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沁云

We’re here to experience people as a reason for love.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飞向太空》(1972)旁白

精神分析这条职业道路意味着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尽好奇、永不间断的自我探索、面对人生真相时的勇气和接纳，以及对爱与慈悲不息的信念和追求，所以它并不会让从业者时时舒适，反而会带来数不清的、常常很艰巨的挑战。2017年春天，为了帮助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读了三本书（见左图）。当时的分析师Dr. K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i]是一本易于理解的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可惜我身为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弗爷对宗教的质疑，也就没有读完这本书(——我推荐收集了老弗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对公众五次演讲的《Five Lectures》作为了解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这一系列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的出发点带有个人的历史印记，有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教和一神教的批判蕴含在其观点中，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是Phyllis Meadow的《新精神分析》^[ii]令我初步了解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和“情感沟通”(emo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也促使我选择从社工学院毕业后去其创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现代精神分析”（我虽然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并对其教学方式颇有不满，但Dr. Meadow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我所读过的她的书和文章全都充溢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病人的巨大悲悯）。我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则是美国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anet Malcolm的调查纪实作品《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iii]。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读来却不令人觉得十分过时。作者的主要采访对象都来自纽约精神分析学院(NYPI，现称NYPSI)，因此除了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精神分析界的理论分歧、对精分疗法的实证研究、来访者的可分析性、移情与终止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了NYPI的秘闻和八卦。读到该书所描写的分析师面临的挑战和职业性的伤害，反而愈加激发了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至少永不言弃地接近那个真实表达、真实沟通且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会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然而通往自由和真实沟通的道路其实布满荆棘，这一点对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没有什么不同。这周的临床研讨课上，做案例报告的女同学难掩兴奋之情，一时略显不安地问我们：“我太喜欢这个病人了，我的兴奋感可能都让病人觉察到了，怎么办，会不会不太好？”一时又满脸带笑地宣布：“这位患者现在出去旅行了，这两周与其没有面谈，我可是非常想念她！”同学比我年轻，本职工作是在美国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关怀。她带有“精神科医生”的光环，却会由于自己的私人来访中有这么一位病人，愿意与她把一周两次的面谈频率调整为每周三次，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说明这个案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每周面谈四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个案。同学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为她高兴，同时也提醒自己需要继续耐心地等待愿意在我的陪伴下走入魅力无穷的精神分析世界的第一个病人出现。他/她一定会出现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本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我们全都面临着做满三个高频分析个案才能毕业的压力。九月份刚入学，过去的临床经历就提醒了我，找被分析者会有多困难。这几年我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在许多来访者的观念里，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了。在Dr. Meadow创立的学校里学习时，我被教导要顺应甚至“加入”病人的阻抗，因此会在初始访谈时让患者自己选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谈话频次。这一做法的本意是避免高频会谈给ego脆弱的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僵化的教条。读者或可猜到，多数病人在面对这一选项时都会选择两周一见；甚至有的人会告诉我：我们一个月谈一次吧。直到前述做法使我在每次休假后都面临工作时间表的“崩溃”，直到我通过实践发现低于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事实上很难有任何疗效，我才在白胡子督导的帮助下掌握了更有效的帮助来访者适应一周一次谈话节奏的方法。可是患者自发地选择低频面谈无可厚非，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节奏超级快的后现代社会，快餐式饮食和购物消费、网络流行文学、好莱坞大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媒体推送内容都能给人提供快捷得多的即时满足，干吗还要费钱费力地往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这种开放式结局的、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的事情里去投入呢？

我上面说“找被分析者”其实不够准确，因为我不可能出门去找，而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时代与老弗爷所处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实在太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或许仍怀有一丝古典情结，现在则几乎不会有哪个需要心理服务的人会在第一次联系分析师的时候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反之，作为临床工作者我时常能在患者的治疗目标里听到烙印着时代精神的实用主义声音：我想要你给我提供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而且要快，要高效。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自己身为受训者去找训练分析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个才刚刚起步的分析师候选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第一个控制案例（亦即在认证督导师的严格督导下进行的个案）呢？

现在的训练项目甫一开学，就让我们读Howard Levine那篇关于“培养病人”的著名长文^[iv]，可见老师们已经预见到候选人会为“控制个案”的事情着急，并一早开出了“培养病人”的药方。由于去年上过Dr. Levine的一个为期四周的网络课程，我当时就去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通过他的引用信息而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来读，这便是Arnold Rothstein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分析型病人的培养》^[v]。Dr. Rothstein一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子，在这本书里，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两个意思：其一，身为从业者，我们自己必须对精神分析的益处深信不疑，才能真的帮患者从这一治疗取向中获益；其二，不要想着哪个病人能一开始就投入进高频面谈，所有的个案中多多少少都含藏着开展精神分析的可能性，通过逐步的心灵工作是可能将原本无意于和不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来访者培养成分析型病人的。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作者的观点。阅读此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对精神分析事业充满热情和忧虑的长者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布道他为行业危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Dr. Levine的洋溢着智慧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培养病人”并不足够，为了与一个患者开展分析性的工作，还得同时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患者的精神分析师:从业者首先必须具有分析性的头脑，要能够想象自己与一个具体病人进行分析性工作是怎么回事。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势必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以及浓烈的关系亲密性，那么某位特定的患者为何需要分析性的治疗？他/她将如何从（类似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这是我加的，我的真实体会）高频面谈中获益？来访者在每个具体时期的阻抗的含义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本身是漫漫长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准备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培养病人”这件事，可以讨论的方面有很多。不过就我目前的理解来说，在这个准备时期，帮助患者发展出对分析师的充分信任——也即足够的正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训练分析师Dr. A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家，即便如此，在与她工作之初，我也并不是没有犹疑。这一点并没出现在我的意识层面，却呈现于我的一个梦里。与Dr. A面谈了六次之后，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分析师家，被请进一个不像她办公室的房间。我背对分析师坐着，长方桌子在我背后，我面向门口，听分析师讲话(课？)。分析师站在桌子后、黑板前面。她讲了一个工作案例，然后问我觉得她为什么会对病人说这些话。我答：你说这些话就让病人知道你懂了她的情绪。接着，Dr. A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由好几个词语组成，让我记住，以用在工作中。我扭头看黑板，看到第一个词是德文alles（一切）。

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奥密克戎肆虐，大众对其了解有限，还处于严阵以待的时期，故而那时我们的面谈是在线上，我还没见过Dr. A的真人。这个梦提示我，由于对之前学校的分析师Dr. H曾因其个子矮而有过“她能否容纳我”的疑问（详情可见《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一文），我这时也在暗暗担心：万一Dr. A也是位小个儿女人怎么办？她到底能否以其身体（在这里是其心灵空间的象征）把我“怀上”再“生出来”？尽管有疑，同时我又很希望她能够“容纳”我，所以在梦里，我坐着而她站着，并且是站在我身后，这使她肯定比我高，而且我无法时时以目光去度量她的身高。而那个德文词则确切无疑地表明，我想要在与分析师的沟通中“say everything”，把一切都告诉她。这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一贯目标，是每位分析师都需要帮助自己的被分析者懂得并实现的，也因此，在我的梦里，alles这个词是由Dr. A写在黑板上。

今年夏天，Dr. A休了一个月的假。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那五十分钟的谈话极其漫长。在分析师面前躺着，我是不好意思看手表的，但我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次谈话怎么还不结束？这简直没完没了啊！”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论述高频会谈的必要性时曾提到过“Monday Crust”。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周与病人见六次，只有星期日空出来，即便就这么一天的间隔，也会在患者已经通过六天工作裸露出来的潜意识内容里再覆上一层硬壳，何况我与Dr. A一个月的隔离呢？！我觉得那天的谈话“没完没了”，是因为我感到了无聊以及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困惑。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大约是分析师的休假让我与其重新有了陌生感。精神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当然不会每一次面谈都让病人感到有话可讲甚至有趣、有收获，相反，枯燥和无聊的感觉也会经常袭来。虽则我经常感到我从与Dr. A的谈话中受益良多，在人格层面某些特点和生活事件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我也或多或少会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经历枯燥、无聊和漫长的时刻。后来我跟Dr. A沟通我的感想，说： “这次的体验令我明白了先帮病人建立起足够的正面移情的重要性，不然的话，碰到这种无聊、感觉不熟悉对方且需要重新适应的时刻，患者可能就要走掉了。”

我在这里所谈的种种感想，尽管是从身为病人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是从分析师候选人的角度，因此我常想到，对于那些不会以临床工作为职业的普通来访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艰巨，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外部要求而必须来接受精神分析。既然精神分析这么漫长而艰难，做分析师不容易，做被分析者也许更不容易，每一个分析关系都是一对一的、不可复制且需要培养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精神分析还存在着？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薪火相传至今未止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要学习如何掌握它？为何我们——我的同学、老师、这个领域所有的同行和前辈们以及其他那些曾因精神分析而接近了自由的人们——都对这种治疗方式怀有深深的信念感？

Lena Ehrlich的一篇讲“精神分析开始于分析师的头脑”的文章^[vi]为我启发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据其所说，当分析师向一位患者推荐精神分析这种疗法时，是在他们感到任何低频治疗都无法切实地帮到病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发现，病人对于他/她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尚未全面感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时，这同时亦是分析师向病人投注巨大共情和接纳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一周面谈四五次和一周只见一次这两种工作模式相比，咨访双方的参与度和投入感都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当一位分析师推荐精神分析疗法时，我认为，分析师是在向病人征求许可：你能允许我跟你一起来了解你最深层的痛苦吗？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仍然存在，精神分析这个“慢工出细活儿”的手艺人行当就不会消亡。

我与新督导Dr. J工作的内容就是发展出我的第一个精神分析个案，每周我们都只讨论同一个我们双方认为有潜力——虽然可能性还不太高——变成一周四次面谈频率的案例。最近我向她抱怨：“我一直在对这个病人进行投资，可是您看，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投资要打水漂了。”Dr. J说：“你每周过来与我讨论这个案子，付我的督导费，这自然是一笔投资。可患者却似乎越来越无法对与你继续工作有什么承诺，你的失望我可以理解。”她接下来的话是我又一次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慈悲心的生动一课：“你的失望源自于你希望这个病人成为你的控制个案，但是要记住，这是你的希望，不是病人的。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投资收益：就像你所有其他的咨客一样，这位患者也将从你这里获益，而且由于你与我所进行的密切的督导，患者将受益非常多。你的投资是有收益的，只不过直接收益方未必是你的精神分析学业。”我听后心里生出万千感慨和感动。

正如Dr. J和Dr. A不断地帮我长养慈悲之心，我觉得，当我未来能在工作中向一位来访者推荐高频精神分析治疗时，也即是我把我从前辈们那里继承到的慈悲种子种在患者心里的时刻。这粒种子将在一段漫长而有信念感的分析关系中发芽长大，并最终以满树冠绽放的鲜艳花朵向世界宣布爱意：爱自己，爱生活，爱工作，也爱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个人。

李沁云

2022年10月22日写于器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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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i] Meadow, P., The New Psychoanalysis.

^[iii] Malcolm, J.,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iv] Levine, H., Creating analysts, creating analytic patie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6).

^[v] Rothstein,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the Creation of Analytic Patients.

^[vi] Ehrlich, L., Analysis begins in the analyst’s min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n recommending 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6).

3

        这已是第二个夜晚。在M所指定的干硬且荒凉的土地上，我席地而坐，把头埋进屈起的两膝。可是我不想睡，我静静等着，希望看到那个少年的来临。夜里不像白天那么凝滞，风从我耳边掠过，凉凉的，也许像一首呜咽的歌，我猜它是一首歌。在星光中醒来时，我意识到我已错过了那神秘的时刻。

        少年坐在羊皮上，紧抿着双唇，眼中两道寒星般的目光射向我。M的黑袍已被他踏在脚下，我默默看着那具袍子，等他开口。他伸出一只手，缓缓在风中伸展开修长的五指，仔细地看着。我不知他在看什么，但不停逼近的寒意弄疼了我的眼睛，有泪从我眼里流出。

        少年走到我身边，用冰凉的手抹去我的泪。新的泪滴在他苍白色的手上，旋即凝为冰花，我比我的眼泪更悲凉。我问：“你是谁？”

        他没有回答，只把我从地上拉起来。他牵着我的手走在前面，手中传来的冰冷催我留下了更多的泪。我们在黑色中穿越一重又一重的夜，我的呼吸很快就变成了粗重的喘息，我的泪水洒落在大地上……在一栋木房子前，他停住了脚步。

        我们并立在木窗框外向屋里看。有五六个人围坐在一张圆桌边，除了桌上一支蜡烛燃起的淡淡红色，屋里别无光亮。这些人像是一个家庭，有老也有小，但所有人都脸色暗黑、没有表情。他们的手在桌子上摸来摸去。隔着泪水，我隐约看到他们手下压着的是一张张白纸。这几个人在互相说话，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而且声音很轻。他们嗓音怪异，就像被人割破了喉咙；伴随着语声的，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呜咽，好似野兽在没有星光的夜空下低声嘶鸣。

        恐惧使我忘记了流泪。少年还握着我的手，我转头看他，他仍然没动。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左手。风过之处，烛光摇摇欲灭，那些人已经像是从身体上剥下来的皮，一个个如纸片般瘫倒在了桌子上，薄薄地。那一星微暗的火停止了燃烧，木屋随之陷入黑暗。

        少年拉着我离开那里，默默地前行。我紧抓着他的手，控制不住地哭了起来。在我长大以后的漫长岁月里，我还从没有像这样被恐惧、哀伤、茫然等复杂的情绪同时包围。我又一次问：“你到底是谁？”我的问题淹没在风声里。

        少年没有回头。他的嗓音低沉、动听：“年轻人，我也不知道。但人们都叫我 ‘死亡’。”

        “死亡——？”我失声叫了出来，我的颤抖通过我的手传给了他。“我从前以为，死神是个耄耋老头子，没想到，他也可以是个英俊的少年——”我突然明白了我为什么会哀伤，“那些人是谁？那些我和M一路上遇到的人，他们不吃不喝，笑得僵硬、苍白，还有……”

        “你猜得是对的，他们都是死人，也因此，他们是我的臣民。”少年的背脊挺直，他的话在我眼中赋予了他一种威严。

        我的哭泣变成了风的呜咽，二者纠缠不清：“你和M，还有那卷羊皮，你们为什么，为什么要——”

         “书上说，当太阳变成藏青的黑色，它将烧干世上的万物。所有已死的人们，也将再次承受灼烧的痛苦。”他的声音似乎有一点苍老，“这一天快来了。我们在赶往山那边的路上，那儿的人们是太阳神的后代，村长会明白关于太阳的秘密。”

        他说着。这样诗般的句子是关于末世的预言，对死去的人，那也许就是末日后的又一次凌迟。我全身冰冷，看着少年的黑色背影。“如果这是真的，有没有人能阻止太阳变成青黑色？太阳村长可以吗？”我问。

        他没再说话。从背后，我看不到他眼里的光，他的背跟夜的黑色一点点融为一体。当他留给我背影，他就是夜。我哀伤地发现，死亡的颜色也可以很美，美而且沉郁。我们回到羊皮书和M的黑袍所在的地方，他研究羊皮卷的时候，我沉沉地睡着了。

4

        我和M在一条荒芜的路上，朝太阳的方向走。道路两旁依然是单调的风景：黄土和沙，以及很少的即将死去的植物。人们从空空的衣袖里伸出空空的两手，在被太阳晒干的田野间劳作，好像他们仍然活着。有老人蹲坐在城墙边休息，有妇女抱着孩子，远远地跟着我和M，他们无言的笑是这世上最深重的悲哀。而我，我从不知道世界本来如此宽广。

        我们已走了很久，可我一直没看见M和少年所说的山。路的前面还是路，延绵不绝的道路。太阳在我们正前方的天上，它的热度在大地上和空气中弥漫，黄色的光洒满了我们脚下的土地。我双眼微睁，在阳光下保持着模糊的视力，甚至不能抬眼去正视一下给我带来痛苦的太阳。

        临近傍晚的时候，阳光愈加刺目，我时时需要闭一下眼，才能继续往前走。M停了步子，对我说：“你看，太阳！”劳动着的人们也停下动作，往太阳看去。我以手遮脸，从指缝里向天上看。太阳现在像一个镶了边的圆球，那道边是黑色的，有着模糊的边缘。路旁的人们低下头，嘴里不清晰地叹息着，但是继续干活。

        M轻叹道：“太阳已开始变化了，那道黑边，会越来越大，直到太阳整个变成藏青色。”他腋下夹着羊皮走在前面，我只能跟着他。

        那天晚上，太阳没有落下。到了该休息的时候，M躺在羊皮上，很快就入睡了。我合上双眼坐在一旁，不时睁开眼睛仰望一下天空。太阳的黑边，果真越来越粗了。在阳光下，我的身体干燥如一张纸。

        我等着那个少年。尽管他冷得像冰，但我觉得他给过我温暖，那温暖或许甚于太阳。可是，那个自称死神的少年没有来。

        已经是第四天了。M说，第五天结束以前，我们必须到达山那边的村子，把羊皮书交给太阳神的后裔。我问他：“你看过羊皮书吗？”M在走我前面，摇头道：“没有。那上面的文字，没人能懂，除了山那边的村长。”他的嗓音已被太阳烤干，越来越像呜咽。

       我说：“那个晚上来的黑衣少年，他好像看得懂。”M叹道：“你说的是我的主人。你见过他？”

       “见过两次。他说他要研究，羊皮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M说：“也许他是猜出来的吧。我的主人告诉我，太阳变成藏青色的时候，他的子民们会再一次死去，死了又死。”

        “而那一刻正越来越近，对吗？”悲哀占据了我的心，我想起少年留给我的背影。M没有回答我，他说：“在路上，你曾见过有人以纸为牌、在赌钱吧？他们押的赌注是太阳，也是死人的命运。”

【自述：十年前的晚春，在纽约东村住处附近的一家小型影院，我第一次接触了法国鬼才艺术家让・科克托的电影作品，伟大的《奥菲斯》。这部影片使得早些时日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个极为诗意的词语“青阳”有了发展出一个故事的可能性。夏天在国内，我重读了川端康成《伊豆的歌女》，并初次开始阅读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找到了自己的叙事声音。写作需要收束时北京的一场大雨，则令我在雨声中发现了自己笔下人物的神性与人性。与《奥菲斯》一样，跟我所有的虚构写作一样，这篇小说也是有关爱与死、关于永恒和时间。】

1

        我和M得在三天后到达山那边的村子。M说，村长正和全体村民等着我们带去一册写在羊皮上的书。我们在一条荒芜的路上，朝太阳的方向走。

        M和我是两天前相遇的。太阳毒辣的正午，我站在酒肆外的廊下，看几个人围起来赌钱。钱是几张纸，在镇上，他们把它叫作钱。每个人都是沉默的，手掌上却微微冒着汗，阳光在手上照出一点一点的金色。纸在他们掌下推来推去，一会儿就被濡湿了。我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在我孤单的生活中，能让我感到有趣的事不多了。

        酒肆里没什么生意。在这个安静、荒凉的小镇，人们习惯了躲开太阳，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默然地做一些事，比如播种和收割。据说酒肆老板是酒神的后代，他会在星光灿烂的夜晚拥着酒坛起舞。炎热的时候，他将一坛坛酒从屋顶上倾下，微笑地看镇上的人守在廊边，用嘴、用茶缸和酒杯把它们接住。

        赌钱的人们几乎没有表情，仿佛是阳光凝固了他们。我低头看右腕上的一颗痣，想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M就在这时向我走来，说：“年轻人，跟我走吧。”

        我抬起头看他，太阳正在他头顶上，刺眼的阳光使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腋下夹着一卷羊皮，我落下目光，问他：“这是什么？”

        “一册重要的书，”他说，“我们必须尽快把它送到山的那边。”他的黑衣下面露出一双白得耀眼的手，和他的嗓音一样具有威严。我转头看看赌钱的人，他们的手早就干枯了，是黑色的，仍在白纸上移动。

        “你跟我走吧，我们得给山那边送去这本书。”M说。这次我看见了他下巴的颤动，当他转身，我跟上他，开始了我们的旅程。

2

        一路上我们经过了另外两个镇子，在阳光下，它们都宁静得很沉寂。人们害羞地对我笑，但是不怎么说话。M从他的袍下取出食物和水，我们靠在残缺的城墙边休息时，人们就在一旁围看，羞怯的笑变成出神的笑。除此之外，他们就回到他们的田垄边，浇灌一些空空的谷物。

        M有一个秘密。第一晚，我们在镇外的原野上露宿，M把那卷羊皮展开铺在地上，自己躺了上去。我在他身旁合膝坐下，把头埋进两膝，渐渐入眠。在记不清已持续了多久的流浪生涯中，我总是这样睡觉的。夜里，我感觉有星光洒在身上。星光在我的生命中极其罕见，我好像只在刚出生的那段日子里看到过星星。在双手的缝隙间睁开眼，我发现身边有一个少年。他正立在那张羊皮上，寒冷的星光是从他的眼睛里来的，天空其实还是一片漆黑。

        我四下张望，不见M，于是问少年：“M去哪儿了？”

        他冷峻的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说：“M是我的侍仆，在这儿呢。”他伸出一只手臂，我才看见M的黑袍挂在他臂上。他拉起这件衣服，一张普通的脸孔就在连着袍子的黑帽里露出来了，但是没有丝毫生气。这是我第一次知道M的模样。

        我很害怕，原野上的夜风和少年眼中的星光都让我心中凛冽，还有那个已化作一张皮的M。“你……是谁？”我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少年不答。他面容苍白，瘦削而挺拔的身体包裹在一件黑衣和一条黑裤里，借着他眼中的星光，我可以看到他腰腹部优美的曲线。他拉着我一起坐在羊皮的一角，说：“你可以叫我T，或者R，叫什么都没关系。不过现在，我得抓紧时间。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这卷羊皮书吧。”

        我靠在他身边，在无边黑暗的夜色里感到迷茫。也许是他身体里的寒气太过逼人，我慢慢地又睡了过去。在梦中，我听见有人说：“……它会逐渐变为藏青色，太阳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醒来时，少年R或少年T已不见，躺在羊皮上的仍是M。阳光热烈地照着，我看不清楚他的脸。我想问他，那个少年是怎么回事，但M已迅速地起身出发。后来我决定不问了。

        我们途经的每个村镇都有点相似。M也不再和我说话，我发出饥饿的叹息时，他就从袍里拿出新的水和食物，找一个可以坐下休息的地方吃东西。我也熟悉了镇民们的哑笑。他们的目光空洞、呆滞，看起来像是被剧烈的阳光蒸发掉了眼里的水分。从早晨到晚上，我虽见到许多人在田地里劳动，却始终不见有炊烟升起。我们经过了很多默默劳作着的身影，他们残破的衣服静止在艳阳下，像一面面溃败的旗帜。

        我跟在 M身后。他的脸一直对着太阳，我猜他的眼睛是大睁着的，反正我已知道他是个奇怪的人。但我是不行的，我得躲避阳光，才能让双眼不在刺痛中流泪。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我感到了那些村民们的悲哀。

第六首

                     自我


你已不像你自己。在西方，
没有大雁于这个时节南行，有时
你眺望天上灰茫的秃鹰
从这里飞高去越海。没有菊花
在窗口探进渐冷的房间，没有生动的
人物扮演你笔下的古典爱情，也没有谁
沿寂静夜路走来，把“花落水流红”
滴洒在沿途。你叹息，
然而没有茶烟升起，隐去你目光里
投向某年十二月
    树的里面一座楼的
那一瞥。你落笔之处是
坚硬的键盘，没有柔软的句子
被梦中人留在枕边，第二天亦无
飘零的黑发以沉默的方式宣告你的
“闲愁万种”。在海的这边这么久了，

你已不是你自己。药瓶上的
英文字和遗落在阳台的点火器
总在不方便的时刻燃起你体内白的火、
血色的呼吸。你凭窗立着，
等这个滞涩的秋天慢慢抽取曾有过的
那么一点点膏腴。麻木的静脉血管像你
匆匆走过的这一半人生的路，可是
当开车出门，你希望你才是那条路：
没有终点，你就是归宿本身——
你愿人们踏着你所目睹的一切
经过生活。这是平平无奇的季节，
你挥笔如雨，把自己写进
所有未曾说出的日子。二十多年了，
你仍吟诵“无语怨东风”。在西方，
东风怨，你忆当年。


L.j      
2021年10月21~22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1）关于诗中“某年十二月/树的里面一座楼”的意象，可参见本人旧诗《曹雪芹》。
2）“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语出元代王实甫《西厢记》。

【自述：为什么要写自杀问题？2014年，英语文学译者孙仲旭的自杀令我不得不联想到自己同为“文人”的相似精神处境。2016年初，曾与我的大学生活有过交集——但我们从未彼此认识——的学人江绪林，于他在华东师大的办公室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再次带给我极其沉重的震撼。随后，在一片悲观的讨论声中，借着对苏童一部架空历史的长篇小说的读感，我把自己几乎半生以来与自杀问题相伴随、相斗争的感受写成了这篇文章，希望为困扰于自杀问题的人们提供一份有所不同的经验对照。此文原本于2016年4月在豆瓣日记里分上下两篇发出，但下一篇不知何时已被豆瓣隐藏。这里是完整长文。】

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灰褐色的鸟群从雾霭中诞生，/又隐没于经年的时光/以耐心打结而织成的网。/捕鸟人在夕阳下叹息：/“落入我眼里的光，/可是那时光之光吗？”

L.j 《光》

2014年7月初在北京，某天傍晚我坐在出租车里，第不知道多少次感受到虚无感的侵袭，于是便写下了上面的句子。“灰鸟”的意象来自于那年春天我读到的一本小说，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他让他的主人公，虚构的王子端白，反复看见一群灰色的鸟。它们从天空飞过时，发出“亡，亡，亡——”的声音，象征个体的迷惘与空洞，也预言了端白那个大燮国的丧亡。

第一次读到那部小说，我认为它讲的是有关虚无的哲学问题。读着的时候，我一再地感觉到端白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所体会的无力和虚无。透过与这一虚构人物类似的内心经验，我的世界跟他的相连通，当他取得皇位、在围绕于身边的祖母、太后和宦官们中间失掉了心灵的行走能力时，我以我被生活所“瘫痪”时体验过的虚弱去设想这个人物的感觉。在小说里，每当灰鸟占据了天空，便是虚无来袭的时刻。就连端白眼中充溢着自由精神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边学着鸟儿的姿态展臂欲飞的年轻女孩儿，也代表了虚无的某种形态：振翅飞翔只是一个姿势，没有人能真正地起飞。而且那种需要被一系列动作所触发的姿态是没办法持久的，我们终将被引力拉向地面，并重重地摔下来。一次次失败之后，那些被想象和现实所赋予的或深或浅的伤疤、青痕，是存在之伤痕，是我们为了生活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我这样写着：“由白到黑的距离过于遥远了。”这是一个很抒情化的表达，它的意思实际上是：人生为什么如此漫长呢？自从十几岁起，我就常常思考死亡，但我很少会想及具体的实施步骤。对我来说，死亡是一个重要的形而上问题，要不要继续活着，与它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自然界里的一切都以对称的方式存在着，有消必有长，生命的萌发从最初开始，也即宣告了它必将走向死亡。所以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生命的很多时刻里都需要面对死亡的议题，而不是仅仅在当我们临近它的时候——虽说从客观的角度看，我们的确每一秒都比上一刻更加接近死亡。只不过有些人把死亡的阴影藏在心灵的角落里，不需要面对的时候，绝不去主动接近。也有一些人，出于种种不尽相同的原因，经常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属于后者，死亡的问题在多年里与我如影随形。

我承认，我所思考的死亡问题，在许多时候都是以“要不要继续活着”的面目出现的。以前的文章里，我曾写到过，我从小学业优秀，后来的发展也难以让人把我和“自杀”、“轻生”等字眼联系在一起。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我没有经受过任何生活上的挫折，但那些与自我、与死亡的魔力相斗争的内在经验，已经伴随了我很久很久。较为年轻的时候，我把可以提前发生的死亡看作是人生难题的终极解决方式，作为一项秘密武器，它被我拿在手中、藏在心里，在睡不着的夜里拿出来暗自赏玩。因为当你知道自己可以主动选择死亡，你会有活着的勇气，会有毅力去面对生活的伤疤和脓疮，你会给自己多一点时间：再让我想想，让我在选择死去以前，把这些问题都搞清楚吧。至少对于我，一直是这样的。死亡的魔力体现在，它就像暗夜里的一团篝火，既能温暖人间的孤独之心，也有力量把它们吞噬和毁灭掉；有这么一团火吸引我过去，但我知道，过去以后我将被它吸纳为一体。可是，它真的是一切的答案吗？

十几岁、二十几岁时的我想死，是因为我无法接受生活的虚无真相。空虚在我身外的世界中弥漫，也发源自我的内心，在我说出而又于空气中消弭无形的话语中化身为一重又一重更为深重的虚空，像好多人发出的一声声叹息，像是全世界曾经活过的人们的叹息加总在一起。我在空虚感中看不到自己的存在，虚空中的什么东西却又压在我身上，时时将我逼向崩溃的边缘。我害怕时间流走，害怕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害怕听见别人叫我的名字，最可怕的是，我不知道什么事物能令我真正地感到充实、填补我身心的空白。生活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我有时会想，我愿意投身进去，与它同归于尽。

很幸运的是，在我少不更事时，我并没有迈出那一步。这要感谢我对生活所存有的一点好奇心。我特别想拥有自己的小孩儿，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然后我要观察他们的小小人性，看虚空是否会从他们的小身体上生长出来。我想帮助那两个拥有我的外貌与性格特征的小人儿（——这倒并非马后炮，我小时候就很向往拥有两个孩子）去征服空虚。但在实现这一点以前，我自己必须首先要去克服它。

这件事实在太难做到。在灵魂的外面，包围着一重由身体构成的牢笼，哪怕我的心再轻盈、再怎么向往飞升的感觉，也不可能挣脱身体的疾病、衰老和与生俱来的滞重——身体，或许本质上，带有泥土的属性，它从地上来，自然也要亲近大地。与此同时，身体内部的黑暗世界里，在心灵不可控的领域，有一个不可度量的深渊，永远在向我移动过来。向内望去，我看见万丈悬崖和不见底的幽暗，朝外看时，每一场病痛、每一次用肉体与虚空相搏所收获的伤痕，都形成了束囿我的一道围栏。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认为，如果不想在内外交攻之间忍受存在之苦而活着，唯一的出路就是死亡。

《我的帝王生涯》中的皇帝端白，在国土即将沦亡的前夕将帝位让给真正得到先皇诏谕的异母兄弟端文。他离开皇宫，像他先前所憧憬的那样，成为了一个走索艺人。后来，他被各国百姓誉为“走索王”。到人群中去，在高空走索的技艺中体验自由，和近乎于飞翔的美好感觉。在这种行为里，一定有什么东西填充了端白的内心，使他得以摆脱没有重量的虚空所赋予人的沉重。九尺悬索上的端白走步、跳跃、翻跟头，他借着作家苏童的笔端说：“一只美丽的白鸟从我的灵魂深处起飞，自由而傲慢地掠过世人的头顶和苍茫的天空。”他说，“我是鸟。”端白站在凌空而束的绳索上，以一种很难为多数人接受的方式，实现了人世间最值得渴慕的自由、自主，以及心灵的充实。两年前的一个春日，我捧读这本书，泪流满面。

我从不后悔生活让我认识到了它虚无的内在，虽然在我身上，这个过程开始得有点太早。可在此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人应当如何面对虚无。我读过一些书，但我被另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捆绑着。在脑海中，我看到自己的身体如瘫痪般软弱、笨拙，连行走都困难，遑论飞翔。我常常手握一本书躺在床上发呆，感到自己丧失了行动能力，外界发生着的都离我远去，逼迫我不得不注视内心的深渊和生活的空洞。更为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太阳却又惧怕阳光，因为我自己的空虚和整个世界的幽深都会在阳光下无所遁形。有时走在艳阳照耀的路上，我必须停下来找到一个支撑物，然后无力地闭起双眼。——在一个活生生的世界里，我可能提前体会到了死亡。

端白作为一个虚构人物，给我上了极其生动的一课。城镇的集市上，悬在空中的绳索使端白既处于人群的包围和观看中，又同时远离了他们。当他在索上迈开步子，他得专注于每一个动作，才能掌握这一项崭新的自由。在那个时候，虚空被他从绳索上踢开了，没有了来自虚无的挤压，他像鸟儿一样在索上翻跃，飞啊——飞。这是端白行而未宣的秘密：他不但脱掉龙袍、摆脱了身份（——一切意义上）的枷锁，还走进了普通人的生活中去；而绳索距地面的高度，却又令他能够保持着审慎的观察。后来在苦竹山上，端白白天走索，把夜晚用来阅读《论语》，这足以说明他确乎是一个思考者。

而我呢？自从把人生的虚空解作一扇对我关上的大门，我就没有试图再走进去过。幸而2014年春天，苏童的这本篇幅不长的小说，给了我我在阅读经验中所获得的最大启迪之一：在广阔无边的虚空面前，人只需要以行为填满生活。像学习所有技能一样，这不过是事理层面的理解，当我觉得我懂了，我还远远没有获得与虚无搏斗所需要的真实技能。

写下开头提到的那几个句子后，同一个晚上，我以它们为起始，完成了一首题为《光》的诗，描绘几幅曾在我脑海中出现过的有关于轮回的画面。在车上侵袭我的空虚感和那几个被我赋予了诗意的片段，不是因偶然而在那天构成了一首诗。事实上就是在那天，我发现我的第二个孩子（即胖丹）已经毫无预兆地闯入了我的生命中。新生命的宣告到来，不期然牵动了我在此生的最大忧伤——存在之伤。在应当为拥有两个孩子的梦想实现而高兴的时刻，我却写了一首不成功的诗，而且，我在其中咏叹死亡。那其实预兆了我即将面临的巨大挑战，只是当时我毫不知情。

接下来的两个月，我被强烈的妊娠反应所折磨。因为不是第一次怀孕，我对于恶心和呕吐都并无不安。我到离家不远的一家大医院去进行了两三次孕期检查，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整个七月底到八月初的十几天，我都在感冒和低烧中度过，这加重了我身体的不适，可也不算什么大问题，多休息就应该能好起来。然而，我在病中开始见到陌生、可怕的面孔。说见到恐怕不太确切，因为不是像有幻觉那样在眼前出现别人看不到而我觉得确实存在的人。那是一种感觉。这种体验从前我也有过，在美国家中，有时夜半醒来，我会感到有人坐在我的床边。作为一个佛教徒，我并不恐惧（我生命中一直有这种经验，但是学佛以后，我才知道了如何去解释，此处不细述）。那年夏天在北京，我同样地“感知”了一些灵魂在我身边的存在。我看到过一个男人面露挣扎的表情，还有一个年轻女人，她的脸只剩下一半，另一半已被烧毁，这是我印象最深的两次。我也开始不断地做噩梦，不是梦见自己被追杀，就是梦中以旁观者的身份目睹有人在肢解身体，诸如此类。这些形象让我逐渐产生了恐慌。我想起我去看诊的那家医院，它有一个烧伤中心。我猜想，由于我是个佛弟子，踏访医院的时候，或许遇见了新逝的灵魂。我慌乱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何在我最虚弱的时候，会有人以这种方式找到我，也因为我怎么都弄不明白，他们想让我帮助他们做什么。

长达五六周的时间里，我每日卧床，难以进食。偶尔出次门，三十五六度的热风吹来，我立即就像听到恐怖片里的音乐一样，感到热风变成阴风，手臂起满鸡皮疙瘩，形象纷至沓来。我忍着痛苦抄经、念佛、读书，但没有丝毫改善。那段时间我开始怀疑宗教，不是在信的层面，而是从行的角度。我问自己：如果这是一场考验，那么我所谓的“信仰”，能否经受得住？

那不是第一次，我深深体会到，肉体是一座牢笼，它把我的心灵困在里面，把后者拉低到与其同等的高度。在内心的王国，每当我想要模仿着鸟儿做出起飞的姿态，身体都常常包裹着我的心，把它压制住，一再地阻碍我的飞翔。这是一个难题，是生而为人的一个悖论。

八月下旬回到美国家中后我的身体略有起色，形象们也不再出现。很快我就带了一些随身物品到纽约，开始新一学年的工作。可是上班的第二天我就再度病倒。我带着接近三十九度的体温支撑着上完一堂课，慢慢走回办公室，通知秘书帮我取消当天的第二节课。正好是午饭时间，饥饿的我看到办公楼附近平日经常光顾的一家泰国餐馆，但已经连走过去的力气也没有。被出租车载回公寓的路上，我感到再也忍受不了接连不断地生病和病中的濒死感受，我想到了死。我租住在上西区哈德逊河边一个寡居的老妇家中，窗户上没有安装预防危险的护栏。一个好朋友来看我，帮我做了顿晚饭。我告诉她，肉体病苦所能对精神施加的影响，以前被我低估了。我真的很想打开窗子跳下去。（她当然尽力阻止我，不需细述。）

那时候我其实把《楞严经》和《我的帝王生涯》都带在身边。这部小说我第一次是从图书馆借来读，暑假回国时买了一本新的，还未拆除塑封，当时带在身边的就是这一本。我没有把这本书拆封，但止不住地想起端白所倾心的蕙妃，那个曾在小河畔仿鸟而飞的品州女孩儿，也是因身体的桎梏、因生而为人、因身为女人而始终没能飞得起来。

到了周末，身病已愈，但心病加重。我告诉自己，要在这一天做出抉择。站在打开的窗边，从八层楼上朝下望去，我看见河边公园里锻炼的人们以变化着的姿势填充了时间，我看见阳光照在河水及绿油油的树上发出星星点点的闪光，我看见与我房间垂直的柏油马路，它是坚硬的。耳边是自己的声音在告诉我，只要跳下去，就可以结束痛苦，不需要再面对虚无。只要一跳。我甚至已经开始憧憬死后的景象，一片黑茫茫。但我又忍不住问，黑茫茫的一片真的是终极的追求吗？恍神的一刹那，我听见内心的强烈呼喊：不！如果死了，“我”就没有了！我的一切问题，只有活着，才能找到答案。

如果不得不跳出窗去，我也不愿坠落——我希望我能飞升。

是的，死亡解答不了我的问题，我必须在人世间寻找答案。

我立刻打电话给我生命中那个最重要的人，说，我很痛苦，但是我得活下去。当天他开了三百多公里的车赶到。在他的鼓励和其他朋友的支持下，第二天我就辞了职。当晚，我们开车回家。那天是那年的中秋节，我记得一路上，月亮很圆。

2014年初秋我回到麻省安静的家里，像一个大病初愈的人，从内到外，都蜕变了一场。曾困扰我很久的关于生活以及关于信仰的问题，在心灵慢慢沉淀的过程中逐渐有了初步的答案。我终于真正地明白了，作为一个失败的皇帝，端白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走索的艺人。

不论生活多么令人痛苦，都应该活下去。活着本身就是对虚无的最大抵抗，只有活着，才可能找到通往自由的路径。

终于，那年秋天，我写下了新的句子：“与肉体的牢笼和内心的渊薮朝夕相处，并终将跨过深渊的人。”我相信这就是我，这是我对自己的期望。在我的精神王国里，我跟端白一样，走在一条探究真相的细索上，但我和他都足够全神贯注，所以我们不会坠落。

总有一天，我会飞起来，比小鸟更加自由，因为我能拥有比鸟儿更广大的天空。

那个给过我很多温暖的人鼓励我说，走下去吧，迎着这个扑面而来的世界。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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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沁云

2016年4月14 & 16日写于器堂楼上

P.S. 这篇文章虽然很早就想写，但是因为难度很大，直到前一阵子的几起自杀事件发生，我才觉得必须要尽快写出来。目的就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和感受，帮助有类似自杀倾向和体会到生活空虚的人克服这些东西。我不想借助哲学家、思想家什么的（当然我读得也并不多就是了），全是自己所历所想，也许读起来会让人觉得更真切一点。略去一些个人生活的细节，但是希望我的中心想法能传达到阅读者那里。

P.P.S. 为了写这篇文章，我前些天重读了《我的帝王生涯》，发现了它作为文学文本本身的一些问题，对它的评价有所降低。虽然如此，这本书对于我仍然如文中所写那般重要。其实真的是人心里有什么，就会在书中读到什么。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与此书的缘分。

P.P.P.S. 文中提到看到影像什么的，不是精神病理学上的幻觉症状，而是一种宗教体验。有宗教经验的人会明白，我本人也就此跟法师有过沟通。本文不涉及抑郁症之类的心理疾病，只是单纯地针对自杀倾向本身。

因为从小喜欢看书，在成年之前，父母和周围的大人都常常问我：你这么成天看书，长大后想做什么呢？外人的询问带着些礼貌和客气，我父母则会在“想做什么”之前加上个“到底”，意思是平时没觉出我有什么特长，只见我半天半天地坐在沙发里抱着一本书，可是看书也不能当饭吃，言下之意，颇为我将来的出路感到有些担心。而每当遇到大人问我喜欢干什么，我答看书，他们总会在我父母面前恭维道：这孩子不错，爱学习。然后我就会想，看书和爱学习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天生对人情逻辑略有迟钝，因此直到前几年才明白过来，那些人出于客气，将“看书”解作“读书”，而这个“读书”是跟传统意义上的“求功名”挂钩的，是“学习”的同义词。

我上面的经历说明，“看书”这件事跟“读书”不同。后者在我们的文化里自带一种正式的色彩，前者却往往要在中间夹个“闲”字，变成“看闲书”，天生就少了些正气——这个“闲”是“游手好闲”之“闲”，甚至要跟“玩物丧志”归为一类。在人们的印象中，看闲书是生活丰裕以后才能进行的娱乐活动，不问前途地看跟学业无关的书，那叫傻。

可我就是爱“看书”啊。

“读书”在我的经验里，常跟一些不太愉快的场景联系在一起，比如说趴在桌上研究数学题或物理实验，又比如说不论是在国内还是来美国之后，“读书”大多发生在图书馆。在北京上大学时，每天需要早早起床跑到图书馆占座位，待早餐下肚再回来坐在拥挤的二楼大自习室里，我会产生一种眩晕的感觉：等待着被消化的除了之前急着被吞下的早饭，还有一大堆名词和理论。但我真是一下子消化不了它们啊，于是就通通堵在胃里和心里，不管是食物的营养还是书上的知识，好像根本供应不进脑子里头去。到了美国，去图书馆读书也总是一场“战役”。我住在距离并不近的校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镇子了，所以这件事大致上涉及了下决心、收拾书包、穿戴、开车、在学校附近的小街上转来转去找停车位、步行穿过校园的建筑群和走进图书馆这几个必要步骤。可以想见，我进了图书馆后已累得需要马上休息，怎么说也得在华大图书馆附属的咖啡厅里先喝杯热巧克力吧；然后没读上几页，可能就到吃饭或回家的时间了，于是再大喇喇地折腾一番，班师走人。

如上所述，即便撇除大部分外在环境，“读书”至少也得有一张书桌和一把靠背椅，哪怕不是正襟危坐，“读书”也必有“读书”的样子才行。看书不需要这么多附加条件，在家的话，沙发、床、卫生间，都是看书的场所，在外面，地铁、公车、候诊室，只要手头有一本书，也随时随地可以看。时间长了，不免形成某种依赖性，坐在书桌前是根本“看”不下去书的，必须要放在弓起的膝头，或是把书打开、铺在一个抱入怀里的靠垫上，人则不是窝在沙发里，就是半躺在床上。在圣路易华大上学的第一年，我住一个单间小公寓，没有沙发，床也是别人给的旧货，不够舒服，那一年我竟然没怎么看过书，唯一过目的书都是在图书馆的桌边读的课程教材和资料。第二年我搬到两室的公寓，也有了沙发，才又开始看书了。

说来说去，用来看的书和只能“读”的书，确实有很大不同。学习用书一般都是只能“读”的，我几乎没遇到过能像读小说那样充满享受感地看下来的教科书。教材之外也有一些严肃作品或学术书籍，值得反复阅读，也叫人非常喜爱，比如美国的一些社科类非虚构作品和心理学专业书，这种书一般被我划在“看书”的范畴。我没有专门思考过我的这个划分依据是什么，可能取决于我是否愿意在沙发或床这种舒适、放松的地方打开某本书吧。意愿问题同样也适用于出门在外，毕竟书大多不轻，甘愿背着到处走、放在身上承重，而且还不一定能有机会拿出来一读，那一定是一本自己喜欢的、吸引人的、每翻开一页都能兴趣盎然地看下去的书。

标题里说“读书”，其实指的也是“看书”而不是“学习”。谁让中文这么精微呢，不扯上这么一大篇，好像都说不清想要表达的意思。读书和看书，本来没有区别，经世与怡情，也并不一定要互相对立。我相信古代那些为了出人头地而“头悬梁”的举子们，也未尝没有从四书五经和子曰诗云中获得情操的熏陶、心灵的充实。大概是到了现代，生活世界开始不断地精细化、模块化、碎片化，人们“学习”的内容和所读与看的书之间才有了越来越大的割裂。

我平时读的书，除了世俗意义上的“闲书”，如小说、散文和回忆录等，也包括宗教、历史、社会学等主题。到底“闲”还是“不闲”，得要由阅读者的心态和目的来决定，光从内容上看，肯定会判断失误。不管是讲数量还是讲对我影响的深浅，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小说在我的阅读中都占有最重要的地位。那些故事、场景和人物，在我的脑海里和记忆中活生生地存在过，这当然不是一个“闲”字可以概括的。

最近有朋友问我，同样是有两个孩子，为什么我还能找出时间看书而她不能。我说，因为如果不读书，我就觉得活着没意思呀。在我们这个把经济收益放在第一位、精神生活也以文化快餐为主的时代，这样的回答听起来有故作高深、端着之嫌。但这个答案再真实不过了。读书之于我，尤其是读虚构作品，不仅仅是去体会人生的多种况味、进入文字世界去过另一种生活，而是，读书本身就是生活。在这一点上，说读书是种“生活方式”都不太确切，因为“方式”是抽象的，然而当我手捧一部作品进入书中的世界，虚构的故事也好，历史的真实也好，我花去的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和精力。说得严重一点，每当我在读书，我便暂时抛弃了家庭、孩子以及包围着我的一切日常事物，对书本，我奉献的是我一段段的生命，它们既宝贵又真实。

这样说来，读书的“代价”真的很大，由此也很难不回到我父母的那个问题上去：看这么些书，特别是小说，到底有什么用？

王混混也不止一次问过我同样的问题。不过作为一个文学学者和知识分子，他的出发点跟我父母不一样。王混混认为，读小说得读到一个人的行住坐卧、举手投足中去，能改变人的气质且对生活有益才行。每次他问我这个问题，都是在他被我对生活的无知和对人情的不察震惊了的时候。我虽然不至于觉得他有多功利，却感到我实际上没法回答他的疑问。在另一面，我也感到气愤，仿佛只因为从书里没得到什么，我阅读的意义就被他全部否定了，而他读过的小说明明比我少得多嘛。于是我便也问自己，我究竟从对小说的阅读中得到了什么呢？

坦白地说，假如有人来问我故事情节的话，那么的确读过的多数作品我都没办法再复述出来，尤其是细节。这不但包括年头久远的那些，也可能包含我上个月刚读过的书。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吗？我没法将人物命运的每一次转折都镌刻在脑中，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走近过他们、他们没有触动过我。就比如说，我十九岁时看了《无名的裘德》，直到今天它仍被我视作我的“人生之书”，可我根本说不出来裘德与其表妹苏具体经历过怎样的悲剧。但是，我隐约还记得书中的西敏寺、阴霾下的一片山坡、一场永远会遭受到挫败的理想、一个贫困潦倒的小人物，以及一个在重重困局中艰难挣扎，却始终挣不出心身牢笼的、只存在于人的内心和精神里的英雄。我在书中映照到自己，或自己的理想形象，这种满足已经足够巨大，我根本不需要再去特意改变什么。

况且我与书的关系，也并不总是这么抽象。从十九岁再往前追溯的话，我发现我的爱情观也是通过读小说来塑造的。这里要提及我分别在初中和高中时——最多愁易感的年龄——阅读的两部作品，张恨水的《北雁南飞》与张爱玲的《半生缘》（其实我最初读的是《十八春》，但后来看到改写过的《半生缘》，觉得《半生缘》更好）。这两本小说中的男主人公，李小秋和沈世钧，正好可以对应我在少女期和青年期所认定的理想异性：多情、敏感，有书生气，并且，话少。我一直渴望一种水乳交融、毫无缝隙的人际关系，其中有无条件的接纳和对彼此的坚贞信念，在这方面，这两本书在我十几岁的时候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想象空间。王混混并不完全符合我心目中的理想，但也没有关系，小说早已教给我现实和追求之间可能存在着的鸿沟——通过作家笔下虚构人物的日常与理想。我生命中真实发生过的，不妨碍现在三十多岁的我仍然会暗自向往李小秋和沈世钧的世界。

我对读书的热爱也影响了我的事业选择。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我期许自己能像我喜欢的作者一样，写出一些作品，让人读了以后会笑、会哭、会发呆和叹息。虽然直到今天也算不上是作家，但我依旧抱有这种想法，对此我十分坦荡。我做过记者、老师等工作，却只有写作被我认定是一项事业，其他的都是谋生手段，而我还从没靠写虚构作品来谋生过，可能今后也不会。在我这里，写就是写而已，相当纯粹。尽管如此，我做过的工作又都跟我喜欢看书有关：开始当记者的时候，我是个拿理科学位的毕业生，一堂新闻写作课也没上过，但我写的第一篇报道就上了头版头条。我想这应是读过的那些书在我头脑深处不期然发挥的一次作用。后来我在美国研究生毕业时，决定不继续念博士了而去就业，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我想让自己能自由地看书。要是成为学者，就没有“下班”的说法了，几乎时时得处于“读书”的研究和思考状态，我很担心那种生活会削减我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可能性。因此我在大学里找到工作当了个汉语老师，工作之外的时间和寒暑假，全都归我自由支配。期间我被拉去教了几门中国文学的课，在课堂上讲过鲁迅、老舍、萧红、张贤亮和陈若曦等不少作家的作品，这时靠的自然也大多是我平日的阅读积累。

好多人在谈到自己喜爱读书时，都会涉及一个孤僻的童年和对生活产生的疏离感，等等。我不想强化这些缥缈的东西，因为在书里与自己的经验相遇并不总是愉快的。有时当我在别人的书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我会心惊，可也害怕过分接近另一个自己。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没能够读完毛姆的《人生的枷锁》。我希望将来我会去读完它，然后写出我早已拟好题目的那篇读感，叫作《那个一想起来就令人心疼的年轻人》。

也有人喜欢说读书能够增加对人生的体察，但按照王混混说的，光是体察到了也没什么用，得能行得出来。以他的标准，我连体察都没做到，是个相当失败的读书人。可是是否失败，他说的不作数，失败与否，也并非我心中对于读书的衡量标准。那些在我身外和心内进行着的，偶尔会与书上的文字碰撞出夺目的火花，亦或缠绕着的裂纹，那是丰收的时刻，也是我读书的意义所在。

说了这么多，并没能回答题目中的问题，因为我找不出一个具体的收益可以分配给读书——特别是读闲书——这项活动。对我本人来说，到底为什么读书呢？好像只不过是为了让自己爱上阅读，再爱上写作，然后再接着读和写下去。这是一个人在纸上世界中循环着的命运，不问出路。

李沁云

2016年3月29日写于器堂楼上

第五首

                    白的火


礼拜一是苍白的日子。 你说：
 “I’m sitting on fire.”
白墙、白袍、白地砖以及日光灯管的惨白和工业白。
多么记忆犹新的场景：多年前
你和师道尊严的人们共同分享格子间，
满足于包围你的四壁之白。
可有位日本老同事启发道：“我们应有权选择
这里的墙是刷成亚麻白、珍珠白还是粉白。”
大家纷纷加入讨论，唯你因白壁的强烈反光
而沉默。你忘了后来它到底是哪种白，唉：
“Yet I’m breathing in fire.”
那时你也如同现在，被令人眩晕的白色
压迫在边缘神经系统。那时你见到
白的火，它也出现在你今天溃疡的口腔，
还形成了四十岁的粉刺。你终于发现，
白是愤怒的颜色。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白是一切事物的底色？过敏药
使你昏沉，陷入黑暗的睡眠以前，
你的眼睛将目睹一道白光
把世界之门对你关上，那是白的火
在礼拜一的上午穿梭如游蛇。
“But, I’m walking with fire.”你最后想。


L.j
2021年10月17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四

         口述和笔录将要收尾的这一天，我在卧房里待到傍晚才出来。起居室沙发上，墨绿色薄毯叠得整整齐齐地放着，云已坐在阳台的桌边吃一碟水果，她还穿着昨天的衣服。大肚瓶里只剩一滴孤独的红色液体，我小心地把它倒入装满龙舌兰酒的玻璃杯，调好了最后一杯蓝梦。握着酒杯，我的手微微发颤。

         犹豫了一下，我还是戴上了茶镜。雨早已停了，一整天的艳阳已干燥了山里的空气，野花的气味彼此拥挤着向我涌来。阳台上，云和我以及山雀，都望向远处依然在发光的太阳。看上去，它的热情在一点一点消褪，在我讲完我的故事以前，它就会被城市的地平线所淹没，黑暗将以它无所不在的轮廓把太阳吞噬。黑夜啊，我暗暗赞叹，你无所不能，连阳光也不得不向你臣服。

         “听完我的故事后，请务必将它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我在藤椅里坐下，对云说，“V社的代理人M会帮你把它出版。”我的嗓音竟然恢复了它原本的醇厚。云一定也意识到了，她隔了一张方桌的距离望我，突然停止了咀嚼口中的草莓，一丝红色沿着她的嘴角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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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已不需离开A市，因为我遇见了我的灵感。接连几天，女人都到酒馆来找我。我品尝各色酒精的时候，她捧着《碧色传奇》坐在旁边一页页地翻，有时也在我的请求下喝几口木瓜酒。竹林里的酒馆、女人的绿眼与我的小说一起，组成了一个郁郁青翠又温暖无尽的小世界。我已知道，她和我一样渴望一个悲剧，但对有关她的其他一切，我都一无所知。

        某日，她多喝了一杯白酒，我带她回到旅店房间。那一天没有雨，我们坐在窗口看夕阳时，女人的脸颊仍浮着两团浅浅的酡红。我把嘴凑近她的脸，尝到了落日的温度。后来她以她的碧眼对我发出了邀请，向我敞开身体和爱欲。

         缠绵似火的时刻，我被激情驱使，停下来问她：“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女人在黑暗中轻笑出声，继续柔情地动作着。我又说：“我爱你，我想要记住你。”这时她才停住，想了想说道：“你可以叫我R，或者T，叫什么都没关系。”这句话被她以S国土语黏腻的声调说出来，像一个寓言。女人的面容有一多半都笼在黑夜的阴影里，我看不清她的表情。我用双臂把她缠得更紧；和她在一起，我只要一分一秒的此刻。黑暗中，我想起火车上的偶然相遇，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闪过：此刻，或许我提前预支了来生的快乐。

        结束了这次异国之旅以后，我才想起去查资料，了解了有关A市的故事。在S国的乡野传说中，这个地方叫作雨水城。相传在古早之时，这里是望不尽的山地和野竹林，林间开满了蓝色和紫色的罂粟花。每到雨季，这里的雨水比起别的地方要更为丰沛，据说它有神奇的功效，能令久病者重焕精神。很久以前，有一年，各地家庭送到山间等待被雨水治愈的一群患绝症的人们，却目睹了不知停歇的雨把美艳的罂粟花浇灌成黑色。当花瓣间流淌的汁液将这些人的身体染得漆黑如墨，他们纷纷在被灼烧的痛苦中死去，倾盆而下的大雨也无法帮他们缓解这种剧痛。因此，A市的另一别名是死亡之城。事实如何已不可考，只不过传说是这样说的。

         可惜的是，身在A城的我尚未听说过这个故事，在我眼里，它的雨水和太阳，无非是我与她相遇的美丽背景。女人苍白如纸的嘴唇以及她碧蓝的十指尖，是多日之后在我的回忆中，才显示为线索。最后的那一晚，当绛红的血液从她身体各处奔涌而出时，她轻启白纸般的双唇，以微弱的声音说：“这些染病的血，却是我的生命之液。把它们收集起来，带着我，让我继续见到每天的日落吧。”

        但是我已记不清楚，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话，还是在后来的回忆里，我从她闪烁着泪珠的绿眼睛里读出的。

        那一晚的气氛里，其实，我们都预感到了悲剧。是她把夕阳关在窗外，又覆上了厚厚的红色天鹅绒窗帘。女人脱下衣服，扭开暖黄的落地灯，站在床边向我示意。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想。我们都极尽温柔。她陷入沉默的时候，我对她讲起，在我们的母国，流传了上千年的不同版本的蓝桥故事。女人睁大眼睛看我，我知道她想问我为什么说起这件事，便告诉她：“初见时你赠我的罂粟花，让我想到蓝桥。”我打开床头的一个笔记本，拿出那朵花给她看。它已经被压得扁扁的，还留着幽蓝的光泽。

        女人深邃的碧眼生起水色，良久，她问我：“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吗？你，愿意吗？”在我的双手间，她即将因巨大的痛苦和幸福而抽泣的脸，比纸还要白且脆弱。我说：“我愿意，当然。”

        随着她目光的指引，我先切开了她十个指尖的皮肤。探身去尝，她生命的味道血腥而香甜。我用沾着血的嘴去亲吻她。女人卧在我怀里，双颊和嘴唇都染上了点点血色，碧绿的眼睛也荡起波浪。她好像在对我说：“我会在手腕和脖颈上为你绽放更多艳丽的嘴唇，让奔放的血液包裹你薄情的人生……”

        我的确是按照她说的那样做的。我把她平放在铺了油布的床上，严密而精确地划开她的大腿、小腹、乳房、肩膀……那把锋利的刀本来是她放在我手中，现在已仿若我手臂的一部分。女人的身体逐渐打开，内部的液体涌出来，在一声声渐弱的呻吟中，她完全地向我开放。她以痛苦而完成的牺牲使我明白，我此前生命中所有的封闭与等待，都是为了目睹此时的绽放。在河流般的青绿油布上，女人的浅棕色头发散开如水藻，她身体的每一个开口都是一朵盛放在凝固的河水里的大丽花。

        微黄灯光下，我眼皮跳动，俯身从那些令人眩晕的明艳花瓣上吮吸着她生命的汁液。但是当泪水迷蒙了我的双眼，我不得不闭上它们。我满足地意识到，这是最好的爱，不以言说来定义的爱。这个无名的陌生女人，给了我一个人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珍贵的馈赠。

        最后的时刻，她的眼睛已涣散失神。她仍喃喃对我说：“我希望外面的夜空里有一朵云，它会陪你度过今后的每个黑夜。”女人还想费力说出另外一句话，但是呜咽不清，我记得她似乎是说：“山间的竹林，是一个好……”

        那时我突然感到遗憾：她还没有尝过我的生命的滋味。我在右手腕的黑痣处割开一个口子，送到她唇边，可是已经晚了。女人嘴唇微张，已离我而去。我依然挤了一些血在她嘴里，然后我舔舐自己的伤口，品尝我自己的腐朽和甘甜。

         女人的碧眼仍澄澈地睁着，根据它们告诉我的，我从她的衣物里找到一个大肚瓶，承接了不断从她身上向外喷涌的鲜血。她的生命之液流干的时候，我揩去嘴边的血痕，掀起天鹅绒挂帘并推开窗户，看到一朵云在暗夜里飘荡。女人薄薄的身体变得很轻，我用油布把她包好，趁着夜色，来到了城外山间的一片竹林。

         将她葬在蓝色和紫色的野罂粟丛中时，拂晓的太阳正一点点爬升。阳光错过了前夜发生的事情，这时照在我脸上，在回忆里，我能看到我的眼睛里已有了淡淡的红。那天，我怀抱血红的瓶子，乘火车回到了J市。邮箱里除了我存放的东西，什么也没有。这，一点也不重要了，因为我刚刚完成了作家生涯里最好的作品，甚至不把它写出来也无所谓；以那个无名女人的生命完成的作品，我也将付出我自己的生命去一遍遍重温。我抱着盛满她香醇血液的大肚瓶，从J市搭客轮回国。

         每天傍晚，夕光把天幕染红的时候，在这里，借着面前的蓝色鸡尾酒，我赶赴和她的蓝桥之约。它的味道，提醒我那个女人对我所付出的，爱的疼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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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给你听的，就是我的作品《蓝桥》，也是‘颜色传说’系列的终结篇。”我向坐在对面的云举杯致意，饮下一大口。

        云目光迷离地看我，像是刚从一场梦中醒来。我摘下茶色眼镜，在吊灯昏黄的暖光下，她会在我眼里看到什么样的颜色呢？“你的眼睛——”云轻呼了一声，这是她来到这儿三天来，讲出的第一句话。她毕竟见证了无名女人以生命留给我的纪念。

        “请一定要把我告诉你的这些事以《蓝桥》为名写下来，我的版权代理人M会帮你出版的。”我将一个信封交给云，又说道：“这里面是我的授权书。现在，我们之间的事情结束了，接下来是你一个人的工作了。我相信，通过你的文字，‘颜色传说’这一系列作品能够完整地抵达碧珠的读者。”

         云打起手电筒，在这个晴朗的春夜离开了。夜空里唯一的一朵云，跟随着她下山的步子，与她一起离开。我和山雀站在阳台上目送她们。我真的希望，这个年轻女孩儿听懂了我的故事。

         过了一会儿，我把昏昏欲睡的山雀放入草窝，端起酒杯，走回我所熟悉的黑暗的房间，我的坟墓。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我不知道我还能否见到明天的太阳升起。

         关于我，我也有点疑惑，云会写出什么样的收梢。她只能依靠想象了。

李沁云

2020年4月1~11日写于麻省伊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