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第六首:自我

第六首

                     自我


你已不像你自己。在西方,
没有大雁于这个时节南行,有时
你眺望天上灰茫的秃鹰
从这里飞高去越海。没有菊花
在窗口探进渐冷的房间,没有生动的
人物扮演你笔下的古典爱情,也没有谁
沿寂静夜路走来,把“花落水流红”
滴洒在沿途。你叹息,
然而没有茶烟升起,隐去你目光里
投向某年十二月
    树的里面一座楼的
那一瞥。你落笔之处是
坚硬的键盘,没有柔软的句子
被梦中人留在枕边,第二天亦无
飘零的黑发以沉默的方式宣告你的
“闲愁万种”。在海的这边这么久了,

你已不是你自己。药瓶上的
英文字和遗落在阳台的点火器
总在不方便的时刻燃起你体内白的火、
血色的呼吸。你凭窗立着,
等这个滞涩的秋天慢慢抽取曾有过的
那么一点点膏腴。麻木的静脉血管像你
匆匆走过的这一半人生的路,可是
当开车出门,你希望你才是那条路:
没有终点,你就是归宿本身——
你愿人们踏着你所目睹的一切
经过生活。这是平平无奇的季节,
你挥笔如雨,把自己写进
所有未曾说出的日子。二十多年了,
你仍吟诵“无语怨东风”。在西方,
东风怨,你忆当年。


L.j      
2021年10月21~22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1)关于诗中“某年十二月/树的里面一座楼”的意象,可参见本人旧诗《曹雪芹》。
2)“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语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

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初论临床过程里的象征化沟通

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二》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九》

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精分学会开学在即,我作为候选人的生涯即将开始,十分开心和兴奋,已在准备第一周的讨论课。

自2016年起从未间断的个人分析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由病人的位置上体验精神分析的素材,而自我剖析的长期习惯和持续的理论学习则帮我在许多看似孤立、平淡抑或是神奇的临床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自我发现和认识人性的过程,令我对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现象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并联想到这个现象背后或许是人生真相的一件事:我们只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

说到我的躺椅式个人分析,首先,我前后经历过的三位分析师在年龄、性别、阅历和受训背景方面都有所差别:之前的Dr.K和Dr.H都是在经过改良后的美国现代精神分析土壤中取得从业资格的,而目前的分析师Dr.A却是来自欧陆经典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派。其次,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有显著差异。Dr.K与Dr.H均毕业于我在2018~2021年间念博士的那所学校,他们的工作与学校的风格一脉相承,只提供每周一次的见面频率;但跟Dr.A,我必须一周四天跑到她家里去(——好像老派的分析师大多喜欢在家里见病人),每回不管有话还是没话,反正是得说点什么来填充我躺在那儿的五十分钟时间。

我与前两位分析师的工作算不上成功,然而我从不成功、未圆满的个人分析中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和Dr.K的关系破裂之时,我同时见着他和学校的女训练分析师Dr.H(这种做法并不推荐;那是我当时在诸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于是顺势就结束了和Dr.K的工作,而把后者变成了自己唯一的分析师。我记得2019年夏天,我在Dr.H的办公室里以大段大段的独白向其陈述我与Dr.K工作失败的前因后果。我回忆起那年春天的两件小事:“当时以为是偶然,没往心里去。但现在想来,那些应该都是我对Dr.K产生了连我自己都难以觉察到的不满的信号。”我这样对柔和、亲切的Dr.H说。那是某天傍晚,走进Dr.K的办公室时,我向他抱怨:“这儿的空气怎么这么不好,能开窗吗?”分析师把窗户打开了,但春日的晚间仍然微冷,我躺在长沙发上不一会儿就感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开始打喷嚏。因此我又问:“我有点冷了,能把窗户再关上吗?”Dr.K按我说的做了,没有说什么。当天离开的时候我却有点困惑:自2017年起,我就是Dr.K每周三晚上的最后一位来访者,每次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后在六点四十五分到达他的办公室;可为什么在此前的两年中我都没有抱怨过室内空气的陈腐?我不是一直都在周三的同一时刻踏入这个好多白天的病人早已在其中谈过话的空间吗?那时我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且我把这件事解作偶然。不过当我总结与Dr.K的工作关系破裂的原因时,另一件小事适时地浮现在了脑海里。也是同一个春天,我在Dr.K的沙发上躺下后,目光落在沙发紧靠的窗上——它覆盖着厚厚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我突然想起,这是与我十几岁时父母家中卧室的窗帘相同颜色、一样质地的帘子。我皱起眉,仿佛被突然涌起的不愉快的青春期记忆给打扰了谈话的兴致,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分析师。可惜的是,Dr.K没有帮我继续探索这种感觉,正如前一次在空气质量的话题上他也没有协助我。具体到窗帘事件,比如说,在我的反思中我想到:为什么是在一起谈话了三年之后的那时那地我才突然意识到这种“不幸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着我对分析师所营造的分析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亦即咨访关系)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并因而象征了我对Dr.K的体验已经由正转负?

Dr.K自始至终没有帮我处理过我对他的负面感受。上面所述相对细微且相当象征化的表达不说,哪怕到了那年夏天,我因难以当面表达已经浮现在意识表层的不满而在接连两次面谈中都陷入长达整个谈话小节的沉默中时,他也没说过什么。后来随着我自己临床经验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虽然临床工作者大约都懂得,处理患者对我们的负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改善客体关系的一个必经步骤,但令人喟叹的是,多数从业者可能还是更习惯沉溺在被病人喜欢、信任甚至爱戴的正向感觉里。其实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有的移情都被目为阻抗,并且在神经症水平的患者身上,正面移情往往是比负面移情更顽固得多的阻抗,任治疗关系一直在“你好我也好”的表面融洽中停留是无法推动病人在其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更进一步的。最近我的新督导,与Dr.A同为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的Dr.J告诉我,临床过程中诠释患者移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当病人的移情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联想,这时候,我们才应通过适当地阐释他们对我们的移情关系来解决患者对于继续向我们进行言语表达的阻抗。(——我也想到,无论来访者是处于对分析师的正面还是负面移情,只要他们仍能将移情的感觉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么这样的移情就是对分析工作有促进的。)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里并用红笔加粗,而且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最后两次面谈中,Dr.K在我滑入沉默时似乎不知该说什么的漫长安静。显然,他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后时刻。

Dr.H尽管柔和、亲切,但似乎同样不太擅长处理我这样的病人的负面移情。这是又一段持续了三年的分析关系,其中当然有一些令我不满意的时刻。可是特别遗憾的是,由于分析师和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任何负面感受:Dr.H在我原来的学校处于非常高的管理层位置,并且在整整三个学期的时间里,我都不得不坐在她的课堂里。必须要上她教的课,这事实上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因为这件事确实很不符合精神分析训练机构的传统规范,但我反复被学校告知:我们学校太小了,没有办法,你只能坐进你分析师的教室里去。三年之间,Dr.H偶尔会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工作目前进行得怎么样?我每次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好啊!”我不假思索的反应是一种“自保”:到了期末,我的论文和课堂表现就会被Dr.H打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汇报一点点负面的体验?与此同时,我还得在Dr.H的课堂上反复体会到和十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争夺“母亲”的注意力的不良感觉;这种感觉本来也是精神分析的设置所极力避免的,不论是最初与Dr.K工作还是现在和Dr.A,我每次去到他们的办公空间都不会碰到其他病人,因为让被分析者体验到分析关系的唯一性,是促发移情和确保私密感的关键环节。这点暂且放下不谈;后来在反思中令最我痛苦的是,每当我针对工作关系说“好啊好啊”的时候,Dr.H没有问过:到底好在哪里?或,我们的关系里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与Dr.H结束分析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略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年冬天,学校长期以来对我的缺乏支持以及其他矛盾点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顶点,我毫不拖泥带水地决定放弃已经取得的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这所学校退学。在我看来,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Dr.H应当为我和其他同学糟糕的就学体验负责,至少,由于从我这儿收了三年不菲的分析费,她应为我没法在其中畅所欲言的个人分析负责任。可是在与她谈我的负面移情以前,我必须得先为我自己负责。我首先征得了Dr.H以及管理博士生工作的教授的同意,然后退出了Dr.H的临床讨论课,接着,我为我自己和分析师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在那个时候,我没法去在意打了水漂的学费;身为仍对精神分析抱有信念感的新手,我必须把自己的个人分析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处理。

那时我已并非纯粹的新人,对自己的种种感觉大都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最先提醒我我对Dr.H发生了负面移情的事,是去年秋天的第一堂课。一年半的线上教学之后,我们重回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Dr.H抱着资料走进教室时,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她怎么这么矮!她的身高有一米五吗?”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Dr.H的真人,早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已去她的办公室与其面谈了一年多,她个子不高,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么还是同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在那时那地,Dr.H的身高问题似乎牵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时我已比与Dr.K工作时有了更多临床经验和更好的自省能力,我没有让自己轻易地放过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向Dr.H因个儿矮而缺乏腰线过渡的腹部,心想:她是有孩子的,这我知道,可她是怎么以这么袖珍的身量怀孕生产的呢?那天当我站起来从Dr.H身前走过去关教室的窗时,感觉自己像个女巨人。回家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并终于明白了,我在这天第一次被Dr.H的矮小体型所烦扰,是因为我突然开始担心:她能否像母亲怀孕生产一样在临床过程中的象征意义上把我“怀上”再“生下来”?她小小的身体能装得下我这个168厘米的“巨人”吗?

实际上2019年Dr.K办公室内的气味和窗帘与2017年没什么不同,2021年Dr.H的个头也不可能与她在2019年的身高有明显变化,是我内心与他们形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才在2019年春天好像是猛然闻到Dr.K室内不清新的空气、第一次发现窗帘的颜色与青春期的悲伤记忆有紧密的联系,我也因此才在去年秋天突然很在意Dr.H个矮这件事。对于后者,很可能我有大量的想法和感受需要表达,却又觉得她没法容纳我内心里奔涌着的这些内容,而对其身高的在意,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我对Dr.H本人心灵空间“容量有限”的忧虑。这一点,我在结束性访谈中对分析师本人提起了。Dr.K在2019年春天没有针对我的象征化沟通去进一步发掘和探索我的负面移情,而对Dr.H,除了退课后的三次面谈以外,其他时间我只能自己默默分析我对她的负面感受,也因此,我并没在去年秋天的分析工作中对Dr.H表达我对其身高的体验。这些都是我前两段分析关系中的巨大遗憾。

《华严经》说:一切惟心造。我上面讲的个人分析体验,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哪里有绝对的真实呢?——我们只能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发源于心(亦即精神分析术语中的psyche)的一种感觉。就像Dr.K办公室在晚上六点三刻的气味,谁知道它到底清洁还是不洁呢?反正在2017到2018年的我的鼻子里它是好空气,但到了2019年的那个春日以及其后的每次面谈时,它在我鼻中就成臭气了。还有Dr.H的个头,我在同其一起工作的前面两年半都没有什么感觉,仿佛她“怀上”我没问题,然后去年她就渐渐地显得“装不下”我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分析师不能只听患者所表达内容的字面含义。在一个极端但真实的意义上,来访者不论谈论什么话题,其实指向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其中最根深蒂固的那套客体关系模式。因此分析师务必需要听到病人语词间的象征化含义,听到他们的“心”的声音。这么说的话,精神分析师和佛教徒一样,必然是唯心主义者:假如不相信心念的广大力量,如何能帮助患者转心回意、以至于最终境随心转呢?!

曾有来访者这么问我:你能保证你对我讲的话都是绝对客观的吗?我当时回答道:“你的问题假设了一点:客观的才是好的。我觉得或许我们应先对此打一个问号。至于我在面谈中说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假若我的带有主观性的话语能够对你起到帮助,你会听取有益的部分吗?”患者表示同意。展示了世界和众生起源的伟大的大乘经典《楞严经》,曾向我心中楔入了“见我所有”的观念。佛陀在楞严法会上对大众开示:我们的肉身存在以及身外的山河大地等种种事物其实都生发于那个具备妙有的“真心”(true mind);我们所见、所感、所身触、所耳听、所鼻闻到的,早已存在于我们的自心当中了。举个例子:一个抑郁的人看什么都是灰暗的,无论听到别人说什么,也都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临床工作中,在患者向分析师倾诉内心事物的同时,分析师其实也在将自己人格当中健康、有助于病患的部分投注到对方身上。“一切惟心造”,听起来很玄很缥缈,但正因为心的力量如此深广,人格层面的良性变化才有可能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发生。不妨说,精神分析起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往患者的心灵世界里装入好的客体关系以及其他正面的人际体验。在我看来,“一切惟心造”表达的不仅是佛教宏大的世界观,也告诉了我们心的延展性和我们生而为人的适应力。

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患者的象征化沟通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对咨访双方的提示。我们的心远远比我们的大脑聪明,在脑子能意识到一件事以前,心早就已对它清清楚楚了。而且我觉得,象征化沟通这件事在生活中也时时在发生着,只不过在一个集中的分析性的临床空间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轨迹。几年前,有位年轻人因害怕开车而来到我的办公室。许多问题和澄清之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其实不会开车,但对开车这件事的恐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当我在象征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害怕开车是病人问题的表象,开车象征了对人生的掌控,而成长于控制型父母的保护下,这位患者既向往自由(如,自由地开车驰骋于自己的人生),又因担心失去父母的保护而感到焦虑。所以说,害怕开车这个症状体现的是病人心灵里的一个基本冲突: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失控的恐惧。

今年以来,在与Dr.A的分析工作中,或许是由于她放松且专注的工作状态、她作为老弗爷理论衣钵传承人的深厚功力,也由于我们每周四次面谈的高频设置,第一次,在个人分析中,我身为写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发挥,在面谈中有过多次象征化的移情表达。某个春日当我停好汽车冲向Dr.A的办公室时,突然感到自己像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山洞门口(分析师的办公室在地下,那时给我山洞之感),而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等待我的分析师则在我的感受里像一只高大的熊妈妈,而且她是棕熊,尽管Dr.A是白人。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分析师,并在自由联想中提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那只跳进山洞的兔子。Dr.A评论道:看起来,来到这里你是希望获得一场奇遇。我的个头明明比分析师高一些,但在我的感觉中,我是小兔而她是大熊,因为Dr.A明显是一位内心空间非常干净、空旷的分析师,每周有四次,她把这个空间留给我使用。还有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自己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学生兔,背着书包蹦进熊妈妈/熊老师的山洞,期待从这里学到技能。而最近这周,我在某天走进Dr.A的分析室时,看到一只可爱的花栗鼠在我面前跑着。我以为它会沿着往下的楼梯跑到地下室入口,但这只小动物却跳了几下就跑出后院消失了。那时我有个念头闪过:没准儿我就和这只背部有花纹的花栗鼠一样呢。Dr.A仍然是熊妈妈,我在自己的感知里却体型愈发缩小,变成了鼠类,这很有可能提示了我在分析空间内的进一步退行。

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每一位患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心内之物与分析师相遇,而分析师回馈以自己身上和人格里已经被治疗过的、健康且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病人能以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感觉到了什么、想要什么、自己的爱恨和冲突之前,分析师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来访者的象征化沟通来了解对方的。分析师听到的是病人的言辞,却需要默默地将这些言语翻译为对方内心世界里的重重影像和细语中的呼喊:我爱……,我恨……。就像Dr.A,她温柔地接下了我赋予她的熊妈妈角色,开始在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认真抚养一只小灰兔,不,现在是一只带着棕色花纹的轻快的小鼠了……

李沁云

2022年9月10日写于器堂楼上

由白到黑,人世漫长——谈自杀问题,兼读《我的帝王生涯》

【自述:为什么要写自杀问题?2014年,英语文学译者孙仲旭的自杀令我不得不联想到自己同为“文人”的相似精神处境。2016年初,曾与我的大学生活有过交集——但我们从未彼此认识——的学人江绪林,于他在华东师大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再次带给我极其沉重的震撼。随后,在一片悲观的讨论声中,借着对苏童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的读感,我把自己几乎半生以来与自杀问题相伴随、相斗争的感受写成了这篇文章,希望为困扰于自杀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份有所不同的经验对照。此文原本于2016年4月在豆瓣日记里分上下两篇发出,但下一篇不知何时已被豆瓣隐藏。这里是完整长文。】

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灰褐色的鸟群从雾霭中诞生,/又隐没于经年的时光/以耐心打结而织成的网。/捕鸟人在夕阳下叹息:/“落入我眼里的光,/可是那时光之光吗?”

L.j 《光》
植物,这“非有情”的存在,
它亦执拗地面朝阳光、热烈生长。

2014年7月初在北京,某天傍晚我坐在出租车里,第不知道多少次感受到虚无感的侵袭,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句子。“灰鸟”的意象来自于那年春天我读到的一本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他让他的主人公,虚构的王子端白,反复看见一群灰色的鸟。它们从天空飞过时,发出“亡,亡,亡——”的声音,象征个体的迷惘与空洞,也预言了端白那个大燮国的丧亡。

第一次读到那部小说,我认为它讲的是有关虚无的哲学问题。读着的时候,我一再地感觉到端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会的无力和虚无。透过与这一虚构人物类似的内心经验,我的世界跟他的相连通,当他取得皇位、在围绕于身边的祖母、太后和宦官们中间失掉了心灵的行走能力时,我以我被生活所“瘫痪”时体验过的虚弱去设想这个人物的感觉。在小说里,每当灰鸟占据了天空,便是虚无来袭的时刻。就连端白眼中充溢着自由精神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边学着鸟儿的姿态展臂欲飞的年轻女孩儿,也代表了虚无的某种形态:振翅飞翔只是一个姿势,没有人能真正地起飞。而且那种需要被一系列动作所触发的姿态是没办法持久的,我们终将被引力拉向地面,并重重地摔下来。一次次失败之后,那些被想象和现实所赋予的或深或浅的伤疤、青痕,是存在之伤痕,是我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这样写着:“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这是一个很抒情化的表达,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人生为什么如此漫长呢?自从十几岁起,我就常常思考死亡,但我很少会想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对我来说,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形而上问题,要不要继续活着,与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自然界里的一切都以对称的方式存在着,有消必有长,生命的萌发从最初开始,也即宣告了它必将走向死亡。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很多时刻里都需要面对死亡的议题,而不是仅仅在当我们临近它的时候——虽说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每一秒都比上一刻更加接近死亡。只不过有些人把死亡的阴影藏在心灵的角落里,不需要面对的时候,绝不去主动接近。也有一些人,出于种种不尽相同的原因,经常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属于后者,死亡的问题在多年里与我如影随形。

我承认,我所思考的死亡问题,在许多时候都是以“要不要继续活着”的面目出现的。以前的文章里,我曾写到过,我从小学业优秀,后来的发展也难以让人把我和“自杀”、“轻生”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我没有经受过任何生活上的挫折,但那些与自我、与死亡的魔力相斗争的内在经验,已经伴随了我很久很久。较为年轻的时候,我把可以提前发生的死亡看作是人生难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作为一项秘密武器,它被我拿在手中、藏在心里,在睡不着的夜里拿出来暗自赏玩。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可以主动选择死亡,你会有活着的勇气,会有毅力去面对生活的伤疤和脓疮,你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再让我想想,让我在选择死去以前,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吧。至少对于我,一直是这样的。死亡的魔力体现在,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团篝火,既能温暖人间的孤独之心,也有力量把它们吞噬和毁灭掉;有这么一团火吸引我过去,但我知道,过去以后我将被它吸纳为一体。可是,它真的是一切的答案吗?

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我想死,是因为我无法接受生活的虚无真相。空虚在我身外的世界中弥漫,也发源自我的内心,在我说出而又于空气中消弭无形的话语中化身为一重又一重更为深重的虚空,像好多人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像是全世界曾经活过的人们的叹息加总在一起。我在空虚感中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虚空中的什么东西却又压在我身上,时时将我逼向崩溃的边缘。我害怕时间流走,害怕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害怕听见别人叫我的名字,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事物能令我真正地感到充实、填补我身心的空白。生活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有时会想,我愿意投身进去,与它同归于尽。

很幸运的是,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这要感谢我对生活所存有的一点好奇心。我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小孩儿,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观察他们的小小人性,看虚空是否会从他们的小身体上生长出来。我想帮助那两个拥有我的外貌与性格特征的小人儿(——这倒并非马后炮,我小时候就很向往拥有两个孩子)去征服空虚。但在实现这一点以前,我自己必须首先要去克服它。

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在灵魂的外面,包围着一重由身体构成的牢笼,哪怕我的心再轻盈、再怎么向往飞升的感觉,也不可能挣脱身体的疾病、衰老和与生俱来的滞重——身体,或许本质上,带有泥土的属性,它从地上来,自然也要亲近大地。与此同时,身体内部的黑暗世界里,在心灵不可控的领域,有一个不可度量的深渊,永远在向我移动过来。向内望去,我看见万丈悬崖和不见底的幽暗,朝外看时,每一场病痛、每一次用肉体与虚空相搏所收获的伤痕,都形成了束囿我的一道围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如果不想在内外交攻之间忍受存在之苦而活着,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皇帝端白,在国土即将沦亡的前夕将帝位让给真正得到先皇诏谕的异母兄弟端文。他离开皇宫,像他先前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了一个走索艺人。后来,他被各国百姓誉为“走索王”。到人群中去,在高空走索的技艺中体验自由,和近乎于飞翔的美好感觉。在这种行为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填充了端白的内心,使他得以摆脱没有重量的虚空所赋予人的沉重。九尺悬索上的端白走步、跳跃、翻跟头,他借着作家苏童的笔端说:“一只美丽的白鸟从我的灵魂深处起飞,自由而傲慢地掠过世人的头顶和苍茫的天空。”他说,“我是鸟。”端白站在凌空而束的绳索上,以一种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人世间最值得渴慕的自由、自主,以及心灵的充实。两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捧读这本书,泪流满面。

我从不后悔生活让我认识到了它虚无的内在,虽然在我身上,这个过程开始得有点太早。可在此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人应当如何面对虚无。我读过一些书,但我被另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捆绑着。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如瘫痪般软弱、笨拙,连行走都困难,遑论飞翔。我常常手握一本书躺在床上发呆,感到自己丧失了行动能力,外界发生着的都离我远去,逼迫我不得不注视内心的深渊和生活的空洞。更为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太阳却又惧怕阳光,因为我自己的空虚和整个世界的幽深都会在阳光下无所遁形。有时走在艳阳照耀的路上,我必须停下来找到一个支撑物,然后无力地闭起双眼。——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我可能提前体会到了死亡。

端白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城镇的集市上,悬在空中的绳索使端白既处于人群的包围和观看中,又同时远离了他们。当他在索上迈开步子,他得专注于每一个动作,才能掌握这一项崭新的自由。在那个时候,虚空被他从绳索上踢开了,没有了来自虚无的挤压,他像鸟儿一样在索上翻跃,飞啊——飞。这是端白行而未宣的秘密:他不但脱掉龙袍、摆脱了身份(——一切意义上)的枷锁,还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绳索距地面的高度,却又令他能够保持着审慎的观察。后来在苦竹山上,端白白天走索,把夜晚用来阅读《论语》,这足以说明他确乎是一个思考者。

而我呢?自从把人生的虚空解作一扇对我关上的大门,我就没有试图再走进去过。幸而2014年春天,苏童的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给了我我在阅读经验中所获得的最大启迪之一:在广阔无边的虚空面前,人只需要以行为填满生活。像学习所有技能一样,这不过是事理层面的理解,当我觉得我懂了,我还远远没有获得与虚无搏斗所需要的真实技能。

写下开头提到的那几个句子后,同一个晚上,我以它们为起始,完成了一首题为《光》的诗,描绘几幅曾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的有关于轮回的画面。在车上侵袭我的空虚感和那几个被我赋予了诗意的片段,不是因偶然而在那天构成了一首诗。事实上就是在那天,我发现我的第二个孩子(即胖丹)已经毫无预兆地闯入了我的生命中。新生命的宣告到来,不期然牵动了我在此生的最大忧伤——存在之伤。在应当为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实现而高兴的时刻,我却写了一首不成功的诗,而且,我在其中咏叹死亡。那其实预兆了我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是当时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被强烈的妊娠反应所折磨。因为不是第一次怀孕,我对于恶心和呕吐都并无不安。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大医院去进行了两三次孕期检查,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十几天,我都在感冒和低烧中度过,这加重了我身体的不适,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多休息就应该能好起来。然而,我在病中开始见到陌生、可怕的面孔。说见到恐怕不太确切,因为不是像有幻觉那样在眼前出现别人看不到而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人。那是一种感觉。这种体验从前我也有过,在美国家中,有时夜半醒来,我会感到有人坐在我的床边。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并不恐惧(我生命中一直有这种经验,但是学佛以后,我才知道了如何去解释,此处不细述)。那年夏天在北京,我同样地“感知”了一些灵魂在我身边的存在。我看到过一个男人面露挣扎的表情,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已被烧毁,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次。我也开始不断地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追杀,就是梦中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有人在肢解身体,诸如此类。这些形象让我逐渐产生了恐慌。我想起我去看诊的那家医院,它有一个烧伤中心。我猜想,由于我是个佛弟子,踏访医院的时候,或许遇见了新逝的灵魂。我慌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何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找到我,也因为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们想让我帮助他们做什么。

长达五六周的时间里,我每日卧床,难以进食。偶尔出次门,三十五六度的热风吹来,我立即就像听到恐怖片里的音乐一样,感到热风变成阴风,手臂起满鸡皮疙瘩,形象纷至沓来。我忍着痛苦抄经、念佛、读书,但没有丝毫改善。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宗教,不是在信的层面,而是从行的角度。我问自己:如果这是一场考验,那么我所谓的“信仰”,能否经受得住?

那不是第一次,我深深体会到,肉体是一座牢笼,它把我的心灵困在里面,把后者拉低到与其同等的高度。在内心的王国,每当我想要模仿着鸟儿做出起飞的姿态,身体都常常包裹着我的心,把它压制住,一再地阻碍我的飞翔。这是一个难题,是生而为人的一个悖论。

八月下旬回到美国家中后我的身体略有起色,形象们也不再出现。很快我就带了一些随身物品到纽约,开始新一学年的工作。可是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再度病倒。我带着接近三十九度的体温支撑着上完一堂课,慢慢走回办公室,通知秘书帮我取消当天的第二节课。正好是午饭时间,饥饿的我看到办公楼附近平日经常光顾的一家泰国餐馆,但已经连走过去的力气也没有。被出租车载回公寓的路上,我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接连不断地生病和病中的濒死感受,我想到了死。我租住在上西区哈德逊河边一个寡居的老妇家中,窗户上没有安装预防危险的护栏。一个好朋友来看我,帮我做了顿晚饭。我告诉她,肉体病苦所能对精神施加的影响,以前被我低估了。我真的很想打开窗子跳下去。(她当然尽力阻止我,不需细述。)

长江文艺2012年硬皮版《我的帝王生涯》

那时候我其实把《楞严经》和《我的帝王生涯》都带在身边。这部小说我第一次是从图书馆借来读,暑假回国时买了一本新的,还未拆除塑封,当时带在身边的就是这一本。我没有把这本书拆封,但止不住地想起端白所倾心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畔仿鸟而飞的品州女孩儿,也是因身体的桎梏、因生而为人、因身为女人而始终没能飞得起来。

到了周末,身病已愈,但心病加重。我告诉自己,要在这一天做出抉择。站在打开的窗边,从八层楼上朝下望去,我看见河边公园里锻炼的人们以变化着的姿势填充了时间,我看见阳光照在河水及绿油油的树上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我看见与我房间垂直的柏油马路,它是坚硬的。耳边是自己的声音在告诉我,只要跳下去,就可以结束痛苦,不需要再面对虚无。只要一跳。我甚至已经开始憧憬死后的景象,一片黑茫茫。但我又忍不住问,黑茫茫的一片真的是终极的追求吗?恍神的一刹那,我听见内心的强烈呼喊:不!如果死了,“我”就没有了!我的一切问题,只有活着,才能找到答案。

如果不得不跳出窗去,我也不愿坠落——我希望我能飞升。

是的,死亡解答不了我的问题,我必须在人世间寻找答案。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说,我很痛苦,但是我得活下去。当天他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车赶到。在他的鼓励和其他朋友的支持下,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当晚,我们开车回家。那天是那年的中秋节,我记得一路上,月亮很圆。

2014年初秋我回到麻省安静的家里,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从内到外,都蜕变了一场。曾困扰我很久的关于生活以及关于信仰的问题,在心灵慢慢沉淀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初步的答案。我终于真正地明白了,作为一个失败的皇帝,端白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走索的艺人。

不论生活多么令人痛苦,都应该活下去。活着本身就是对虚无的最大抵抗,只有活着,才可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路径。

终于,那年秋天,我写下了新的句子:“与肉体的牢笼和内心的渊薮朝夕相处,并终将跨过深渊的人。”我相信这就是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在我的精神王国里,我跟端白一样,走在一条探究真相的细索上,但我和他都足够全神贯注,所以我们不会坠落。

总有一天,我会飞起来,比小鸟更加自由,因为我能拥有比鸟儿更广大的天空。

那个给过我很多温暖的人鼓励我说,走下去吧,迎着这个扑面而来的世界。

我来了。


李沁云

2016年4月14 & 16日写于器堂楼上

P.S. 这篇文章虽然很早就想写,但是因为难度很大,直到前一阵子的几起自杀事件发生,我才觉得必须要尽快写出来。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帮助有类似自杀倾向和体会到生活空虚的人克服这些东西。我不想借助哲学家、思想家什么的(当然我读得也并不多就是了),全是自己所历所想,也许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真切一点。略去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但是希望我的中心想法能传达到阅读者那里。

P.P.S.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前些天重读了《我的帝王生涯》,发现了它作为文学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虽然如此,这本书对于我仍然如文中所写那般重要。其实真的是人心里有什么,就会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与此书的缘分。

P.P.P.S. 文中提到看到影像什么的,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幻觉症状,而是一种宗教体验。有宗教经验的人会明白,我本人也就此跟法师有过沟通。本文不涉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只是单纯地针对自杀倾向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