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七首:无尽

第七首


                         无尽


被你握住的一千条河流在这天
有了确切的名字。这一天,你的一生
印在书里,是由遥远异国的陌生人
以字母文字写出的。一千个模糊的
梦境腐朽了一千朵朝霞,醒来后,
你必须在别人的故事里奔跑,最终穿过
闪闪发光的一千条街道。一千个名字
被你注视,它们陈旧的笔画令人眩晕
或恶心。“可它们毕竟发生过啊——”
你想,“它们有一千个存在的理由。”

这一天你在你孩子的电视屏幕上看到
一千只鸟儿所代表的一千次起飞以及
一千种飞翔的姿态。你的摔倒的孩子说:
“妈妈,我疼。”那是一千回无尽的
人生之痛的开幕吗?这是你在
四十岁的一千零一个问题。此时
你的呼吸再也遮不住雀跃的
火焰的气息。然而你手中流淌的河
抵达不了生活的纵深处
绵延而幽暗的火。吞没了黑暗的
白天啊,不过是第一千零一个
形状失真的梦。可我相信
其实有一千个疲倦却安静的你
手握利刃刺穿了不能言说的梦境,
奔跑如那些街道,你
奔涌像那么多条河。

你是你写出的一千个伤心的故事。
身负一千种伤痕的第一千个你
在梦的无尽黑暗里想:
“我要那一千亿颗星星,
都做通往我坟墓的灯火。”


L.j
2021年11月11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幻影重重的世界里,那个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

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

… Stimmen, Stimmen. Höre, mein Herz, wie sonst nur/ Heilige hörten …

… Aber das Wehende höre,/ die ununterbrochene Nachricht, die aus Stille sich bildet./ Es rauscht jetzt von jenen jungen Toten zu dir.

,每当我呼喊,会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声音,声音。听啊,我的心,正如惟有圣徒听见过的那样……而我听着微风里那由寂静形成的、永不间断的讯息。它此刻正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处涌向你。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这里引用的部分是我自己由德语译出)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 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

娃娃《寂寞的季节》歌词

Psychoanalysis is an act of love.

Michael Parsons (2022年10月于BPSI讲座)
秋天的树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会读到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论调,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声音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总叫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精神分析叫人谈论童年”是不是一个事实,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不过每当我在网络论坛上遇到这样的质疑,我总是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大约表明发问者对回忆和探讨自己的早期人生体验带有某种阻抗,而阻抗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所阻抗的东西会造成痛苦。确实,并非每个人都有愉快的童年记忆,我亦属于不愿回到童年的那一人群。近年来,随着大小节庆都变得愈发商业化,“国际儿童节”也成了小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节日,每到那时,社交网站会邀请用户分享儿时回忆,而大小商户也纷纷打出“童年的气息”、“儿时的滋味”这样的广告语。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假设:童年是幸福的。很可惜,这类推广手段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急切地盼望长大。

所以尽管我可以理解,童年对某些人们意味着对父母的依赖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我也不会忘记,对另一些人来说,童年的体验是人格不独立的屈辱交织着对长大的渴望以及对人生自主权的强烈向往。与第一个分析师Dr. K工作期间,我在最初两次面谈中主动涉及了一些幼年往事,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半里从未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自然是我清醒的阻抗,现在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见面频率或许也妨碍了话题再深入到人生初期,毕竟在每周只谈一次的框架里,能维持与现实生活进展的同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后来的临床经验证明,其实除了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分析师可能会直接问起患者的幼年情况,其后的会谈里,这个话题一般是由处于种种叙事情境里的来访者提起的。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分享他给病人的指示时说,分析师要告诉患者:把一切你觉得该说或不该说的都告诉我,想象你是坐在火车里靠窗位置的乘客,车窗外的风景(也即病人的内心景象)你能看到而我不能,因为我在靠走道的位子坐着,请把你所见窗外的一点一滴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鼓励患者“说出一切”,那么每个人的童年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况且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早期人生经验对人格塑形的巨大作用。这么看,我与Dr. K的对话在初始访谈过后始终没有回到童年话题上来,或许是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的一个佐证。

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塑造是我早已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在训练分析当中切身体会到童年情景对个人生命的深远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某国内论坛收到素不相识的网友的私信,对方谈论了自己的心理困扰,并且向我讨办法。看到这条信息,正是在我临睡前要关掉手机时。我感到气闷,并为自己的气闷而烦恼。第二天,我就跟分析师唠叨了这件事。我讲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可以怎样有礼貌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在本地寻求心理援助,可头天晚上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觉得这个人毫无界限感,不过,我明明马上要睡觉了,干嘛要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生气呢?我对Dr. A说:“生气可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啊,在这件事上真的值得吗?于是我一面生气,一面便又因自己的气闷而自责。”分析师同时在行动和心理这两个层面给了我建议。她首先告诉我:“你不妨这么回复这个人:我很乐于帮助你,我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百美元,欢迎与我开始工作。”我一听就咯咯笑出了声。Dr. A这个说法里的幽默感和游戏性正是我的性格中所缺乏的(但也是成为一个分析师的道路上所必须发展出来的),而其中蕴含的边界感却可以提醒听到这话的另一方:我的服务有很高的价值,请放弃希望我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一期待。

在心理层面,Dr. A提示我说:“你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理解你生气的深层原因。”我想到生活中在一些其他人缺乏界限意识的时候,我总是会被触怒。比如说,有事想询问我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带着吃的喝的上门,弯弯绕绕了很久之后才触及正题。我抱怨道:“每次我都以为人家是因想交朋友而来拜访,后来却发现不是。有事就直接说事嘛,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好像朋友一样坐进我家来寒暄?我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分析师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她也曾向我主动袒露,她只在多年前去香港出过差,此外没到过国内的任何地方。可能是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哲学的广泛涉猎使她在这样的时刻——谈话中有非常浓重的异文化色彩的时刻——仍能继续引导我把探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Dr. A当时问我:“这是否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残余?”她接着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邻里和熟人间必须互相帮助、甚至一起分享食物,这种模式形成了传统之后,也许仍存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而带着吃喝好物去拜访别人,也依然是一种普遍受赞赏的行为。我答道,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在那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不久,父母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由于彩电尚未普及,那时的邻里之间,即便家有电视,也通常是黑白机器。所以很自然地,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挤在我家的电视前看节目。我脑中浮现的便是小时候彩电里放电视剧《武则天》和《西游记》时家中唯一的一个房间里人挨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场景。我讲出这一自由联想内容后,分析师突然问道:“这些邻居看完剧才走,有可能离开得很晚,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睡觉,就像昨晚那条论坛消息对你的影响一样?”

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与Dr. A的这次面谈令我久久回味,它对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身为躺椅上的病人,自由联想可以发生得多么随机却同时也相当有机。我那天感叹“原来如此”时,也对分析师表达了这一感觉:自由联想简直太神奇了,仿佛就是“咔嚓”一下,一幅我平日根本不会回想起来的画面就蹦到了我脑海里。与此同时,分析师帮我在切近的生活时间与遥远的童年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我发现自己还依稀能回想起五岁的自己在夜晚困倦不堪,但不得不忍耐一屋子人的声音和气味的感觉:烦躁、气愤、痛苦,但碍于父母对邻居的热情以及邻居的在场,我没办法表达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在早已离我远去的那些夜晚里,我最终是昏沉入睡了的,也许是怀着深深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睡去的?这一点我无法确切地回答或去证明。然而与Dr. A的谈话向我昭示:作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我,很可能仍然是带着残存的幼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在生活;不然的话,为何在临睡前收到陌生人对我提要求的讯息,我会立刻感到与五岁的自己不得不在电视声和人声中入睡时相似的气闷、烦躁和不平?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幼小的孩童,现在的我有能力拒绝任何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在感觉层面,每当面临相似场景,五岁时的弱小和孤立无援之感就会向我涌来。

《金刚经》警醒世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如说,我们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一个佛家说法很难令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较为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画面和片段,并没有在现时间里正在发生,所以它们无非是一些影像,甚至只是一些影像的印记。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患者的叙事时常彷如剧场里的一层层帷幕,当我们拨开它们之后所能见到的,有记忆、有画面、有想法也有感受,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来访者内心的小剧场上演,而且是反复上演着。不论是在Dr. A的躺椅上对其讲述,还是当我坐在我自己病人的头部后侧倾听他们时,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个影影幢幢的世界,它只能通过讲述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现在相连通;然而人们的过去只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了,那个影影绰绰的世界既是幻象,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仍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困在那个幻影重重的世界里的,有一个孩子。五岁时已经在盼望长大的我,一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有“赶走”来家里看电视的邻人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初期,力量往往需要到想象界中去占有,对稚弱的幼童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必须依附着父母,必须在某些时刻忍耐着生活本身,我们才能活下来。五岁时的我,或许在心里发出过没有人能听到的呼喊。那些曾坐在我五岁时家中唯一的房间里喧嚷着观看《西游记》的人们,我早已不知他们被生活的浪涛带到了何处,可他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投下了影像。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关于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对错可言。我们能够做的是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十八岁的时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让我发觉,我内心似有呼喊,渴望着被什么人听到。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精神分析谈话中,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倾听者从“天使的序列”中降临的时刻,这次,她甚至来自里尔克所来自的日耳曼文化传统。我所经验到的倾听者其实不是Dr. A这个具体的人,或者说,远远大于她本人的存在,是她为我营造的、我们共同经营的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和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那个仍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奋力拉开帷幕、穿过重重幻影向我走来,并最终经由我的口而发出她的声音。这个过程感人至深。

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我认为,如果我们尚未清晰、深刻地反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在很多时候就都还是幼年经验的遗存。这个遗迹随着岁月的风化反而越来越坚固,在它之中,那个弱小的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因为他/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她也并不知道,困住自己的,实际上是已风干在时间里的一些影像,虚幻无比。也因此,我真的觉得,谈论童年是爱自己的表现:爱过去幼小的自己,也意识到并热爱自己身为成年人的强大和力量。尤其当人们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回忆和探索童年,这是在分析师的注视下所进行的一种呼唤爱和接受爱的行为。

精分学会刚刚结束的小学期里,某位我很喜欢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每当你倾听病人的故事时都要记得,那里有一个儿童的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老师主要指的是当患者的讲述显得特别奇思异想时,但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更多。抑郁、焦虑、强迫、偏执、自恋、自虐……这些诊断标签并没有它们所标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重重帷幕后的幻象世界里,那个孩子在呼喊着什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和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听,要去听。好多年前,里尔克的诗句带着哀柔却锐利的质地令人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内心的耳膜,那是我渴望被听到与倾听他人的开始。因穿过翻译的阻隔才抵达我的诗句而眼泪汹涌的那些时刻,都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

李沁云

2022年11月19日写于器堂楼上

【“传奇・颜色”三部曲】之一:青阳(下)

Jean Cocteau黑白电影《Orphée》(1950) 剧照

5

        那一天漫长得仿佛不会结束,太阳黑色的部分越多,日光就越强烈得可怕。M和我走了很久,在死人的身影逐渐稀少的地方,他倒了下去,羊皮书滚落到路旁的沟里。我跳下沟拿回那卷羊皮,才走到M身旁去看他。

         M成了扁平的一张皮,原本苍白的脸变得焦黑。枯木似的脸上,他布满裂纹的嘴大张着,好像是因干渴而死,虽然我知道他袍下有水。这应该是他的第二次死亡,从此,他不再生活在死神的世界。我落了几滴泪在他脸上,我把它们拢进了他的嘴里。

        有人从身后抚我的肩,那冰冷的触觉告诉我,死神来了。他捡起M像捡起一件衣服,把他挂在自己的胳膊上。“年轻人,我们接着上路吧。”他轻轻地说。

        太阳只剩中心的一点点还是金黄色了。少年的步子已变得沉重,但是在他身边,我觉得我很安宁。路边早已没有任何人,我不知道那些死人们是否有的已经死去。对于他们,烈日下的死亡绝不会是一场重生。我们又走了很久,少年握着我的手,他传给我的寒意减轻了我在阳光下的燥热。想到那些死了又死的人,我的心悲哀如冰。

        停下来休息的时候,少年说:“把羊皮给我,让我最后看一眼上面的文字吧。”他坐在羊皮的一角,两道粗黑的眉锁在一起,我看见他眼里闪动着泪光。我觉得它们比星光更美。

        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少年从羊皮上抬起头。黑色太阳的光使我看清了他宝石般幽深的黑眼睛,闪烁的星光和泪都来自那里。他抓起我的双手,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问我:“你愿意把你的一切都交给我吗?”

        他的即将因巨大的痛苦而抽泣的脸,比雪还要白——雪就在他的手和我的手之间。我告诉他:“我愿意,当然。”他深邃的眼睛闪耀着世界上最美的光芒,我看着它们,那双眼睛此时竟然有了暖意。停了一下,我说:“我爱你。”

        少年深深看我一眼,叹息了一声。他从腰间取出一把寒光逼人的短剑,放进我颤抖的两手。“你一定要把羊皮书带到山的那边,在明天结束以前,越快越好。”他攥紧了我的手,说,“答应我。”

        我说:“好,我答应你。”

        那是我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那之后,他躺倒在羊皮上,而我双手握剑,用力刺进了他的胸口。

        他的心脏很快就停止了跳动,光芒也开始从他眼中一点又一点地消失。我拔出短剑,伏在了他身上。这具身体已渐渐散去寒冷,沾上了阳光和我的眼泪。我一遍遍亲吻他的脸,从额头、眼睛、鼻子,到那两片不再抿起的柔软的嘴唇……他嘴里不断涌出血来,代替了没有从他的心里流出的血。黑色的血液粘稠如浆,在我的舌尖,它是甜的。

        当血液淌在羊皮上,它们避开了那些神秘的文字。他的血流干的时候,太阳的中心爆发出一阵阵剧烈的雷声。后来我就看不见太阳了,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占据了我所能看到的世界,雨水清澈得如同酒神曾洒下的酒。我在雨中掩埋了M,然后我抱起轻若虚空的少年死神,在腋下夹好羊皮书,沿着唯一的道路向前走去。

        这场雨带来了无边的黑暗。在雨中,世界反而更加寂静,只听见雨声比风的呜咽更像是一场哭泣。我走着,路边又开始出现一座座小房子,人们在屋中点起蜡烛,照亮了我的路。他们双手持烛,沉默地站在窗口,看我和我怀中的他们的神祇。在那些微暗的烛光中,我第一次看到了远处的山,山在雨夜的黑暗里向我倒来……

6

        我走啊走,怀抱着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男性。大雨离开以后,新的一天和太阳一起来了,我相信是他用死亡的代价换来了新一天的来临。这时的太阳是一种介于蓝和绿之间的青色,像一轮崭新的太阳,它的光温柔、和睦。我抱着他,在这生命之光中翻过了那座山。

        太阳族的村长是一个胡子拖到地上的老人,他正带领着全体村民在山下等我。他们都还披着青绿色的雨衣,雨衣是古树的叶子做的,上面淋漓着昨夜的雨水。有村民的雨衣上裸着些黑色边缘的洞,我猜是被藏青色太阳灼烧造成的。

        老村长见到我,迎上来说:“你终于来了,你就是我们等待的信使吧?”

        “是的。我想,你们等的就是我。”我把羊皮书交到村长手里,说,“请您看看,这上面写了些什么。”

        老村长把羊皮铺在地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几遍。经过了昨夜的大雨,黑色的血迹已不那么明显了。村长的绿雨衣上的水点点滴滴地再次洇湿了羊皮,我的眼睛疼痛起来。他缓缓开口道:“年轻人啊,书上说的是一个神秘的预言。”他的神情告诉我,他并不是第一次知道这个预言。

        “在末世的最后几日,太阳会渐变成藏青的黑色。当它的中心也被黑色占领,它会烧干世界上的一切,就连已死的人们也在劫难逃,他们将再次体会到被灼烧的巨大痛苦。”老村长停顿了一下,摸着胡子沉吟道,“不过,如果死神的族中有人死去,他黑色的血液若能战胜黑色的太阳,一切就会改变……”

        我问村长:“那么,青色的太阳是书上所说的改变吗?”他点点头,对我说:“这轮青阳,就是新生的太阳。我们是守护太阳的民族,年轻人,我和我的村民们会好好照看它的。”

        听完村长的话,我想,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轻柔地把少年死神放在羊皮上,将他薄薄的身体用羊皮卷了起来,说:“我要带他回到那些死人的村镇,那儿是他的家乡,那里有他的子民。”

        老村长好像明白了什么,问我:“他是谁?”

        在青阳的柔光下,我最后一次看了看那双曾经会发光的眼睛,现在它们已黯淡了下去。我说:“他只是想告诉我,死亡也可以快乐。但我,再也不会看到星光了。”

李沁云

2012年7月18~21日写于北京

2012年8月19日定稿

A Wish to Live, A Wish to Die*——由个人经历浅析弗洛伊德“驱力说”

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

——Jean-Luc Godard电影《Hélas pour moi》(悲哀于我,1993)旁白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忧苦,身心焦恼,如是种种,生起纯大苦聚。

——《大宝积经》

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

——李沁云《蓝桥》(2020)

2020年早春是一个寂寞冬天的延续。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我的工作也全部转到线上。而那也是我独居在麻省小镇家里的半年间,我与活生生的人的接触缩减为零。除了需要定期把垃圾推到路边等待被取走,我几乎足不出户,甚至在每周四天的工作和上课时间之外,连话都不需要说。日落日升的循环中,我沉默地睡眠、进食、读书、思考、感受,在本来应有四个人居住的房子里来回走动。可我孤独的踱步无法改变时间的轨迹,春天仍不可避免地来临;空荡荡的房间里,时间也并不会比在外部世界里流逝得更快。我所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它们只能是无声的——似乎使家里这所小房子都变得更加沉重:它像一座坟墓,重重地压在我身上。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因为这一新发的凶猛病毒而死去。我常常想到:为什么在此时会有新冠疫情,它是否源自我们全人类的集体死本能?那段时间里,只有通过看电影,家里才有一点生活化的音响。并非出于偶然,我观看了丹麦大师德莱叶的默片《吸血鬼》、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诺斯费拉图》,并重温了韩国鬼才朴赞郁的《蝙蝠》,我最欣赏的吸血鬼电影。我感叹于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不为人知的幽灵,也许,也像一个得不到血液滋养的吸血鬼。生命力仿佛在日复一日间汩汩流走,假若如我们优美的中文所说,每人都有一片心田,那么我的心田一定是龟裂的恶土。与此同时,我亦感到有一种力量在自己的精神领域被焕发起来,它好像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激奋地奔腾着,它来势汹汹,想要毁灭掉什么:是的,我想杀死我自己。死亡在那时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死去意味着我可以获得自己的鲜血,也意味着寂寞和空虚的完结,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生命的最高峰。幸运的是,我对情绪的清晰感知没有走向失控,而相对清醒的自省能力告诉我:我自身的死的愿望(death wish)被新冠时期的悲剧、被我们所身处时代的集体死本能给唤醒了。

那时的我站在一个岔路口:是让自身的毁灭性力量主导生活、以至于最终加入占据了时代舞台主要位置的集体死本能,还是以仅存的生命力去扭转死亡驱力的走向、使其得到缓和与升华?2020年春天这一次,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面对死亡的强大诱惑力并战胜了它,但却是首次,我清醒地应用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去处理这个困境。所有的积雪都消融了之后,我花了十一天的时间,写作了中篇小说《蓝桥》。与标题的浪漫、飘逸相反,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沉重、苦涩且充满身心的疼痛感的故事:当一位反社会人格的内向者遇到他觉得能真正理解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杀了她并吮吸她的血;不仅如此,他还把她的血液收集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为了使主人公具有我的特征,我把他设计为一个作家,而正如一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它作者内心世界里的影子,《蓝桥》中心甘情愿被杀的中年女性也代表了我自己。完成这篇作品的那一晚我写得通宵达旦、几乎未眠,在自己笔下涌出的文字里,我体验到了肉身被割开的疼痛以及精神上的巨大震颤——通过写作,我既经验了杀戮与嗜血的欣悦,也感知了死亡的痛苦和快乐。也就是说,我释放了自己的毁灭性冲动;不需要真的杀掉自己,我便已获得了我的死亡冲动所向往得到的体验。当第二天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又活了,又能继续承受着寂寞和沉默的感觉继续活下去了。

“驱力理论”(drive theory)亦称“双驱力理论”,它与“结构论”(亦即从心灵功能中划分出本我、自我、超我,也称“地形说”)共同构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弗爷目睹了战争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创伤,通过治疗从战场回来的一战幸存者,他发现了“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并修正了自己早期所主张的只强调力比多(libido)的(单)驱力理论,也即“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在《超越快乐原则》[1]一书中发布了他晚期思想中这最重要的一环。在老弗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都是生物性的驱动力,前者趋向于维持生命、继续成长、寻求性欲及其他需要的满足,而且也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和其他个体相联结。死本能则是朝着静止、重复与毁灭的方向驱动生命体的,它以生命体的死亡为最终目标,死本能的这种取向即被命名为“强迫性重复”。这两种生物驱力之间此消彼长,常常会形成冲突。

一般来说,生本能比较易于理解,那么,人为什么会在心灵中携带着死亡驱力呢?弗洛伊德将两种相反、相克的力量都定义为生物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已由生物特征决定、各自带有一定量的两种本能,没有这之外的原因了。随着对自己身上生死本能力量的体会逐渐加深,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是老弗爷发现的而不是他发明的。而且“驱力说”的内容似乎很接近佛家通过“十二因缘”所讲的“生死相倚”的观念。我们死本能中的毁灭性力量不但想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也会想杀死他人,这里的他人时常包含我们深爱着(但也有理由恨着)的客体。实际上早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2]一书中,老弗爷就通过探讨“亲近的人死去了”这种常见的梦中场景来解析人性。在本书的第五章,他首先分析了儿童对自己手足甚至父母的死亡愿望,然后借由案例来说明成年后对这种愿望的过度压抑可能会导致癔症。在这里弗洛伊德初步论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并深刻地指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能流传千百年而魅力不衰的原因:俄狄浦斯实现了我们每个人仍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幻想/愿望;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从而能够完全占有另一位父母,是普遍性的人性。

可见,我们的死亡驱力中含有丰富的信息。俄狄浦斯受命运驱使,完成了他弑父娶母的人生悲剧,然而弑父是为了与母亲融合。与此类似,所有的吸血鬼故事中都包含一个悖论:出于对爱的渴求,每个吸血鬼都被他所爱的女人的血液所吸引(因为血在吸血鬼叙事里是爱和生命的象征);为了获得爱,每个吸血鬼都忍不住把头埋在心爱之人的脖颈之间吮吸她们生命的汁液,并因而导致对方的死亡(或也化成吸血鬼),不论他是不同版本电影里的一位位德古拉伯爵,还是宋康昊所扮演的韩国天主教神父。很显然,小说《蓝桥》也是一个吸血鬼故事。我笔下的男作家主人公之所以要杀掉他爱上的绿眼女人,是因为对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来说,杀死对方才能长久地拥有她,而把女人的血液一滴滴放进鸡尾酒中饮用,则是把她一点点地融合进了自己体内。我不否认这是浸润了我个人特色的婴幼期愿望/幻想(infantile wish/fantasy),而且我很清楚这位反社会人格者和这位似乎是个受虐狂的女性都来自我的本我深处。然而这种既幼稚又血腥的幻想难道不是曾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吗?比如说,当幼童看到自己的妈妈(或其他女性)怀孕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妈妈把一个小孩子吃进了肚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把对方吃进肚子”代表着爱与联结?他们会不会因而想要杀掉妈妈(或爸爸)并将其吃下肚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小说的标题已经提示了对联结的渴望:“桥”的意象代表着沟通和联结。因此写这个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在跟世界日渐失去联系的时刻,我发出了我呼唤人际沟通与联结的声音。

几年前初次学习“驱力理论”时,我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受,只觉得它是老弗爷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是大疫之年的这次写作经历,使我体会到了这一理论的力量。毕竟不论生本能还是死亡驱力,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怀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几乎同样强势的死本能的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在我之前的一些文章中读到,如《由白到黑,人世漫长》),也就是说,我常常会体验到极其强烈的冲突感:那儿有一个想要健康地活着、工作得越久越好、留下许多作品与成就的愿望,也有一个人生虚无、活着无非是忍受疼痛、死了该有多好的音符在发出哀婉的强音。

去年夏天,一纸医学诊断书使我发觉,我再一次受到了来自自己生命暗黑处的死亡驱力的威胁。秋天开学后,我在当时的学校并未因病而获得任何关照,反倒是先后被明知我身体有恙的两位地位崇高的老师言语攻击。我每日开车上班都会经过一个水库,由于风景优美,它其实更像一个公园,天气晴好时是人们散步和慢跑的好去处。可那段时间恰好秋冬交替,我每次经过时看着车窗外不断肃杀起来的冰冷水面以及飘进水中的枯叶,觉得这水库仿佛是蓄着我的力比多能量的“生命之湖”:它的水面一点点低下去,还将最终冰封,就像我感觉生命力在一天天地从我身上溜走。终于,第二个老师对我说了攻击性的话语之后,我想到,这样下去不行,应付疾病已经耗去了我大量的精力,这个环境不但不能帮我增长力比多,反而会将其耗竭,我必须想办法改变。后来我很快决定退学并寻求其他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机会。现在我在一个充满生命能量的新环境里学习、每天都开心得不得了,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冬日,生本能在我心里闪现了灵光。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缓和象征着人类的集体死本能得到了控制。作为个体,我也仍然活着并孜孜不倦地工作、写作,我的力比多仍然主导着我的生命。欧文・亚隆在自传《成为我自己》中花了整整一章去谈他在进入老年后写《直视骄阳》时的想法,自身的病痛以及与死亡的趋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发现,许多病人的心灵痛苦中都掩藏着对死亡的恐惧。亚隆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个非常人本的治疗大师,他关注我们作为人而活着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里所蕴含的普遍化、基本性的痛苦。工作中,我也会很关注病人的死亡议题和死本能,“驱力理论”是我对个案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亚隆略有不同:既然几乎没有人不惧怕于死亡的临近,那么如何去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存在着的毁灭性倾向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驱力?临床工作中,攻击力和毁灭性强大的患者并不鲜见,当他们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该如何去以自己的生命力去帮助对方扭转他们身上的强迫性重复力量?“扭转”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且或许是一个带有分析师主观色彩的说法,因为改变的第一步是让我自己和我的病人们都不再惧怕潜意识里的黑暗浪潮,在我自己明白了以后也帮来访者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毁灭性的冲动是正常的,那是我们婴幼期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遗迹。尽管为了维持心理状态的健康、为了在社会里做一个守法的正常人,我们已无法直接去满足自己的婴幼期幻想,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写作、通过追求事业、通过拍电影、通过读书和探险旅游等许多其他方式来获得升华型的体验。

曾有朋友问我:“既然你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为何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接受精神分析?”我说,因为我相信,我还可以经由深入地认识自己而活得更加幸福、更加自由。与老弗爷“驱力理论”相伴的这一段人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旅程,它其实充满令我百感交集乃至悲从中来的时刻;我知道这些时刻里,从不缺乏人性的灵光乍现。而我感恩于我的际遇:多年前母亲诞下我的那个夏日夜晚,虽然生命密码中可能写进了过多的向死本能,可我也同时带着更充沛一点的生的力量。代表着那个力量的第一声婴儿啼哭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廊里,然而这份能量仍跟随着我,并希望借由我的写作抵达阅读这些文字的你。

李沁云

2022年11月5日写于器堂楼上

*本文标题受德国作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标题启发。此书通行中译本名称为《爱与死的年代》,似是直译了英文版的标题: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


[1]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2]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Vol.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