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有时就像痴人说梦

        上周某天开车上班时顺便在喜马拉雅听了申荷永教授几年前有关梦的讲座录音。他指出弗洛伊德的“伊尔玛打针梦”(Irma’s Injection)以及荣格的“地下室之梦”对于理解这两位前驱人物以及学习梦的阐释的重要性。申教授也顺便提到了记梦的方法：先与潜意识对话，给它这样的信息——“我想开始记住我的梦了”——以获得潜意识的许可；然后在床边摆上笔和一个笔记本，睡醒后立即把梦的内容写下来。欧文・亚隆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中也鼓励咨询师和他们的来访者利用梦作为使谈话能够深入地进行的材料。精神分析和动力学治疗领域的共识是，对梦的利用不但可以丰富面谈时的交谈内容、增进对患者的理解，也会极大地推动潜意识内容浮出水面并可能使治疗关系和治疗本身都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发现了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多数情况下只有睡醒之前刚刚做的梦我能记住，所以如果有梦的话，我会在早上起床后用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把仍记得的梦的情节以非常简略的方式输入到手机的备忘录里（我手机里有一条笔记就叫做“分析梦”）。当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把之前简短的记录在电脑上补充得更加完整，尽量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实在想不起来的内容也就算了。电脑上的版本我接着会打印出来贴在我记录自己的精神分析过程的笔记本上，与分析师讨论这个梦之后，我则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我们双方关于这个梦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一来，对梦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重的阐释：我第一次的记录是一重，面对电脑补充细节时是第二次阐发，而等到与分析师见面的时候，我的又一次回忆是第三重解析，分析师关于梦境对我的提问和给我的回应就已是附着在这个梦之文本上的第四层意义了。而且即便到了这一步，梦缓慢展开其意义的过程也还没结束。为了最大程度地从“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中学习精神分析这门技艺，我在每一次面谈后都手写大致的记录。所以我的手记是对同一个梦的第五次阐发。不仅如此，梦的内容还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甚至很长时间之后看似偶然地出现在我脑中，这时往往又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点。

        这么说来，对梦的探索和阐释是没有穷尽的，也难怪老弗爷本人就为他自己的“伊尔玛打针梦”提供了十几种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处于入睡状态时，“自我”的调解者功能会处于松弛状态，而此时大脑却可能仍然活跃，为我们制造出种种梦幻。从这个角度看，梦是潜意识送给我们的礼物，使人能够一瞥那些常常被日常事物一层层地包裹起来的心灵表达。梦当然是一种表达，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它们往往是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的想象和表达。

        这里不妨谈一谈我最近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上个月由于母亲节的关系，附近的艺术影院要单场播放几部母亲主题的电影，我选择了奉俊昊2009年的《母亲》那一场。本来那天下班以后可以直接过去看电影，却意外地收到影院通知，说因技术故障不得不取消放映，而且也没有补放的消息。这件事之后的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做了与分析师有关的梦。其中第二个梦是这样的：

我和王兽兽一起去中国城的“刘一手”吃火锅，所处空间是一个包间（其实那家餐厅根本没有包间），我面对着一个摆满美食的大圆桌，坐在一张舒服的单人沙发上。这时突然感觉到便意，我想起之前来过这儿，记得沙发下面就是坐便器，很方便。可当我把沙发坐垫掀起来，却发现下面却没有坐便器而只是沙发的弹簧。接下来的场景是我从床上醒来，听见分析师与病人在说德语。我心想：原来她在本地有说德语的病人啊。这个室内是分析师的办公室（但是与分析师真实的analytic room不同），墙边两个衣柜挂满了我的衣服。我躺在床上继续装睡，等分析师消失以后我起来去看衣柜，发现它们装得特别满，连门上挂的也是我的衣服，不过与我现在的穿衣风格不同，色彩缤纷的，看着像青春期少女的服装。我于是决定在分析师回来前离开。再来这个房间时，开门的是另一个女人。但过了一会儿分析师也出现了，说：“…Then you can come back to my office. ” 梦中我感到不满，我觉得既然她的办公室就在家里（这是真实生活里的情况），她应该对我说: “Come back to my house/home.”

         这个梦不但显示了我是在分析师身上寻找一个养育者/母亲，还提示了精神分析进行到现在，我已经在她的办公室里开始发生退行。梦中的便意和“沙发即是坐便器”的这种脑洞大开的情节尽管未必意味着我退行到了“肛欲期”的发展阶段，却至少告诉我，我的潜意识里有对某些“原始愉悦”(primitive pleasures)的渴望。而在接下来的分析师办公室场景中，便意消失了，这说明我知道，我的分析师及她的精神分析本领可以帮我有效地处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为什么衣柜里挂的是年轻女孩子的衣服呢？——因为在寻找一个母亲、希望被母亲邀请回家（而不是“来办公室”）的是我内心里那个拒绝长大的十五岁少女啊！这么多年她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以至于在很多年里我的愿望都是“May she never die within me”。分析师听完我的梦以及我自己的解读之后评论道：“So you want to move in with me!” 并且针对梦中衣柜里衣服的色彩，她敏锐地指出：“你想让我了解你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梦（以及我没有包括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的梦）实际上是由于我错过了名为《母亲》的电影，而在脑海中为自己导演了一部《母亲》。这自然是梦的外部因素，内部原因则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动力学因素（比如说，在确定训练分析师的时候，我已有意识地在寻找一个在年龄上能做我母亲、在形象上让我感觉亲近的女分析师），而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我做了这样的梦。与分析师就这个梦交谈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即时的自由联想。这些联想使得我的讲述不仅包括“母亲”，还涉及祖国(motherland)和母语(mother tongue/die Muttersprache)，后两者则显然是宏观意义上的“母亲”，也与我最近关切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因国内防疫乱象而揪心，远离故土的母语写作如何持续，等等）。分析师也点出德语是她的母语，而在我梦中与其进行德语对话的病人可能就是我自己。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为何是以躺着的姿势出现在梦里她的办公室中呢（我们做的是经典精神分析，我都是躺在沙发床上与分析师谈话的）？

        在临床工作中，有经验的分析师通常都不会把解释做得特别满，以留给患者自主思考的空间。当我的分析师提示我“梦中与我讲德语的病人或许就是你自己”时，我意识到了分析师没有说出的阐释：这个梦以及我把它汇报给分析师的行为都是一种“移情表达”(transference communication)，我在潜意识中不但想要搬到分析师家里去，还想要学会她的语言、用她的母语与其对话。学会对方的母语，还有什么方式比这样做更能向一个（外国）人表达爱吗？因此这个移情表达的核心是对爱的询唤。

        没错，精神分析是关于爱的。这里的“爱”字含义丰富，它包含了理解和为了试图理解而进行的努力。就像我和我的分析师，我们使用英语——一门对双方来说都是外语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可是语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时我们——我和我的分析师，我和我的患者们——如痴人呓语般说梦，然而拨开幻梦的表象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焦虑、痛苦、恐惧等种种情绪，我们往往能够听到对爱的询唤，以及有时候许多其他带着生猛的生命力的内容。这些声音埋藏在生活表层的细碎感受之下，须得允许自己痴人说梦，方能与心底的愿望相遇。

李沁云

2022年6月3日写于器堂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