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在国内探亲期间，我和丈夫跟随公婆，带两个孩子回了一趟丈夫的山西老家。在祭拜祖先之外，回去的目的主要是给孩子们办一场当地流行的“开锁”仪式。身为中国文学学者的丈夫比我离这类传统乡俗的心理距离要近得多，但童年离开家乡的他也并不熟悉目前的“开锁”流程。尽管身为家长我们得参与其中，可是我俩也要借用一种观察民俗学的心态才得以忍受仪式里彰显民间信仰的那部分内容。仪式由丈夫在本地大家族的长辈请来的主持人（——其实我觉得这个角色更接近萨满或神婆）主导，她在供桌上点燃一束线香，当其中几根香倒向房间的南面时，她颇为自信地对我说：“你一定是从南方来的！”我说对啊，我是河南人。那一瞬间我想起我位于鄂豫皖交界地带的老家，它的确是在山西以南，甚至处于淮河的南边，但这实在是第一次，我听到有人说我来自南方。
后来我对丈夫评论道：“我觉得山西人比河南人更爱孩子。”那时我们正坐在回北京的高铁列车上，我又一次想起自己的老家，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的汪岗乡农村。我想起商城县是前几年全国最后一批告别绝对贫困的地区之一，想起曾在历史材料里读到过有关饥荒时期这里发生秦晋相食的记载（可参考《顾准日记》），想起母亲告诉过我，她的爷爷，一位知书达理的乡下读书人，即是在1960年前后“被活活饿死”的。我也想起自我四岁离开，几十年过去了，我的老家仍然是地图上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一出河南省界，甚少有人听说过商城县。今年回到山西给孩子办“开锁”，是我第一回听说这个仪式。身边的朋友问我：你的老家有类似的民俗吗？我告诉她，没有，我从不知道还有这种事物存在。在火车上闭着眼努力入寐时我还想到，山西有晋商传统，或许自古就比我的老家富庶。穷人有穷命，祖祖辈辈都需要为三餐饥饱而操心的人们是没有余力给尚未成年的孩子操办任何仪典的。连孩子未来能否长成劳动力都不知道（比如说，我姥姥的头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又怎么可能从口粮里挤出钱来为没成人的小崽子或小妮子（“崽子”和“妮子”分别是商城土语里对小男孩儿和小女孩儿的称谓）操持一个没有实际用途的仪式呢？爱孩子也是要灶下有粮才能爱得起来吧。
“老家”这个词现在听起来土里土气，并不经常遇到了，人们好像更愿意用“家乡”或“故乡”来代替它。有时候听见别人说起“老家”，指的却是他们的父母生长过的地方，或是他们小时候住过的老房子。“老家”或许尤其属于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生并成年的大院子女。在我度过17年成长时光的北京郊区的那个部队大院里，所有孩子都有自己的老家。我们的父或母从天南海北汇聚到这里，当他们满足了让家属“随军”的条件时，他们的配偶和孩子们便会从老家迁到北京。我和像我一样的许多幼童一起在这儿长大，我们的父母在大院里工作，而我们则吃住都在这里：吃有部队大食堂和小食堂，住是住在办公楼旁边的家属楼，主办公楼只有一栋，家属楼却有好几栋。我和母亲也跟随父亲的职级升迁，先入住了营职房，后来又搬入团职楼和师职楼。也就是说，随着我年龄增长，我家的住房越来越大，完美！
可我和其他的孩子们不一样，很小的时候我便意识到了这一点。我自然有一个老家，但我是不回去的，不像我的小伙伴们，他们几乎每一两年就要回去度暑假或者过春节，回来后会跟他们的父母一起，拿着家乡土产串门。平时我也喜欢串他们的门。我去妈妈是上海人的小朋友家里玩儿过家家，因为她有许多布娃娃。由于喜欢到一个来自陕西的小姐姐家里去和她一起写作业、读书，我经常被她的父母留下吃晚饭，每天必有的主食是一盆油泼辣子面，吃得我满嘴红油、嘶哈不已，但她一家人根本不觉得辣。我五六岁的时候下午放了学没事干，还喜欢在大院家属区乱转，随意敲别人家的门，若有人开门就会自我介绍说：我是李医生的女儿。部队大院里有不少离退休老干部，他们都对我很好，会把我让进门里，叫我坐在沙发上吃点心。
可是我回不了老家，在北京，没有表哥表姐能帮我揍一顿我讨厌的同学，甚至我也讲不出有关祖父母和老宅（我是在那儿出生的）的任何典故，仿佛他们并不存在，仿佛他们和他们的生活世界都太轻太次要了，不值一提。我的父母也从未流露过他们对故乡的感情，毕竟他们当年是从一个贫困县一下子就到了北京啊！回老家像一个任务，他们每隔好几年才轮流执行一次，不回去的那个家长便在北京守着我度过暑假里的一周，而回老家的那个家长回来后，饭桌上便多出好多跟老家人的愚昧守旧相关的抱怨，用的口音当然是让我觉得又震耳朵又侉气的老家话。与此同时，我家成了老家整个大家庭的“首都联络处”。当我的表哥表姐们终于出现在我家的家属楼公寓里时，他们是以“进京务工人员”（也即“农民工”）的面貌出现的，对几岁和十几岁的我来说，他们不是我的亲人，而是需要请我的父母帮忙介绍工作的陌生人。最可怕的是，他们中的好几位都曾在我家长住，一直到了结婚才离开，尤其是我的姑姑和一个表姐。父母的公寓一年年变大，可我始终觉得自己的空间是逼仄且吵闹的，那时我必须与“闯入者”长期共处一室。成年后我发现自己是一个听觉敏感、极其喜静和喜欢独处的人，并且我对人际界限特别敏锐，任何让我感到有“越界”行为的人都不可能成为我的朋友。
到北京来的也不只有亲戚，还有乡里乡邻和连我父母都不太记得的“熟人”。身为从穷乡僻壤“出来”到北京生活的“有福之人”（这是我记忆里那些乡民的话），我父母不得不担负起了引他们看病（解放军总医院不就在北京么？）及带他们观光的责任，充当了乡亲们的医导和导游。这些人自然要住在我家里，穷啊，街边小招待所的费用也是该省的。经常我在放学回家后，会看到浸泡在泥水里的一缸土鸭蛋，带着土腥气，或包裹了好几层塑料袋的腊肉和咸鱼。我不喜欢这些东西那股沉闷的气味。后来，我亦是一个对气味极有要求的人，闻到别人身上的香水味会使我头疼，气味对我亦代表了界限，它会唤起一些不那么愉快的回忆。我记得一对曾住在我家好几天的年轻夫妻。男人在县里确诊了“疝气”，为着这个“疝”字长得像“癌”，夫妻俩暂停了乡下小店的生意，到北京来寻求大医院里大医生的诊断。在我父亲解释了好几遍诊断书上写的是“疝气”以及疝气是怎么回事后，那位女士就像没听见一般，仍一边吐着脏字一边忿忿地说：“不能是癌，怎么可能是癌？”她坐在沙发上，双脚穿着我母亲的一双塑料拖鞋，踩在我家的水泥地上。我忘了那时我几岁，但依然能清楚地回忆起我恨她和她得了疝气的老公。为着一个字，他们不请自来地闯入我家，凭什么呢？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尽管愚昧误人，但对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来说，“癌”字不仅是一份死亡宣判书，更代表了无穷尽的搓磨，对病人和家属的双重折磨及彼此折磨。贴近“癌”的任何病、任何字，也都是这样。
那些年对我父母也一定是一种折磨。2024年夏天是我于疫情后首次回国，在母亲的安排下，我们一家四口随我父母一起回了一趟老家（小时候唯一一次回老家是我11岁那年）。在一场又一场人数众多的家宴上，我终于能确认：我也是有根的，身边这些五六十岁、已历经岁月的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孙辈就构成了我的老家的一部分。我的表哥表姐们终于在我心里恢复了他们原本和我的关系，我们是亲人，虽然他们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子，也从不了解弗洛伊德是谁。
上个月我读到了一本十分冷峻却又极为深情的书，《回归故里》。书中，法国哲学家迪迪埃·埃里蓬追忆了自己在故乡兰斯的成长岁月并以此为背景探讨阶级问题。字里行间，埃里蓬愧悔于自己从没在父亲去世前返乡探望过。不过他的父亲在世时是个家暴的酒鬼，我觉得当他的父亲去世后，家乡兰斯便成了他心中的父亲。埃里蓬年轻时因自己的同性恋身份而离开兰斯、迁居巴黎，一直等到父亲故去后才回去探望母亲，我反倒觉得这个选择非常合理，因为在失去父亲（或母亲）后，老家才会成为一个人真正的故土，在此之前，老家只能属于我们的父母。
河南商城是我父母的老家，它暂时还不属于我。自从2004年来了美国，每逢别人问我从哪里来，为了避免过多解释，我都只答北京。也许对我来说，北京是我目前的老家。对我的孩子们来讲，情况有点复杂。胖丹去年在北京上了一学期五年级，学到了“祖籍”的概念，所以他知道他的祖籍是山西晋城，他的爷爷和爸爸的老家。而柔子更认同于美国人的身份，她出生于纽约大学的附属医院，又在东村度过了生命的最初两年，便常称自己是纽约人。有一个老家是重要的，但或许老家究竟在哪里并不重要。在我写下这篇文章的当下，我觉得属于我个人的老家就存在于我的这些文字里。
埃里蓬离家后在巴黎加入了知识圈并成为了今天的他自己，一个大学教授，一位知识分子。他在书里提到一个发人深思的事实：当离家久远的人突然归乡，再次身处过去曾经熟悉但后来变得陌生的场景时，会感受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埃里蓬所说的类似于布莱希特戏剧理论中的“间离效果”，今年夏天我也体验到了。在北京的父母家中，每当我晚饭后散步归来，都会看到父亲一个人在客厅看电视（母亲仍散步未归）。作为一个老人，他的身体比前些年缩得更小，在我的感觉里却还是占据了很大空间，因此父亲看电视时我就会选择回自己的房间待着。但仅仅是一瞥，我也能看见电视上播放的是一部叫《翘楚》的古装偶像剧，之后几天，画面换成了《下一秒过火》。那时我也被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击中了。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消磨他的时间？这些电视剧的画面里有他一生的历史和老家吗？
我没法回答这些问题，可我知道埃里蓬描述的感觉亦是贯穿我现有生命的：父母从不过问我的精神世界。我夏天在北京时，父亲几乎每天帮我取来快递，大部分是书。他不会对我在阅读着的东西表现出兴趣，也从没问过我：今天来的是什么书？当然我认为，就算他问了，我也不会有耐心去解答。在小时候面对来来去去、侵占我个人空间的老家亲戚时，我尚无法预见我会成为一个走了很远、走到地球的另一面去的人，也完全想象不出来离开家后（我上高中就住校了），我会爱上浪漫主义与唯美主义文学、新古典主义绘画和表现主义电影。这些舶来自西洋的文艺“主义”们，以及我现在从事的精神分析工作，都是我父母从未听闻过的。然而我们相安无事，作为父母和子女，竟过了这么多年。
李沁云
2026年11月7日写于麻省炼狱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