教学之后,我们重回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Dr.H抱着资料走进教室时,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她怎么这么矮!她的身高有一米五吗?”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Dr.H的真人,早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已去她的办公室与其面谈了一年多,她个子不高,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么还是同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在那时那地,Dr.H的身高问题似乎牵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时我已比与Dr.K工作时有了更多临床经验和更好的自省能力,我没有让自己轻易地放过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向Dr.H因个儿矮而缺乏腰线过渡的腹部,心想:她是有孩子的,这我知道,可她是怎么以这么袖珍的身量怀孕生产的呢?那天当我站起来从Dr.H身前走过去关教室的窗时,感觉自己像个女巨人。回家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并终于明白了,我在这天第一次被Dr.H的矮小体型所烦扰,是因为我突然开始担心:她能否像母亲怀孕生产一样在临床过程中的象征意义上把我“怀上”再“生下来”?她小小的身体能装得下我这个168厘米的“巨人”吗?

实际上2019年Dr.K办公室内的气味和窗帘与2017年没什么不同,2021年Dr.H的个头也不可能与她在2019年的身高有明显变化,是我内心与他们形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才在2019年春天好像是猛然闻到Dr.K室内不清新的空气、第一次发现窗帘的颜色与青春期的悲伤记忆有紧密的联系,我也因此才在去年秋天突然很在意Dr.H个矮这件事。对于后者,很可能我有大量的想法和感受需要表达,却又觉得她没法容纳我内心里奔涌着的这些内容,而对其身高的在意,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我对Dr.H本人心灵空间“容量有限”的忧虑。这一点,我在结束性访谈中对分析师本人提起了。Dr.K在2019年春天没有针对我的象征化沟通去进一步发掘和探索我的负面移情,而对Dr.H,除了退课后的三次面谈以外,其他时间我只能自己默默分析我对她的负面感受,也因此,我并没在去年秋天的分析工作中对Dr.H表达我对其身高的体验。这些都是我前两段分析关系中的巨大遗憾。

《华严经》说:一切惟心造。我上面讲的个人分析体验,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哪里有绝对的真实呢?——我们只能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发源于心(亦即精神分析术语中的psyche)的一种感觉。就像Dr.K办公室在晚上六点三刻的气味,谁知道它到底清洁还是不洁呢?反正在2017到2018年的我的鼻子里它是好空气,但到了2019年的那个春日以及其后的每次面谈时,它在我鼻中就成臭气了。还有Dr.H的个头,我在同其一起工作的前面两年半都没有什么感觉,仿佛她“怀上”我没问题,然后去年她就渐渐地显得“装不下”我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分析师不能只听患者所表达内容的字面含义。在一个极端但真实的意义上,来访者不论谈论什么话题,其实指向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其中最根深蒂固的那套客体关系模式。因此分析师务必需要听到病人语词间的象征化含义,听到他们的“心”的声音。这么说的话,精神分析师和佛教徒一样,必然是唯心主义者:假如不相信心念的广大力量,如何能帮助患者转心回意、以至于最终境随心转呢?!

曾有来访者这么问我:你能保证你对我讲的话都是绝对客观的吗?我当时回答道:“你的问题假设了一点:客观的才是好的。我觉得或许我们应先对此打一个问号。至于我在面谈中说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假若我的带有主观性的话语能够对你起到帮助,你会听取有益的部分吗?”患者表示同意。展示了世界和众生起源的伟大的大乘经典《楞严经》,曾向我心中楔入了“见我所有”的观念。佛陀在楞严法会上对大众开示:我们的肉身存在以及身外的山河大地等种种事物其实都生发于那个具备妙有的“真心”(true mind);我们所见、所感、所身触、所耳听、所鼻闻到的,早已存在于我们的自心当中了。举个例子:一个抑郁的人看什么都是灰暗的,无论听到别人说什么,也都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临床工作中,在患者向分析师倾诉内心事物的同时,分析师其实也在将自己人格当中健康、有助于病患的部分投注到对方身上。“一切惟心造”,听起来很玄很缥缈,但正因为心的力量如此深广,人格层面的良性变化才有可能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发生。不妨说,精神分析起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往患者的心灵世界里装入好的客体关系以及其他正面的人际体验。在我看来,“一切惟心造”表达的不仅是佛教宏大的世界观,也告诉了我们心的延展性和我们生而为人的适应力。

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患者的象征化沟通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对咨访双方的提示。我们的心远远比我们的大脑聪明,在脑子能意识到一件事以前,心早就已对它清清楚楚了。而且我觉得,象征化沟通这件事在生活中也时时在发生着,只不过在一个集中的分析性的临床空间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轨迹。几年前,有位年轻人因害怕开车而来到我的办公室。许多问题和澄清之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其实不会开车,但对开车这件事的恐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当我在象征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害怕开车是病人问题的表象,开车象征了对人生的掌控,而成长于控制型父母的保护下,这位患者既向往自由(如,自由地开车驰骋于自己的人生),又因担心失去父母的保护而感到焦虑。所以说,害怕开车这个症状体现的是病人心灵里的一个基本冲突: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失控的恐惧。

今年以来,在与Dr.A的分析工作中,或许是由于她放松且专注的工作状态、她作为老弗爷理论衣钵传承人的深厚功力,也由于我们每周四次面谈的高频设置,第一次,在个人分析中,我身为写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发挥,在面谈中有过多次象征化的移情表达。某个春日当我停好汽车冲向Dr.A的办公室时,突然感到自己像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山洞门口(分析师的办公室在地下,那时给我山洞之感),而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等待我的分析师则在我的感受里像一只高大的熊妈妈,而且她是棕熊,尽管Dr.A是白人。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分析师,并在自由联想中提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那只跳进山洞的兔子。Dr.A评论道:看起来,来到这里你是希望获得一场奇遇。我的个头明明比分析师高一些,但在我的感觉中,我是小兔而她是大熊,因为Dr.A明显是一位内心空间非常干净、空旷的分析师,每周有四次,她把这个空间留给我使用。还有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自己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学生兔,背着书包蹦进熊妈妈/熊老师的山洞,期待从这里学到技能。而最近这周,我在某天走进Dr.A的分析室时,看到一只可爱的花栗鼠在我面前跑着。我以为它会沿着往下的楼梯跑到地下室入口,但这只小动物却跳了几下就跑出后院消失了。那时我有个念头闪过:没准儿我就和这只背部有花纹的花栗鼠一样呢。Dr.A仍然是熊妈妈,我在自己的感知里却体型愈发缩小,变成了鼠类,这很有可能提示了我在分析空间内的进一步退行。

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每一位患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心内之物与分析师相遇,而分析师回馈以自己身上和人格里已经被治疗过的、健康且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病人能以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感觉到了什么、想要什么、自己的爱恨和冲突之前,分析师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来访者的象征化沟通来了解对方的。分析师听到的是病人的言辞,却需要默默地将这些言语翻译为对方内心世界里的重重影像和细语中的呼喊:我爱……,我恨……。就像Dr.A,她温柔地接下了我赋予她的熊妈妈角色,开始在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认真抚养一只小灰兔,不,现在是一只带着棕色花纹的轻快的小鼠了……

李沁云

2022年9月10日写于器堂楼上

由白到黑,人世漫长——谈自杀问题,兼读《我的帝王生涯》

【自述:为什么要写自杀问题?2014年,英语文学译者孙仲旭的自杀令我不得不联想到自己同为“文人”的相似精神处境。2016年初,曾与我的大学生活有过交集——但我们从未彼此认识——的学人江绪林,于他在华东师大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再次带给我极其沉重的震撼。随后,在一片悲观的讨论声中,借着对苏童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的读感,我把自己几乎半生以来与自杀问题相伴随、相斗争的感受写成了这篇文章,希望为困扰于自杀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份有所不同的经验对照。此文原本于2016年4月在豆瓣日记里分上下两篇发出,但下一篇不知何时已被豆瓣隐藏。这里是完整长文。】

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灰褐色的鸟群从雾霭中诞生,/又隐没于经年的时光/以耐心打结而织成的网。/捕鸟人在夕阳下叹息:/“落入我眼里的光,/可是那时光之光吗?”

L.j 《光》
植物,这“非有情”的存在,
它亦执拗地面朝阳光、热烈生长。

2014年7月初在北京,某天傍晚我坐在出租车里,第不知道多少次感受到虚无感的侵袭,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句子。“灰鸟”的意象来自于那年春天我读到的一本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他让他的主人公,虚构的王子端白,反复看见一群灰色的鸟。它们从天空飞过时,发出“亡,亡,亡——”的声音,象征个体的迷惘与空洞,也预言了端白那个大燮国的丧亡。

第一次读到那部小说,我认为它讲的是有关虚无的哲学问题。读着的时候,我一再地感觉到端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会的无力和虚无。透过与这一虚构人物类似的内心经验,我的世界跟他的相连通,当他取得皇位、在围绕于身边的祖母、太后和宦官们中间失掉了心灵的行走能力时,我以我被生活所“瘫痪”时体验过的虚弱去设想这个人物的感觉。在小说里,每当灰鸟占据了天空,便是虚无来袭的时刻。就连端白眼中充溢着自由精神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边学着鸟儿的姿态展臂欲飞的年轻女孩儿,也代表了虚无的某种形态:振翅飞翔只是一个姿势,没有人能真正地起飞。而且那种需要被一系列动作所触发的姿态是没办法持久的,我们终将被引力拉向地面,并重重地摔下来。一次次失败之后,那些被想象和现实所赋予的或深或浅的伤疤、青痕,是存在之伤痕,是我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这样写着:“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这是一个很抒情化的表达,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人生为什么如此漫长呢?自从十几岁起,我就常常思考死亡,但我很少会想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对我来说,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形而上问题,要不要继续活着,与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自然界里的一切都以对称的方式存在着,有消必有长,生命的萌发从最初开始,也即宣告了它必将走向死亡。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很多时刻里都需要面对死亡的议题,而不是仅仅在当我们临近它的时候——虽说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每一秒都比上一刻更加接近死亡。只不过有些人把死亡的阴影藏在心灵的角落里,不需要面对的时候,绝不去主动接近。也有一些人,出于种种不尽相同的原因,经常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属于后者,死亡的问题在多年里与我如影随形。

我承认,我所思考的死亡问题,在许多时候都是以“要不要继续活着”的面目出现的。以前的文章里,我曾写到过,我从小学业优秀,后来的发展也难以让人把我和“自杀”、“轻生”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我没有经受过任何生活上的挫折,但那些与自我、与死亡的魔力相斗争的内在经验,已经伴随了我很久很久。较为年轻的时候,我把可以提前发生的死亡看作是人生难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作为一项秘密武器,它被我拿在手中、藏在心里,在睡不着的夜里拿出来暗自赏玩。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可以主动选择死亡,你会有活着的勇气,会有毅力去面对生活的伤疤和脓疮,你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再让我想想,让我在选择死去以前,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吧。至少对于我,一直是这样的。死亡的魔力体现在,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团篝火,既能温暖人间的孤独之心,也有力量把它们吞噬和毁灭掉;有这么一团火吸引我过去,但我知道,过去以后我将被它吸纳为一体。可是,它真的是一切的答案吗?

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我想死,是因为我无法接受生活的虚无真相。空虚在我身外的世界中弥漫,也发源自我的内心,在我说出而又于空气中消弭无形的话语中化身为一重又一重更为深重的虚空,像好多人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像是全世界曾经活过的人们的叹息加总在一起。我在空虚感中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虚空中的什么东西却又压在我身上,时时将我逼向崩溃的边缘。我害怕时间流走,害怕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害怕听见别人叫我的名字,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事物能令我真正地感到充实、填补我身心的空白。生活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有时会想,我愿意投身进去,与它同归于尽。

很幸运的是,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这要感谢我对生活所存有的一点好奇心。我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小孩儿,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观察他们的小小人性,看虚空是否会从他们的小身体上生长出来。我想帮助那两个拥有我的外貌与性格特征的小人儿(——这倒并非马后炮,我小时候就很向往拥有两个孩子)去征服空虚。但在实现这一点以前,我自己必须首先要去克服它。

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在灵魂的外面,包围着一重由身体构成的牢笼,哪怕我的心再轻盈、再怎么向往飞升的感觉,也不可能挣脱身体的疾病、衰老和与生俱来的滞重——身体,或许本质上,带有泥土的属性,它从地上来,自然也要亲近大地。与此同时,身体内部的黑暗世界里,在心灵不可控的领域,有一个不可度量的深渊,永远在向我移动过来。向内望去,我看见万丈悬崖和不见底的幽暗,朝外看时,每一场病痛、每一次用肉体与虚空相搏所收获的伤痕,都形成了束囿我的一道围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如果不想在内外交攻之间忍受存在之苦而活着,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皇帝端白,在国土即将沦亡的前夕将帝位让给真正得到先皇诏谕的异母兄弟端文。他离开皇宫,像他先前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了一个走索艺人。后来,他被各国百姓誉为“走索王”。到人群中去,在高空走索的技艺中体验自由,和近乎于飞翔的美好感觉。在这种行为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填充了端白的内心,使他得以摆脱没有重量的虚空所赋予人的沉重。九尺悬索上的端白走步、跳跃、翻跟头,他借着作家苏童的笔端说:“一只美丽的白鸟从我的灵魂深处起飞,自由而傲慢地掠过世人的头顶和苍茫的天空。”他说,“我是鸟。”端白站在凌空而束的绳索上,以一种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人世间最值得渴慕的自由、自主,以及心灵的充实。两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捧读这本书,泪流满面。

我从不后悔生活让我认识到了它虚无的内在,虽然在我身上,这个过程开始得有点太早。可在此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人应当如何面对虚无。我读过一些书,但我被另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捆绑着。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如瘫痪般软弱、笨拙,连行走都困难,遑论飞翔。我常常手握一本书躺在床上发呆,感到自己丧失了行动能力,外界发生着的都离我远去,逼迫我不得不注视内心的深渊和生活的空洞。更为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太阳却又惧怕阳光,因为我自己的空虚和整个世界的幽深都会在阳光下无所遁形。有时走在艳阳照耀的路上,我必须停下来找到一个支撑物,然后无力地闭起双眼。——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我可能提前体会到了死亡。

端白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城镇的集市上,悬在空中的绳索使端白既处于人群的包围和观看中,又同时远离了他们。当他在索上迈开步子,他得专注于每一个动作,才能掌握这一项崭新的自由。在那个时候,虚空被他从绳索上踢开了,没有了来自虚无的挤压,他像鸟儿一样在索上翻跃,飞啊——飞。这是端白行而未宣的秘密:他不但脱掉龙袍、摆脱了身份(——一切意义上)的枷锁,还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绳索距地面的高度,却又令他能够保持着审慎的观察。后来在苦竹山上,端白白天走索,把夜晚用来阅读《论语》,这足以说明他确乎是一个思考者。

而我呢?自从把人生的虚空解作一扇对我关上的大门,我就没有试图再走进去过。幸而2014年春天,苏童的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给了我我在阅读经验中所获得的最大启迪之一:在广阔无边的虚空面前,人只需要以行为填满生活。像学习所有技能一样,这不过是事理层面的理解,当我觉得我懂了,我还远远没有获得与虚无搏斗所需要的真实技能。

写下开头提到的那几个句子后,同一个晚上,我以它们为起始,完成了一首题为《光》的诗,描绘几幅曾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的有关于轮回的画面。在车上侵袭我的空虚感和那几个被我赋予了诗意的片段,不是因偶然而在那天构成了一首诗。事实上就是在那天,我发现我的第二个孩子(即胖丹)已经毫无预兆地闯入了我的生命中。新生命的宣告到来,不期然牵动了我在此生的最大忧伤——存在之伤。在应当为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实现而高兴的时刻,我却写了一首不成功的诗,而且,我在其中咏叹死亡。那其实预兆了我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是当时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被强烈的妊娠反应所折磨。因为不是第一次怀孕,我对于恶心和呕吐都并无不安。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大医院去进行了两三次孕期检查,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十几天,我都在感冒和低烧中度过,这加重了我身体的不适,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多休息就应该能好起来。然而,我在病中开始见到陌生、可怕的面孔。说见到恐怕不太确切,因为不是像有幻觉那样在眼前出现别人看不到而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人。那是一种感觉。这种体验从前我也有过,在美国家中,有时夜半醒来,我会感到有人坐在我的床边。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并不恐惧(我生命中一直有这种经验,但是学佛以后,我才知道了如何去解释,此处不细述)。那年夏天在北京,我同样地“感知”了一些灵魂在我身边的存在。我看到过一个男人面露挣扎的表情,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已被烧毁,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次。我也开始不断地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追杀,就是梦中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有人在肢解身体,诸如此类。这些形象让我逐渐产生了恐慌。我想起我去看诊的那家医院,它有一个烧伤中心。我猜想,由于我是个佛弟子,踏访医院的时候,或许遇见了新逝的灵魂。我慌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何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找到我,也因为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们想让我帮助他们做什么。

长达五六周的时间里,我每日卧床,难以进食。偶尔出次门,三十五六度的热风吹来,我立即就像听到恐怖片里的音乐一样,感到热风变成阴风,手臂起满鸡皮疙瘩,形象纷至沓来。我忍着痛苦抄经、念佛、读书,但没有丝毫改善。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宗教,不是在信的层面,而是从行的角度。我问自己:如果这是一场考验,那么我所谓的“信仰”,能否经受得住?

那不是第一次,我深深体会到,肉体是一座牢笼,它把我的心灵困在里面,把后者拉低到与其同等的高度。在内心的王国,每当我想要模仿着鸟儿做出起飞的姿态,身体都常常包裹着我的心,把它压制住,一再地阻碍我的飞翔。这是一个难题,是生而为人的一个悖论。

八月下旬回到美国家中后我的身体略有起色,形象们也不再出现。很快我就带了一些随身物品到纽约,开始新一学年的工作。可是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再度病倒。我带着接近三十九度的体温支撑着上完一堂课,慢慢走回办公室,通知秘书帮我取消当天的第二节课。正好是午饭时间,饥饿的我看到办公楼附近平日经常光顾的一家泰国餐馆,但已经连走过去的力气也没有。被出租车载回公寓的路上,我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接连不断地生病和病中的濒死感受,我想到了死。我租住在上西区哈德逊河边一个寡居的老妇家中,窗户上没有安装预防危险的护栏。一个好朋友来看我,帮我做了顿晚饭。我告诉她,肉体病苦所能对精神施加的影响,以前被我低估了。我真的很想打开窗子跳下去。(她当然尽力阻止我,不需细述。)

长江文艺2012年硬皮版《我的帝王生涯》

那时候我其实把《楞严经》和《我的帝王生涯》都带在身边。这部小说我第一次是从图书馆借来读,暑假回国时买了一本新的,还未拆除塑封,当时带在身边的就是这一本。我没有把这本书拆封,但止不住地想起端白所倾心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畔仿鸟而飞的品州女孩儿,也是因身体的桎梏、因生而为人、因身为女人而始终没能飞得起来。

到了周末,身病已愈,但心病加重。我告诉自己,要在这一天做出抉择。站在打开的窗边,从八层楼上朝下望去,我看见河边公园里锻炼的人们以变化着的姿势填充了时间,我看见阳光照在河水及绿油油的树上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我看见与我房间垂直的柏油马路,它是坚硬的。耳边是自己的声音在告诉我,只要跳下去,就可以结束痛苦,不需要再面对虚无。只要一跳。我甚至已经开始憧憬死后的景象,一片黑茫茫。但我又忍不住问,黑茫茫的一片真的是终极的追求吗?恍神的一刹那,我听见内心的强烈呼喊:不!如果死了,“我”就没有了!我的一切问题,只有活着,才能找到答案。

如果不得不跳出窗去,我也不愿坠落——我希望我能飞升。

是的,死亡解答不了我的问题,我必须在人世间寻找答案。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说,我很痛苦,但是我得活下去。当天他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车赶到。在他的鼓励和其他朋友的支持下,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当晚,我们开车回家。那天是那年的中秋节,我记得一路上,月亮很圆。

2014年初秋我回到麻省安静的家里,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从内到外,都蜕变了一场。曾困扰我很久的关于生活以及关于信仰的问题,在心灵慢慢沉淀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初步的答案。我终于真正地明白了,作为一个失败的皇帝,端白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走索的艺人。

不论生活多么令人痛苦,都应该活下去。活着本身就是对虚无的最大抵抗,只有活着,才可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路径。

终于,那年秋天,我写下了新的句子:“与肉体的牢笼和内心的渊薮朝夕相处,并终将跨过深渊的人。”我相信这就是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在我的精神王国里,我跟端白一样,走在一条探究真相的细索上,但我和他都足够全神贯注,所以我们不会坠落。

总有一天,我会飞起来,比小鸟更加自由,因为我能拥有比鸟儿更广大的天空。

那个给过我很多温暖的人鼓励我说,走下去吧,迎着这个扑面而来的世界。

我来了。


李沁云

2016年4月14 & 16日写于器堂楼上

P.S. 这篇文章虽然很早就想写,但是因为难度很大,直到前一阵子的几起自杀事件发生,我才觉得必须要尽快写出来。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帮助有类似自杀倾向和体会到生活空虚的人克服这些东西。我不想借助哲学家、思想家什么的(当然我读得也并不多就是了),全是自己所历所想,也许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真切一点。略去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但是希望我的中心想法能传达到阅读者那里。

P.P.S.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前些天重读了《我的帝王生涯》,发现了它作为文学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虽然如此,这本书对于我仍然如文中所写那般重要。其实真的是人心里有什么,就会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与此书的缘分。

P.P.P.S. 文中提到看到影像什么的,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幻觉症状,而是一种宗教体验。有宗教经验的人会明白,我本人也就此跟法师有过沟通。本文不涉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只是单纯地针对自杀倾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