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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轮盘》：爱与死的难题，以及无法弑亲的俄狄浦斯

我在《心的表达》这本书里有一篇浅谈弗洛伊德驱力理论的文章，其中我写道：“弗洛伊德……深刻地指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能流传千百年而魅力不衰的原因：俄狄浦斯实现了我们每个人仍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幻想/愿望；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从而能够完全占有另一位父母，是普遍性的人性。”在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王弑父娶母之后，人类历史上鲜少出现有悖人伦的弑亲行为（——灾荒时期和野史当中的“龙子夺权”除外），然而老弗爷向我们揭示了俄狄浦斯式心态的普遍性。在文学和影视作品中，对“俄狄浦斯情结”的表现往往集中在恋父或恋母行为上，而法斯宾德的《中国轮盘》之所以让我眼前一亮，即因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俄狄浦斯故事，它描绘的是俄狄浦斯对其父母的复仇，塑造的是一个明明想要弑母，却“引导”母亲来杀死自己的、充满矛盾的俄狄浦斯。

《中国轮盘》的全部情节都发生在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内：德国慕尼黑，青春期女孩安吉拉患有腿疾，行动需要依靠拐杖；她的父母各自有并非秘密的情人。一个周末前的下午，父亲与妻女告别，假称要去奥斯陆出差（而安吉拉的母亲也号称晚一个小时要去米兰公干），实际上开车到机场接上情人，并一起前往自家的乡间别墅，却在那里撞上已经早到的妻子及其情夫，此人亦是父亲的助理。当天傍晚，安吉拉也在女家庭教师Traunitz的护送下抵达别墅。几个人再加上别墅的女管家及其成年儿子加布里埃度过了各怀心思的一晚。第二天晚饭后，安吉拉提议别墅里的八个人进行一场叫作“中国轮盘”的问答游戏，她悄悄选中母亲作为目标人物，把八个人分成两组，让母亲、情夫、情妇和管家这一组人对目标人物进行提问，由另一组人回答（跟安吉拉一组的人也都知道目标是谁）。谜底揭晓时，母亲接受不了安吉拉对她使用的尖锐的形容词，对着自己的女儿举起了手枪。但她没有把子弹射到安吉拉身上，而是打中了一旁的女教师。家庭教师受了伤需要救治，在她被抬入救护车时，镜头也来到屋外，在深夜的死寂之中，从别墅里又传来一声枪响。

我相信所有观众都会感受到，这部老电影充满伯格曼式的丰满室内戏，也穿插着塔可夫斯基般的自然景观镜头，还烙印了法斯宾德独有的剧场感，是当之无愧的精美艺术品。乡间别墅的餐室和游戏房里，当观众的目光随着摄影机的稳定运动在不同人物被光影或笼罩或烘托的脸上来回流转，所有人的内心冲突和相互之间的矛盾都在一片寂静里呼之欲出。

这部影片对身为临床工作者的我来说，显得尤为惊心动魄，因为我看到，它呈现了我们多数平常人难以面对和接受的一个真相：父母与子女之间不一定只存在着舐犊之情和反哺之爱，还有可能双向涌动着强烈的恨意。安吉拉的恨是片中推动故事发展最重要的引线，以至于最终以八个人玩“中国轮盘”游戏复现的“孤岛”情节（——即西方和日本推理小说的经典设置之一）都是她一手缔造的。安吉拉的父母是生活条件优越的有产阶级，然而他们的虚伪不断地给女孩儿的恨意火上浇油，也在自己和患病的孩子之间筑起越来越高的围墙。电影让女儿和母亲都抒发了对对方的恨意。安吉拉抵达的那个晚上，她把喜欢写作的男仆加布里埃叫到房间里谈话，说：

“父亲十一年前出轨那个女人，你知道十一年前发生了什么吗？我病了，就是那么简单，生活就是这么简单……这是我从Traunitz那儿学到的……妈妈是七年前出轨的，在医生们都说对我无能为力之后……他们在心里责怪我把他们的生活弄糟了。”

影片并未交代安吉拉的年龄，从小演员的形象来看，差不多是十二三岁。可是上述话语中的冷静与悲凉，岂是初入青春期的小女生能够承受的？从安吉拉的话中可以推知，是父母先后出轨的行为中包含着的失望与放弃，让女孩接收到了他们对自己的恨意。安吉拉的布娃娃们也向观众间接透露了女孩的内心感受。这群数量众多的布偶在镜头里总共出现三次，分别是家中、家庭教师的汽车后备箱，以及别墅里安吉拉的卧室地板上。它们绝非能让人愉悦的玩具，反倒是嘴巴大张、表情惊惧，让观众仿佛能在它们无声的脸上听见凄切的呼喊。而且观众会注意到，这些玩偶全都是女孩的样子，它们显然是安吉拉心中的自我形象。第二晚，母亲亦对管家婆流露了她对安吉拉的恨。“中国轮盘”游戏开始前，母亲提议随机分组，女孩说她已经分好了。安吉拉随后把自己、父亲、家庭教师和男仆分为一组，其余人一组。这时母亲对管家说：“她恨我们。”说这话时，母亲表情狰狞，眼里也似乎流露着仇恨的凶光。也就是说，母亲的话语听起来是在抱怨安吉拉，实际上却是在表达她对女儿的切齿之恨。

《中国轮盘》里层层堆叠的戏剧冲突能清晰地让观众知道，安吉拉把对父母——尤其是对母亲——的恨转化为了报复的力量，第二天晚餐后的游戏就是她以聪明的头脑设计出的一个复仇之局。通过在游戏过程中把母亲比拟为冷酷无情、屠戮无辜的“盖世太保”，女孩成功地激怒了母亲，使她抛弃了平日的虚伪面具。游戏落幕之时，母亲抢出游戏桌下藏着的父亲的手枪，并把枪口对准了安吉拉。这一刻，观众才会意识到，女孩的复仇计划以及她与母亲之间的关系动力比我们之前想象的更加复杂：安吉拉把母亲的子弹引向自己，是要让母亲失去孩子，是对母爱（亦即母恨）的复仇；而母亲把子弹射向了女孩所信任和喜爱的家庭教师，则是对这一复仇最狠厉的报复。安吉拉以为女教师Traunitz中弹身亡了，她发出的惨烈哭喊几乎是我在个人观影历史中听到过的最沉痛的丧失之音。在这部影片给我内心投下的深深印迹里，我曾感叹：比起法胖的早期同名作品，《中国轮盘》才真的诠释了什么叫“爱比死更冷”！在《中国轮盘》所讲的故事里，爱不仅比死更冷酷，它还有可能比死亡更加凌厉和尖锐。

如果把焦点再转回一直在带动情节发展的安吉拉的复仇动机，会有这样的问题需要解答：安吉拉为何要曲线式报复自己的母亲？她为什么没有选择别的方式，比如在父母之间引发冲突，以使父亲对母亲开枪？发展心理学通常认为，青春期的孩子容易冲动，做事常常不经细致思考。可是《中国轮盘》里的安吉拉却冷静而缜密，她没有冲动地直接复仇。假如能够接受我在本文开头的说法，片中的安吉拉大约也是法斯宾德（——拍摄本片时，法胖31岁）的化身，就不难想到，安吉拉同时象征了导演本人在自己身上感知到的童真的脆弱以及作为成年人的冷静和严密。更有意思的是，扮演本片母亲和《恐惧中的恐惧》里的玛戈的，都是玛吉特·卡斯滕森（Margit Carstensen），法斯宾德御用班底里的一位女演员。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去推测，或许，安吉拉即是雌雄同体的Bibi进入青春期后的样子，而安吉拉的雌雄同体性，使法胖可以安全地躲在角色的假面后。安吉拉的雌雄同体性是通过加布里埃为她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两位情人朗读自己手稿的场景暗示给观众的。加布里埃朗读的内容涉及人与上帝间的权力张力，是对子女和父母之间关系的隐喻，也强调“我是男人和女人”，提及“聚合在第一个雌雄同体生命之中的双重性”。（电影结尾时安吉拉戳破了加布里埃的抄袭行为，我虽未能查到这段文字的出处，但感到它听起来真的很像弗洛伊德“施瑞伯个案”的案主，患有偏执妄想的施瑞伯法官的自白。）熟悉法斯宾德生平的影迷，我想，应该会同意我的看法：Bibi和安吉拉被父母在情感领域所离弃的创伤，也是法胖本人的成长创伤。法斯宾德在这两部电影里展现的，是有关他自己童年的秘密伤口。

接下来便可以回答安吉拉为何要“曲线式报复”的问题了。法斯宾德生前从未有机会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我也没听闻他研究过精神分析理论，可是《中国轮盘》的复仇故事里，埋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深层含义。与人们一提起“俄狄浦斯情结”就会想到恋父或恋母有所不同，德裔美国分析家汉斯·罗瓦尔德(Hans Loewald)曾在其经典长文《俄狄浦斯情结的消退》^[i]中着重论述俄狄浦斯王故事的“弑亲”成分，并指出，随着人的不断成长（尤其是进入青春期后），俄狄浦斯情结确实会消退，不再是人们内心最急需解决的冲突，可它永远也不会消失，它会以其他形式在我们的潜意识精神领域存续。罗瓦尔德极有说服力地论证了“俄狄浦斯情结”里包含着的人的存在性的内部冲突：长大成人以及离家自立，都会让我们感觉如同抛弃了自己的父母，甚至如同杀死了他们。我们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可能反而更容易理解罗瓦尔德的说法。可是，难道由于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会使人觉得是在弑亲，我们就要抛弃对自立的向往和追求了吗？这个问题正好体现了罗瓦尔德的深刻，也体现了法斯宾德的敏锐。因为我们当代人面临的并非杀父娶母或杀母嫁父的逆境，而是一直未发生、始终在拉扯着的一个有关爱与死的难题：我能否独立，我是否要以“杀死”父母作代价去完成作为一个人的独立性。当然，“杀死”是一个隐喻，但心灵独立、生活自主会造成的“弑亲”之感却真实无匹。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悬在每个人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始终悬而未决，也因而充满了矛盾性的张力。法斯宾德通过《中国轮盘》以夸张的戏剧化方式表现的，就是子女与父母之间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关系张力。这就是安吉拉选择“曲线复仇”的原因——虽然她来势汹汹地想要报复母亲，但她仍然不能允许自己真实地实施弑母行为；在她原本的计划里，她只能以自身的生命为筹码，拿失女之痛来惩罚母亲。

影片在结尾给观众留了一个悬念：别墅里传来又一声枪响，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大胆猜测，这是安吉拉与母亲共同的精神之死。女孩以游戏为计，设局让母亲朝她举枪，这固然是对母亲恨她与出轨的报复，但却也是对母爱最绝望的一种乞求和追寻。弗洛伊德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里已经引用了俄狄浦斯王的传说，并通过“梦见亲近的人死去”这类梦的常见性指出，人们常常有杀死自己所爱之人的潜意识冲动。在安吉拉的弑母愿望里，深埋着她获得母爱、与母亲相融合的渴望。枪声第二次响起时，别墅里已是一片狼藉，每个人都陷在混乱的情绪中，尤其是母亲与安吉拉。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对母女借助残暴的枪支武器实现了死亡——或精神上的死亡，也即实现了永久的彼此融合。

假若说《恐惧中的恐惧》展示了一位当代俄狄浦斯的幼年生长环境，那么《中国轮盘》则讲了这位俄狄浦斯在青春期的复仇故事。这两部作品里，法胖不需要以本人出镜的模式来给它们标志他的作者标签，因为无论五六岁的幼童Bibi还是十二三岁的少女安吉拉，都是他深邃心灵的产物，也都表征了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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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8月，我又一次从德国旅行归来。那一趟的旅途中，我在法兰克福的德国电影博物馆书店内久久盘桓，最终冒着行李超重的风险咬牙购买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法斯宾德电影年谱。回家后，我又从北美和德国的亚马逊网站上邮购了几本有关法胖的书籍。其中一部传记的题目叫作《一天是一年是一生》，这句话精确地概括了法斯宾德短暂而天才耀目的一生。我至今没有足够的德语水平去阅读这本书，但每当我的目光从书架上扫过这本硬皮书的书脊，心里都会涌上难以言传的怅惘、悲哀、激动和感慨。我绝不会希望自己或身边任何一个人活成法斯宾德的样子，但我羡慕他的才华，也尊重他的离经叛道。他来过我们这个“爱比死更冷”的人世间，并且留下了41部高质量的作品，他的电影在今天依然启迪着全世界的艺术电影迷。对我本人来说，更重要的是，法斯宾德活成了我（或许还有阅读这篇影评的你们）在精神世界中，无法示人的那部分样貌。我们早已选择了在道貌岸然的社会环境里做一个“正常人”，但幸好法斯宾德来过我们的世界，幸好，他以极高的艺术水准表达了人性中经常被压抑的那些内容。

李沁云

2025年8月30日，9月1日及3~5日写于麻省炼狱溪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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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参见Loewald, H. W. (1979). The waning of the Oedipus complex.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27(4), 751–775.

Ein Tag ist ein Jahr ist ein Leben.

一天是一年是一生。                    

——Jürgen Trimborn 著，法斯宾德传记标题

2023年2月底，我们一家四口利用孩子们的冬假去了维也纳和慕尼黑旅游。自然，所有旅行计划都是由身为德语文化迷的我提出并安排的。尽管我们只预订了在慕尼黑停留两天的旅程，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全家还是挤出时间，于2月24日一早乘出租车来到郊区的圣格奥尔格教堂——这也是我们抵达慕尼黑后的头一个行程。驶抵小小的教堂院落门口时，司机似乎对于我们这几张亚洲面孔的目的地感到惊愕，两个孩子也懵懂着，不清楚我们为何要来到这处冷冷清清的地方。我向他们解释：“妈妈要来向一个对我很重要的德国电影导演致敬。”是的，在群星璀璨的二十世纪欧洲电影大师当中，法斯宾德是与我的精神世界有最紧密联系的那一位。

2023年冬春相交的那天，无声的细雨让圣格奥尔格教堂前那片小小的墓园显得尤其安静，然而我的心却被不断涌上的思绪之浪拍击着。感到无聊的孩子们不停地催我离开，而一向对法国文化更有感觉的丈夫还在耐着性子为我与法斯宾德的墓碑拍照留影。与此同时，我心里浮现着我与这位生命早早陨落的艺术奇才的长久缘分：从在大学图书馆的放映厅里通过《爱比死更冷》结缘，到被《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震动得哑口无言，再到深深打动我的名著改编版《寂寞芳心》和充满鲜明阶级意识的《卡斯特婆婆升天记》，以至后来，表现性少数个体的《十三个月亮》被我认定为不世出的杰作。在成年后身为电影迷的日子里，我逐渐熟悉并喜欢上了法斯宾德影片中的剧场感、批判性和哲学意味，他独具个人特色的女性主义，以及冷漠抽离之感中蕴含的颇为整体化也颇为现代性的疼痛。出于崇拜和亲近，多年来我都把法斯宾德视为我在1秒24格的光影世界里找到的灵魂伴侣，还给他取了绰号“法胖”——没错，他是个胖子。而且他还说德语，多好！

在慕尼黑导演舞台剧出身的法胖，从不吝于让自身形象呈现于自己的作品里，他甚至也曾在施隆多夫1970年的《太阳神》中作为主角出镜。《爱比死更冷》即是法斯宾德自导自演的早期作品；在《十三个月亮》里，他则出现在人物的电视屏幕里；另一部作品（据网友提供的信息，是《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但我还未及查证）里，他饰演一个贩售色情图片的过客；而在1975年的《狐及其友》中，他担纲主角并有全裸镜头。习惯了法斯宾德以出镜的方式给自己的电影打上作者标签，再看到某些影片中他本人并未现身，就会叫人想要探究个中缘由。引发我思考的，便是分别在1975年和1976年问世的两部电影：《恐惧中的恐惧》及《中国轮盘》。我注意到，两部片子里均有孩童形象，并且在后者当中，十几岁的小主人公还是当之无愧的主角。当我把两部影片并置在一起去看待，我感到自己好像发现了法斯宾德在光天化日下呈给观众的秘密：法胖以孩童角色作为他自己的“世另我”(alter-ego)，在两部作品中叙写了俄狄浦斯的成长和复仇故事，更令人惊艳的地方在于，故事的主角是一个雌雄同体的当代俄狄浦斯。

《恐惧中的恐惧》：雌雄同体的母亲和女儿

《恐惧中的恐惧》讲了一个有关产后抑郁的故事：西德的家庭妇女玛戈与丈夫和大约五六岁的女儿Bibi生活在一起，她的母亲和妹妹也住在同一栋公寓楼里。怀着二胎，玛戈在家中反复经历着事物在眼中的扭曲变形，她感到自己因怀孕而变得歇斯底里并失去了自我。儿子出生后，情况也并未好转，玛戈日日服用镇静剂，觉得自己要疯掉了，而丈夫和母亲却并不理解她到底恐惧于什么。玛戈被药店医生引诱，短暂地与之出轨，后某一天在家割腕。被救回来后，精神科大夫将玛戈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玛戈住院接受了“睡眠治疗”。出院前，女主治医生单独告诉丈夫，玛戈没有精神分裂，她只是抑郁了；又问玛戈，有什么爱好（玛戈说是打字），嘱咐她回家后要找一项爱好来从事。某日玛戈正在家里的打字机前忙碌，邻居带来她的熟人鲍尔先生自杀的消息。电影结束于从玛戈的窗框可以看到的对面大楼，当时正有两个人抬着鲍尔先生的尸体走出来，把他抬入运尸车里。

此片把焦点瞄准产后抑郁，它对生育期女性的关注无愧于我曾以戏谑口吻给法斯宾德贴上的标签：在看了不少他的片子之后，我把他称作一位“妇女之友”导演。可是这部置景简单（外景仅有玛戈家楼外的那条街，内景即玛戈家的公寓室内）、情节也并不复杂的小品式电影让我感受到了它巨大的能量。观众看到，除玛戈的丈夫、母亲和妹妹之外，还有几个人物反复出场，按出场顺序，他们是：熟人鲍尔先生，邻居Karli，还有药房的Merck医生。恰如本片单调的场景提示着玛戈内心世界的荒芜，很明显，这三个男性角色也以外化的形式，通过玛戈与他们各自形成的关系表达着这位年轻母亲的内心声音。在她割腕后，Karli送来一束花，Karli对她的关心即是玛戈本人善良、亲切的那一面的反映。诱惑玛戈出轨的Merck医生则可以被看作是她心中不守规则和追求反叛的部分。而总是缄默不言却总与玛戈偶遇的鲍尔先生，更像是她的自我所分裂出来的一个形象。

这里可以提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何玛戈的内心世界要由三位男性人物来表现呢？我认为，这便是法斯宾德所直白告诉观众的秘密：玛戈是雌雄同体的。而我们不妨推测，也许正因法胖对他自己雌雄同体的认知（我们都知道当法胖在世时，双性恋仍是惊世骇俗的事情，可他对自己的性取向毫不避讳），他才会带着这么大的悲悯来冷静地呈现玛戈这一女性形象以及她的周遭生活。电影临近结尾时，导演就这一点给了观众更大的提示。在邻居带来鲍尔先生自杀的消息之前，是玛戈从精神病院出院的情节。这一段尽管很短，却安排了一个新的女性角色出场——玛戈的同病房病友Edda。玛戈与Edda告别，跟丈夫一起离开了，但是导演在这时给了Edda一个站在阳台上挥手的镜头。丈夫带玛戈驱车离去后，镜头又回到了阳台上的Edda身上，这个细节使我确信法斯宾德想告诉观众，Edda是玛戈留在医院的“疯癫”的自我，也是她的女性自我。接下来间接表现的鲍尔先生自杀则很有可能是在表达，玛戈“抑郁”的自我死去了，同时这也是一个男性自我，他的世俗性（跟精神病院对照而言）象征着玛戈融入正常生活的努力。Edda和鲍尔先生，他们就是对玛戈的雌雄同体性的具象化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恐惧中的恐惧》是一部悲凉至极的电影，因为玛戈既抛弃了她的女性自我，也失去了她的男性自我，她先后丧失了自己内部的两个真实自我。而在她贫瘠的心灵世界里，还会有其他的自我吗？

与母亲的形象相对照，本片还塑造了另一个雌雄同体的角色，那便是小女孩Bibi。不得不说，在影片进行了快七十分钟时，我才正确判断出Bibi的性别。母亲割腕后去药店包扎，在她回到家被亲人包围的场景里，Bibi穿着一件白色睡裙。而此前她每次出场，虽然留着披肩发，却总穿得很“朋克”，比如牛仔喇叭裤和缺少装饰的单色上衣。如果不是在德语地区长期居住过的人，确实也弄不清“Bibi”到底是男孩名还是女孩名，因此在观看影片的第一个小时，我一直以为Bibi是个小男孩儿。Bibi的形象给我带来的困惑让我联想到，法胖本人并未在片中现身。他不需要以一个成年男胖子的形象出场，是由于他悄悄地把自己放在了小女孩儿Bibi的位置。我想起在《法斯宾德的世界》这本传记里曾见过的法胖幼年照片，和Bibi这个孩子非常相像。本片中，幼小的Bibi眼睁睁地看着心理恶疾将她的母亲吞噬，自己却无能为力。《恐惧中的恐惧》不止是一部反映婚育女性不佳处境的电影，它也不遗余力地展现了儿童的心灵创伤。我觉得这个故事除了映射出法斯宾德纠结的性别认同，小女孩儿身上同时具有的幼态及脆弱感或许亦是法胖内心的自我体验。毕竟我们从法斯宾德的人生和作品里都能清晰地感知，他是一个多么真纯、暴戾却又十分脆弱的人！

在《人生故事：与法斯宾德对话》里，法胖简短地谈到过他对精神分析的兴趣。这部纪录片拍摄于1978年7月的巴黎，在《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开拍以前，彼时距离法斯宾德因毒品过量而猝死不足四年。在电影学者Peter Jansen一个又一个问题的追问下，法胖不得不回答了包括童年缺失、离开德国的决定、外界对其近作的批评等工作和个人生活方面的问题。我对法胖回避摄影机的眼神、一根接一根似乎无法控制地抽烟的动作和他避免深谈个人问题的讲话技巧印象深刻。当时我想，这位集疯狂和天才于一身的电影大师，不知有着怎样如渊薮般深幽的内心。他在访谈近尾声时回答了有关精神分析的问题，表达了自己对精神分析很有兴趣，但也诚实地表示因生活环境的动荡而尚未实现接受一次分析的想法。在我看来，法斯宾德没有被精神分析过，就已经具备了精神分析式的直觉。他在《恐惧中的恐惧》里所刻画的玛戈母女的雌雄同体性，正是精神分析告诉我们的有关人的真相之一：我们每个人都是雌雄同体的，人们对性别和性取向的感受是一段具有连续性的光谱，而不是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

电影里的Bibi也正处于精神分析理论所划分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生发展阶段，俄狄浦斯期。玛戈曾经望着熟睡的女儿喃喃自语：“我的孩子们有个生病的母亲，一个陌生人。这样不行。”这的确不行，对Bibi并非理想的养育环境。Bibi在学校受伤，头部流血，老师牵着她的手送她回家，这个孩子一路大声哭喊着：“我要妈妈！”可是玛戈在家刚刚就着酒精服下药片，正坐在地板上，戴着耳机享受震耳欲聋的流行音乐，根本听不见老师的敲门声。Bibi的母亲处于恐惧之中，需要不停地吞下安定药片，而她的父亲忙于工作，几乎不表达任何情绪。因此这部小品式电影给观众带来的沉重感还在于，在Bibi的俄狄浦斯三角当中，除她自己以外的两个角都几乎是空的，没有人来帮她承担成长的重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未来会面对怎样的人生呢？她会不会对自己的父母由爱转恨，以至于长大后想要复仇呢？

《恐惧中的恐惧》里还包含一个与本文关系不太大，但是特别突出的主题：被窥视的女性。在这部电影里，偷窥玛戈生活的不仅有打她肉体主意的Merck医生，还包括嫉妒她的妹妹。他们躲在窗帘后的目光无孔不入，渗透进玛戈生活的方方面面。难怪玛戈会说：“我有无法以语言表达的恐惧。”根据片中情节，玛戈对这些窥视她的眼睛的存在浑然不觉。然而她的潜意识是否早已知悉了这些不怀好意的窥测呢？影片末尾，玛戈先是告别了Edda，被丈夫接出医院，接着又在家中得到鲍尔先生自尽的噩耗。这两个情节的并置除了如我在前面所说，显示出玛戈已经失去了她的真实自我，也在向观众暗示着女主人公人格的解体。从精神病理的角度看，恰恰是在医院的女医生安慰丈夫说玛戈没有精神分裂症之后，玛戈不可避免地走向了精神分裂之路。而如果我们把Edda和鲍尔先生看作是从玛戈的内心分裂出来的形象，便能更容易理解，为何这两个角色显得如此单薄、突兀并且缺乏他们出现在这部影片里的必要语境。

玛戈是一位内心单薄、脆弱的女性，也是一个需要身边有强大支持，却得不到这份支持的年轻母亲。电影里的玛戈会唤起观众——尤其是有过生育经验的女性观众——的同情和怜悯，但对她幼小的孩子Bibi而言，她却可能是一个可怕的存在，是安德烈·格林所定义过的那类情感不在场的“死母亲”。本片德语片名为Angst vor der Angst，vor这个介词的原意是“在……的前面”。在每个家庭的全家福照片里，孩子都会站在父母身前；在玛戈恐惧感受的前面，大约也横亘着Bibi的恐惧，她在潜意识里对自己母亲的惧，乃至恨。Bibi是当代的俄狄浦斯，是雌雄同体、模糊了性别的俄狄浦斯，她对玛戈既爱又恨，因爱而生恨。

（未完待续）

上周有件与工作相关的小事令我很震撼。我发现蓝十字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商业医疗保险提供者）仍然没对我一个半月以前寄出的报销表格给出任何付费或回应。这里也有一些背景信息：一般来说这些保险报销都可以网上提交，但这家公司使用的网络系统出现了安全问题，已经三个月了还没解决，因此这段时间我只能以最原始的邮寄方式来获得我的工作报酬，而我的绝大多数来访者都使用这家公司的保险。

这件事已影响了生计，我不得不挤出时间给蓝十字公司打了电话。漫长且做作的各种人工语音指令和更加漫长的等待后，接电话的妇女除了告诉我她“看不到这些claims的信息”之外，就是对我提的所有问题反复回答“不知道”。在此过程中有一刹那，我感到非常恐惧：尽管我知道与我对话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短促的表达和几无语气口吻的却使她太像一具机器了。但其实她连机器都不是，她不过是以现代性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其雇主、美国最大保险公司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后来我想到一点：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快”和“高效”的逻辑把全体劳动者都变成了机器零件，而天长日久下去，当劳动者们无法承受这种异化，便会产生各种身心症状，于是他们便来到心理治疗师和医生的办公室里寻求帮助。这个现象虽则为我所身处的临床心理行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这本质上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事却时刻都在发生着。就像那天接我电话的妇女，她在生活中是一个女儿，或许亦是妻子和母亲，一定也有温馨、享受的生活瞬间，但她在这份与人打交道、服务于人的工作上却表现得像个AI。而且她必定是被资本的逻辑给毫不掩饰地规训成这样的：只有这样，她才能尽快打发掉我、再去接起下一位客户的电话。我与她对话时甚至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一个急促声音：快啊，要快快地结束这通对话！

上周与分析师讲到这件小事，我又不知道第多少次提起了自己“不够格”做个当代人的痛苦感觉：我想要从容地生活，然而始终不被环境所允许。这回Dr. A终于没再帮我出各种主意，而是附和道：当代社会很疯狂。我的这种感受是我自己的一个重大议题，可惜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分析师始终难以理解我问题的核心。我和丈夫身在海外、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所以长久以来，应付孩子的托管和各项活动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难题。我会向分析师抱怨自己几乎每天都会从两个孩子的两所学校、镇上的学区、家长-教师组织(PTO)、孩子们的各科老师那里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电邮。我从来不想让自己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所以我平时不看电视、不读新闻、不刷短视频，就连文化机构的邮件列表，我也只订阅了有限的几个。可是有关孩子的消息我不能不看呀，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通知呢。对于我的这些牢骚，分析师一贯的反应是：来，咱们看看还能怎么样帮你拥有更多的时间。Dr. A是资历很深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她几乎不会帮我想具体的办法（——而我也一点都不需要她的或任何人的主意），多数情况下她的意思是：你要面对的事务和种种情形特别多，这是一个现实状况；我们需要看这些现实状况是否必然会给你带来“琐事把你淹没”的这种负面感觉。

每当此时我都尤其愤怒，曾经数次这么回敬她的话：“Not every issue is intrapsychic!”(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心灵内部！) 实际上我理解分析师的出发点：我既然来接受精神分析，当然得以自己的心灵世界为基点来谈论各种问题，而精神分析只是一个人与另一人之间的对谈而已，它不包括去为自己的权益游说等等这种社会运动性质的行为。但我的不满在于：你就不能只是沉默地听着么？假如你无法保持沉默，那你就不能承认我所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社会性的、是在个体水平上无法解决的吗？

我的精神分析体验表明，来自西欧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师真的很难明白我的意思。一方面，我想让她懂得，我已经是个极其高效的人了，基本上做什么事都又快又好，乃至于在生活中和网络上，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做时间管理的。但我并不想持续这样地生活，我想追求的是自在、自主地分配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每天疲于奔命地应付诸多琐事（比如和孩子有关的邮件）、时常觉得自己没法以社会所期待的速度来运行我的生活和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不觉得问题在我。最经常跟Dr. A提到的一个比喻是：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被迫参与一场比赛，它由现代性/资本主义逻辑所发起，而我只要活着，尤其是同时作为两个幼童的家长和一个有事业追求的人而活着，就不得不加入这场赛跑；可是我的对手只有一个并且无比强大，它即是时间本身。比如我曾提到，胖丹每周末都要参加足球赛。球赛是以镇为单位的，小孩儿们会跟来自其他市镇的同年龄段孩子比试，每周轮换不同的对阵。我说：既然是这样，为何镇上的学区不开出班车来，每周末让孩子们在统一的上车点去登车就行，何必每一家的父母都要专门跑一两趟、来回接送孩子呢？作为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院环境中长大的人，我不否认这是我的某种社会主义思维，但我确实深深怀念我小时候大院接送子女上下学的班车、父母的单位食堂、放学后还能随意在学校里玩游戏的自由（——很遗憾这些东西现在国内也早已没有了）。我也的确认为令我痛苦的现实情形是资本的效率思维取代了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后、所有压力都被转嫁到核心家庭的年轻父母身上的一个确凿证据：我和丈夫正处壮年，我们被社会期待着在工作上做出成就、在经济上养家糊口、在社会责任上养育好下一代。我们压力巨大却又因身处海外、身处深信“个人奋斗”的社会当中而孤立无援。

另一方面，Dr. A很难明白我的苦衷不是因为她不想懂：我们很难期待一个成长于崇尚个人价值大于一切的社会/时代的人去搞清楚什么叫“结构性力量”。在我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甭管它是“西马”还是什么马）中浸润过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能承认个体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文化结构的笼罩性力量以及对人的异化。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小到大必须要上的思想教育课程多如牛毛，就算没好好听讲，多少也能学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挞伐和其从宏观处看待社会及经济问题的视角。

说到 “异化”，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事实上许多访客找到我都是由于他们的身心系统在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过程中感染上了焦虑和自我贬低的时代病，但他们的主观诉求却往往不是如何摆脱时代的齿轮、如何让自己有机会贴近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一面。这些年每接到一个新个案，来访者十有八九会让我帮其“摆脱情绪的干扰”，以使自己能“更高效地工作/学习，更少地刷手机、逛淘宝、玩游戏”，等等。只不过在我听来，“刷手机、逛淘宝、玩游戏”似乎才是人们在被现代性挤压到几乎为零的生存狭缝里给自己留下的一点点喘息空间，而当他们急切地要求我帮助他们去实现不需休闲、不需躺倒、“每天高效工作十小时”的目标时，我偶尔会又心疼又苦笑地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想通过心理治疗的过程，把你自己变成一部高速运转、不需保养的机器？”

我作为成人分析项目的候选人，自然是对精神分析有着十足的信心。但是我不觉得精神分析能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一百多年来，精神分析有着许多进入社区、帮助低收入或其他少数群体的实践和尝试，可十分令人感慨的是，直到今天它身上仍然带着强大的有产阶级的烙印并因此而很难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反思。原因不难理解：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内核与有产者之间是共谋的关系；现代性不但制造出了与机器零件惊人般相似的劳动者，还发明出了有助于劳动者尽快“复原”的谈话治疗、现代医学和保险制度。如我前面所讲，精神分析学科乃至整个心理治疗领域的壮大、发展，都得“归功于”资本逻辑对人的碾压，尽管在所有的临床治疗门类当中，精神分析已经是疗程最缓慢、最能帮患者生活得充分，也最具有古典主义精神的了。

在美国的许多底层百姓中间，对药物的依赖远远大于他们对谈话治疗的兴趣。这一现象当然有着许多的成因，但我想到，发达的精神药理学有可能也是现代性的“阴谋”吗？光靠吃药，连通过心理咨询来慢慢恢复正常功能的时间都省了，可以让一个人摆脱没法上班的抑郁状态、迅速回到他的工位上来。我本人并不反对精神类药物，我反对的仅仅是它们的过于流行以及它们替代心理咨询的趋势，因为这其中有着把人当成机器或机器零件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对人性的践踏与蔑视。我原本也没法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可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李沁云

2024年5月28日写于器堂楼上

父亲：一个不断逃离的人，成了消失在时间里的幽灵

父亲的革命者身份在影片中从未被言明，而是通过种种细微的线索为观众所知。持续了三载的对抗法西斯主义的西班牙内战结束于1939年，并以左翼革命阵营的失败而告终。之后独裁者弗朗哥统治西班牙，直到他在1975年去世。因此，《南方》所讲故事的历史背景，正是弗朗哥政权的统治如日中天的时期。和片中的小女孩一样，观众了解到父亲这一人物的过去，亦只有通过从南方赶来参加圣餐礼的老女仆的只言片语。年轻的父亲曾有过的激荡人生，只能化作老女仆口中平平淡淡的一句总结：内战结束后，在弗朗哥治下，父亲与祖父“交换”了位置——父亲成了“坏人”。

这里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表现手法：从南方赶来参加Estrella首次圣餐礼的明明是两个人，祖母和老女仆，而且在通常意义上，祖母应是更重头的人物；但为什么，祖母除了在到达的汽车上因不确定这所房子就是父亲的家而与老女仆有过简短的对话之外，影片没有再让她开口说话？我的推测是，这两位女性各自有其象征意义：祖母的沉默是来自祖父的仍带有对抗性的讯息，而老女仆才代表了南方，她喋喋不休的亲切话语，是遥远故乡对失散在外的游子的问候。在电影里，虽然老女仆只与小女孩发生了对话，她所代表的故乡，却对父亲在革命失败后获得的创伤与虚无给出了慰问的姿态。

正如我在前面的分析中所发现的，这部电影从标题《南方》到人物本身再到人物所使用的道具都充满了隐喻意味。父亲如幽灵般的存在喻示了那场曾经发生但早已在时间里灰飞烟灭的左翼革命。他是一个深怀创伤与虚无感的失败的革命者，左翼阵营被镇压后的每一天，父亲都不得不活在来自历史与世界的敌意之中。这样一个悲剧性人物是如何应对从外面一波波压过来的敌意以及由自我内部不断涌起的虚无感的呢？从精神分析人格诊断的角度看，父亲明显是一个分裂样(schizoid)人格者，他具有分裂样个体的神秘和遗世独立的气质。观众看到，时间的缓缓滑动里，父亲先是带着母亲和小女孩在远离家乡的方向上不断搬迁，又在接到昔日情人的回信后开始从夜晚的家中消失，并且在小女孩长大后，把自己的生命终结在了黎明前的护城河岸。换句话说，在历史的重压与内心的痛苦双重作用下，这个人物先是离开了故乡，后来又逃离了家庭，并最终未发一言地离开了他自己的人生。这个神秘的分裂样人格者，他的主要心理防御方式就是不断地从真实生活向内心世界撤退(withdraw)，直到把自己撤退进死亡以及死亡所代表的黑暗和静止。与“撤退”相关，分裂样个体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与他人关系的淡漠。尽管父亲很爱Estrella，他却与她始终保持着一种隐喻义大于真实义的亲密感；而他和母亲之间的关系也疏离到几乎没有。和所有其他人格类型一样，分裂样人格也是人们从不良的早期生命体验中建立并发展出来的应对外部世界的方式。分裂样人格者最初往往是为了自我的保存(self-preservation)而被迫戴上了冷漠、疏离、退缩的人格面具，但久而久之，这个面具会成为他们的自我的一部分，当他们成年后，便会主动选择与世界和他人相疏离的生活方式。深夜离家躺在不知名的小旅馆房间的那些夜晚，父亲卧在狭窄的单人床上抽烟，像是感染了“活着”所带来的某种疾病。他沉默的姿态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被世界所抛弃的人，但事实上，他也早已遗弃了全世界。

电影所表现时段里的父亲，他与往昔爱人的关系也是隐喻义大于真实义的。父亲所怀念的情人虽然是一个具体存在过的女人，但她亦象征了南方的故乡、家乡的沃土，以及祖国/国家概念当中的母性成分。革命失败给父亲带来的创伤和丧失不止一重：他不仅失去了理想、家园，也失去了爱情。正因为昔日爱人是浓缩了父亲生命中一切美好事物的一个象征符号，与爱情有关的创伤一旦被唤起，它势必牵动父亲的其他伤痛，以至于威胁到他的存在性。片中片《暗影之花》里，Irene Rios扮演的金发女被情人所枪杀，情人道，“我们本来可以很幸福，”而她在断气前说，“可我从不知道幸福是什么”。那时，我们看见，父亲坐在影院的一片漆黑里，银幕反射在他脸上的光线泄露了他眼中的痛苦。父亲起身提前离开了电影院。那或许是第一次，父亲的存在性创痛被集中地唤起。到了阅读南方情人那封令人心碎的复信时，创伤的爆发似乎达到了一个顶点，并直接促成了父亲每晚的离家出走。

父亲在夜间消失时去了哪里，影片没有说明。观众能了解到的是，他好像乘火车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然后把自己塞进某个小旅馆的破败房间里。而旅馆的所在地，是靠近南方还是又比女孩与父母的居住地更靠北了呢？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问题耐人寻味。旅馆房间的窗透过朦胧的蓝色光线，火车的隆隆声一下一下地回响在背景里，像是前进的历史车轮从时间的隧道中走过。这个房间里，父亲卧在窄小的床上等待时间推进到黎明，或者如影片所表现的，等待天亮前能带他回家的最后一班火车。然而，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位诗意且神秘的革命者的容身之所吗？父亲的理想、家园、爱情以及他所有的个人历史，都已消失在了时间的通道里；在时间的行进中，还有他的位置吗？这时，父亲已经弃绝了除自己的生命以外，他在世界上的一切，包括时间；这一解读或许可以解释父亲为何每晚都要离开家。我们都知道儿童长个儿是发生在夜间的，而父亲晚上从家里消失，白天则在医院上班，如此一来，他回避掉了女儿在时间里的成长。假如他不得不目睹Estrella一天天地长大，她会不会令他想起自己已经失落在时间长廊里的南方爱人？他还能否承受在酷似自己的女儿脸上看到时间再带来一回希望、然后再一次毁灭理想？

上一部分的解读中我曾指出，父亲的那根怀表链象征了脐带，并因而代表了他和故乡、和自己过去的历史之间的联系。父亲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留着这根表链，它是时间留给他的一点遗迹，关于他自己的过去。当女孩发现父亲不再使用这条链子，自然，这表示父亲已放弃了他与家园、理想、甚至年轻时的爱情的联系。但我们也必须要想到，在Estrella出生前，表链第一次出现的时候（父亲注视着的母亲的肚腹上），它就已经是一个残缺的物件，是一根丢了怀表的链条。因此父亲的这根表链，其实是与它自身的根部断裂开来的一段脐带。这段没根的脐带，在时间的流逝中，早已变黑、风干，失去了它原有的维系生命的意义。作为时间通道里的一个幽灵，父亲保留着它，因为它亦是他自己的象征。当他不再使用这条表链，时间停止了，他也弃绝了自己的人生，对妻子和对孩子，他彻底变成了一个幽灵般的存在。

女孩与父母居住的房子在屋顶上有一个金属的海鸥标志，这座小院也名为“海鸥”。在影片中段，我们得知，父亲很可能来自塞维利亚，因为他把给过去爱人的信寄往了那里。赛维利亚是西班牙南部一座靠海的美丽城市，那里的海岸边，一定有海鸥飞翔。自革命失败后，父亲从未回到南方，但终其一生，他一直在心底保有故乡。《南方》一片展现了父亲生命的最后几年。这个在时间通道里茕茕孑立的神秘而诗意的人物，只有通过影片叙事的大量留白和超量的黑夜暗影，观众才能了解他纠结、悲壮又极其痛苦的一生。

女儿：如果丧失是成长的代价，已丧失的还能否在时间里被找回？

和艾里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蜂巢幽灵》一样，《南方》选择使用孩子的视角来展现一个有关时间流逝、有关历史反思的带有繁复情感纹理的故事。在前者中，主角安娜是一个比Estrella年纪还要小的女孩。内战的阴霾下，安娜在荒地的破房子里无意碰见了一个受伤的军官，那是她小小一生中遇到的除父母之外的第一个重要客体，我甚至觉得，她爱上了他。可是不久，安娜就获悉了军官的死亡。她是从父亲拿回家的怀表（又是怀表；在《蜂巢幽灵》中，怀表是军官的遗物）的音乐声和父亲的眼神里读出死亡的消息的。蕴含在无言沉默中的死亡在仅有六岁的小女孩脸上所造成的又惊又苦的神情，足以令影片所有的观者都潸然落泪。《南方》的故事里，Estrella也不得不承受了父亲的死亡。与其说艾里斯这个导演过于残忍，他总是通过小孩子的心灵世界令观众经历难以承受的痛苦情感，倒不如说，是时间实在太残酷了，我们希望它是一双温柔的手，但它抚过孩子们的时候，却有可能带了一种残忍的力量，让小孩目睹人生的真相并因此一夕间长大。

Estrella与《蜂巢幽灵》里的安娜一样，都经历了重要客体的死亡，不过跟后者不同，Estrella在父亲自杀之前很久，就被迫看着父亲一点点淡出自己的生活和他本人的生活。影片通过刻画女孩与父亲之间不同寻常的精神联结来表现她对父亲的爱。圣餐礼当天早上，父亲在教堂外打猎，女孩一度担心不信教的父亲不会出现在教堂里。可仪式临近尾声时，父亲却从暗影中浮现在教堂后部，带着他不属于世俗化的宗教世界的神秘气息。女孩身着白衣白纱——如老女仆所说，像新娘——走向父亲并抓住他的衣襟对其低语：“要是你累了，你可以出去，但是不要离开，好吗？”然后她返回仪式并自语：“他是为我才来的。”小女孩对父亲所说的那句话，是她对所爱客体的祈求：你可以对我疏离，但请留在我的生活里。在西方天主教的传统中，儿童第一次领圣餐的年龄，大约是七到八岁。按照精神分析理论，七八岁的Estrella正处在俄狄浦斯期的末尾，她大约已经处理好了与父母各自的爱恨关系并正在发展出能帮助她适应社会生活的“超我”。从教堂返家后，女孩与父亲在家人的注视中相拥起舞。这个场景中的镜头从摆在餐椅上的女孩头纱开始，随着起舞的父女二人在屋内转了一圈后，又最终定格在了头纱上。这个与新娘头饰相似的头纱向观众暗示了女孩对父亲的爱。

然而，女孩很快就迎来了她生命中的另一个俄狄浦斯三角(oedipal triangle)。老女仆和祖母离开后，Estrella意识到父亲生命中还有另一个女人。我觉得，画外音所说的“另一个女人”表面上是针对母亲而言，事实上是针对女孩自己。Estrella在父亲抽屉中发现父亲手绘的女性头像和反复写下的名字：Irene Rios。因母亲不知道这个名字，女孩感到自己成了父亲的同谋。母亲不知道这个名字很正常，因为女孩和父亲以及父亲的往昔爱人已经形成一个把母亲排除在外的新俄狄浦斯三角了。以异性恋性向为前提，经典的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每个人在世间带着性欲色彩爱上的第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异性父母，在这种爱上之中，我们也会希望同性的父母消失。然而，在俄狄浦斯期冲突慢慢展开的过程中，突然，父亲以其在夜晚的失踪而不告而别了。对Estrella，消失的并不是与自己有竞争关系的父亲过去的情人，而是爱的客体本身。在不过七八岁的年龄上，她承受了一个巨大的丧失。

Estrella长成大女孩后，画外音说：“当傍晚只剩一道微光时，我喜欢一个人在城市里漫步。”我们看到女孩来到影院外面，想要在海报上寻找Irene Rios。她没找到，于是感觉那个女人仿佛已从世界上消失了。女孩又来到摆着自己半身照的照相馆橱窗，看着照片里的自己并露出微笑。情节上的这个并置说明女孩在Irene Rios身上寻找的既是父亲的过往情人，也是她自己——她希望她就是父亲那么深刻地爱过的那个女人。路上，女孩看到父亲从酒馆中走出，并且在照相馆的橱窗流连，她悄悄目送父亲的背影消失在黑夜的街道中。父亲在摆有她照片的橱窗前驻足，使女孩确认了父亲对自己的爱，尽管在Estrella眼里，父亲是充满神秘感的，就像那根不知来处的表链。

父亲刚刚成为消失在夜晚的幽灵后，女孩仍年幼时，为了抗议家中愈发压抑的气氛，有一天，Estrella把自己藏在了床底下，谁也找不到她。这天晚上，父亲没有离开。天黑后，父亲坐在女孩卧室楼上的房间里，她听见他以拐杖一下下地敲击楼上的地板。画外音评论道：“父亲以他的方式参与了我的游戏并告诉我，他的痛苦远远大过我的。”父亲敲击地板的沉重、缓慢的声音，像是命运/时间的脚步声，它也确认了Estrella与父亲隐秘的情感联结。

如果这个联结能一直隐秘下去——就像父亲与他的故乡、理想和昔日爱人之间的联系——父亲会活得更久吗？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在我看来，父亲的自杀的确发生在女孩无意间打破了他们之间的隐秘平衡性之后。女孩与父亲的最后一次谈话，发生在正举行一场婚礼的饭店里，他们坐在餐厅，却能听到隔壁舞厅里传来的婚礼乐声。有可能，父亲有意安排了与女儿在婚礼曲目中的这次见面，我想到，这是他在赴死以前最后一瞥女孩的尘世生活并提醒女儿他们之间的爱的联系。出人意料地，女孩提起了Irene Rios，问父亲，这个人是谁。父亲却否认自己认识她，不过他承认了在影院看《暗影之花》一事，并说自己“在影片结束前就离开了”。这句话像一句谶语，因为后来我们得知，父亲在生命结束前就提前离开了自己的生命。Estrella的问题，或许让父亲明白了，女儿在自己心目中并不仅是女儿，她已经接替了过去情人的角色，成为理想、故园和爱的新象征。心如死灰的父亲早已不再想望故乡，却在女儿捅破他与自己过去历史的隐秘联系之后，发现女儿心里已经种下了来自故乡的种子。由此我觉得，父亲的死不完全是他从自己生活世界里的最终撤退，这其中蕴含了一点点希望。Estrella向父亲告辞时，父亲让她仔细听舞厅传来的两步舞曲，说：“你还记得吗？我们曾伴着这只曲子跳舞，《在世界上》。”女孩说记得。那是她的第一次圣餐礼那天在家中。餐厅里他们再次听到那首曲子，它是父亲向女儿、向整个世界的告别。

女孩从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餐厅中离去时，画外音说：“我就这样离开了父亲，把他留在窗边，听着两步舞曲，孤独，并且等待着他的命运。那时我有可能为他做得更多吗？”实际上，父亲的命运尚未完结。影片结尾，女儿带着与父亲的隐秘联结，把他的怀表链和他去世前那晚往南方挂长途电话的收据都打包进了自己的箱子，踏上了去向南方的旅程。如果《南方》能够拍出Estrella在塞维利亚的经历，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关于寻找的故事：在父亲的故乡探寻往事，在时间的线性滑动中试图找回一些已经丧失了的东西。艾里斯没能拍出后续的塞维利亚故事，这对导演本人也许只是一个偶然性事件，对《南方》的观众来说，却未尝不是一种必然。南方是不可能到达的，正如人无法在时间里追回已经丧失掉的那些东西。父亲背负着失去了理想、家园和爱情的沉痛的感觉如幽灵般走完了他的一生。而失去父亲，则是Estrella不得不接受的、最为沉重的成长代价。她或许追悔，就像画外音的自问：“那时我有可能为他做得更多吗？”但她绝无可能再找回这个代价。和《蜂巢幽灵》里的安娜一样，Estrella也将带着丧失和残缺的感觉继续成长并在一生中为这种感觉进行哀悼。《南方》成为艾里斯导演未能完成的一部作品，不是由导演本人或者他的投资人所决定的；这是时间的决定，是历史的逻辑所作出的选择。

当代精神分析理论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带着失落和残缺的感觉在生活，无从逃脱。与客体关系学派强调“好客体”不尽相同，法国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和安德烈・格林都聚焦于“客体的缺失”，拉康指出，体验到缺失之后，主体才会明白他曾经拥有或所希望拥有的客体是什么；而格林更是以the work of the negative（大致可译为“否定性工作”，“否定性”在此是名词）的提法来论述残缺和否定性对人的自我构建的重大作用。《南方》的电影故事跟它的两个核心人物一样，是残缺的，并因这种残缺而显得真实且有力量。

    “在南方，我们的痛苦/并非由于歌唱”，多年前，当我写下这样的句子，即是为了悲悼个人生命经验里的残缺和失落。2020年春天，我遇到了维克多・艾里斯以影像呈现的《南方》，它是一首哀歌，在我心中焕发了哀恸的音符和对个人历史的汩汩追忆。这追忆里少不了时间的身影，我看不到它，但知道它无处不在。时间有一双温柔而残酷的手，它总是让我们猝不及防地面对生命中的创伤与幻灭。不过没关系，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李沁云

2022年11月27日、12月11&18日写于器堂楼上

【自述：我能对一位创作者表达最高敬意的方式，就是为其作品认真地写一篇书评或影评了。这是一篇迟到了快三年的评论，2022年年底的我，才终于有了足够的感受力和思考力去完成杂糅了我的观影经验、我自己的人生体验以及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些文字。这里我的文字除了它们表面上的意思之外，我觉得，每一个字亦都在表达一部电影作品与它的观众之间奇妙的缘分。】

你应该为我哭泣/让我在你的缝隙间/张望到白天和黑夜/在两把椅子中间/你的身体里有木头的清香/我将开口说一棵树/偶尔，我们坐在椅子上/我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植入你的手/我前面的那一个/和后面的另一个/已经像秋天一样/具有了惊人的美/在南方，我们的痛苦/并非由于歌唱
                                                                     ——L.j《屋中人》（2003）

疫情初起的那个春天，在时间变得缓慢甚而凝滞的窒息感中，我遇到了西班牙导演维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于1983年上映的作品《南方》（El sur）。三十七年前的光线和暗影借着DVD碟片映在我脸上，我被片中静谧的氛围、细腻的光影、简洁的对白和诗意的画外音叙事所深深打动。最为神奇的是，我发现艾里斯拍出了我在2003年的诗作《屋中人》里所表达的对“南方”一词的想象：一种语言难以触摸到的、纠结的痛苦。

在世界影坛上，维克多・艾里斯可算是一个“怪咖”。这位出生于1940年的导演，仅仅拍摄过三部长片，并且每部长片的问世时间都相隔十年左右：1973年的《蜂巢幽灵》、1983年的《南方》，还有1992年成片的《榅桲树阳光》。三部长篇电影里，也只有前两部是一般意义上的剧情片，而《榅桲树阳光》所表现的是画家Antonio Lopez面对一棵生长着并开花结果的榅桲树作画的情景，它是一部纪录片。贯穿于三部影片的，在我看来，有一个深刻的主题：时间。爱上了《南方》之后，我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观看了艾里斯的另外两部长片。这位导演试图在作品中呈现时间之真义以及时间之感觉的努力，像一只温柔的手，穿过几十年的岁月，在大疫之年触摸到了我，一个完全不会西班牙语并且也不了解二十世纪西班牙历史的中国人。我意识到，艾里斯作品的基本主题便是时间，是时间之手所可能裹挟的一切（包括历史和历史的幽灵），是人们在时间的一点一滴逝去中的痛楚和其他感觉。而这个主题是超越国界的，因为它关注人的基本生存处境。所以尽管《蜂巢幽灵》和《南方》都放入了西班牙内战的背景，《榅桲树阳光》又显得相当执拗且小众，这些作品在世界范围内仍能令今天的观众为之感动。

我多年前的诗作里，那种纠结的痛苦便是因时间的流逝而来。不论是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艾里斯的视觉文本《南方》，又或我自己所写到过的“在南方”，我觉得，“南方”都是一个精神性的指涉。它自然可以有具体的所指，比如阿根廷的里瓦达维亚、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比如中国淮河以南那些被溪流围绕的小村落。然而在文学与艺术的坐标系里，“南方”这个概念必然是对理想和家园的诗意化建构。在作家、艺术家们对“南方”这一理念进行创作之时，理想和家园大多早已远去，并为时间的通道所掩埋。因此，“南方”不仅是个地理概念，它更是一个时间的维度——它指向并且只能指向过去。如此看来，“南方”一词，本身已经包含了对过去岁月的哀悼感，而以“南方”为主题的文艺作品，不妨说，很可能便是关于已经失落了的理想和家园的一曲哀歌。

艾里斯的《南方》讲述了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或五十年代初，影片并未确切交代），几经搬迁后，小女孩Estrella与父母一起落脚在西班牙北部一座小城的郊外。父亲Augustin在这里的医院做医生，母亲则居家。女孩知道父亲来自南方，她却从未听他提起过那里。直到一个雪天，母亲对女孩提到，父亲因与祖父不和而不再回去。后来祖母和老女仆从南方老家赶来参加女孩的第一次圣餐礼。老女仆在对话中向懵懂的小女孩透露：内战结束后，在弗朗哥政权下，父亲与祖父的位置交换了，父亲成了“坏人”。女孩担心不信教的父亲不会出现在自己领圣餐的教堂里，父亲却在仪式的尾声从暗影中出现在教堂的后部，并拥抱了向他跑过来的女孩。祖母和老女仆离开后，父亲的过去进一步浮现出来。女孩无意中发现，父亲有一个过去的爱人，是一个艺名为Irene Rios的电影演员，有一部她扮演蛇蝎女配的电影正在小城上映，名叫《暗影之花》。女孩目睹了父亲从电影院离开，并跟着他来到一家酒吧。女孩从酒吧的窗外看到，父亲握笔在桌上写一封信。父亲后来收到了真名为Laura的过去情人的回信，从那时起，父亲开始在夜间从家里消失，天亮时才会从后门回家。家中的气氛愈发沉郁，作为抗议，有一天，女孩把自己藏在了床底下。母亲和女仆都找不到她，然而父亲回家后坐在楼上的房间里，以手杖一声声地敲击地板。女孩感觉自己懂得了父亲没有说出的一些话，她开始急切地盼望着长大。时间突然跳跃到1957年，女孩已经成了高中生。某天中午，父亲从学校接上女孩，带她到城里的大饭店吃了一餐午饭。在隔壁舞厅的婚礼乐声中，父亲问起与女孩正在交往的男孩子。后来女孩提起了有关Irene Rios的往事，但父亲否认自己认识这个人。女孩为了赶回学校上课，拒绝了父亲让她再留一会儿的要求。第二天的晨曦中，父亲被发现死在护城河边的芦苇丛里。女孩从父亲的遗物里发现了一张小纸片，是父亲去世前的那一晚往南方挂长途电话的收据，但号码并不是她所认识的。不久后老女仆从南方来信，女孩决定接受邀请去南方换换心情，整理行装时，她带上了那张小小的收据。

影片就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表现女孩的南方之行。在导演访谈中，艾里斯承认，因经费限制，他只拍出了剧本里的一小半内容，本来的计划里，女孩到了南方，还会有许多故事发生，甚至，她会遇见父亲与过去情人所生的儿子。在它自己的导演眼中，《南方》没能讲出一个完满的电影故事。可是作为一则关于时间的寓言，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已经相当完美：它所没有说出的远远大于它已经对观众讲出的；一种对于理想和家园丧失的疼痛感以及对个人历史的悲悼感，会久久地萦留在每一位与这部影片相逢的观众心里。

“时间是为我所知最公正的天使”

时间是《南方》真正的主角，影片通过多种方式对观众暗示了这一点。首先，电影的主要叙事方法是倒叙，主体叙事角度则是多年后（或许就在影片完成的1983年）女主角的回忆，然而这个成年人的形象并未在片中出现，只是作为画外音来对观众提示女孩的内心想法。其次，一些反复出现的看似表现空间的镜头，也强烈地体现出时间的安静、纵深和流动。如，女孩家门前望不到头的那条路，屋前颇具空间感的藤架，环绕着城市的小河及河水在微光中闪动的粼粼水波，父亲工作的医院里长长的走廊，还有屋顶上的海鸥铸像在四季交替中的不同形态——它在冬天被冰雪冻住，到了春天雪化时，则从翅膀上缓缓流下一滴滴水珠。与此同时，精简到几乎极简的人物对话和留给了观众大量遐想空间的极富抒情气质的画外音，也把时间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主角不容置疑地推到了观众面前。

本片中，最形象地代表了时间的事物，是那根神秘的表链。怀表是指示时间的物品，然而这是一根没有表的光秃秃的链子；缺失的表，是对影片的时间主题的重要提示。本片开场表现的已经是故事的结尾，父亲被发现失踪和死亡的那一天。字幕告诉观众这是1957年的秋天，然后一片黑暗中，窗外透过了熹微晨光，女孩的床铺在银幕上显形，狗吠也在镜头里响起，母亲与女仆的叫喊声令已经是个大女孩的主人公得知：父亲Augustin失踪了。Estrella坐在床边打开小盒子，取出父亲的表链，并在表链的微微摆动中沉默着流泪。画外音道：“那一天，一切都变得不同了。”不同只是因为父亲从此消失了吗？显然不是。Estrella年纪尚小时，表链是父亲身上的“神秘力量”的象征，他曾手持这个物件在野外帮打井的人寻找水源。他也曾在阁楼上教女孩如何手持这根表链在房间里绕圈子、“做实验”，小小的表链中流淌着父女间的亲密性，并且暗暗涌动着生命的融合与传承。当父亲开始从夜间的家里消失后，Estrella发现，父亲再也没使用过这根表链：对于父亲，时间停止了。当父亲在1957年秋天的这个清晨彻底从女孩的生命中消失，对她来说，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样的，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电影没有表现女孩踏上父亲的南方故土后发生了什么。但也许可以猜到，在听到父亲失踪消息的那一刻，女孩感知到了父亲的死亡，对于她，从此，手中摆荡的表链所象征的时间，被赋予了丧失感的悲痛与沉重。

这根表链来自哪里，影片没有交代。女孩快要出生时，当它从父亲手中摆向母亲隆起的肚腹，它就已经是一根没有怀表的表链。我觉得它最初很可能是属于祖父的，不然的话，在父亲与女孩拿表链做游戏的场景中，生命传承的感觉不会如此凸显。但不论这条链子是否来自于祖父在南方的家里，它都象征了父亲和故乡、和自己过去的私人历史之间的联系。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表链的形状显示，它未尝不是脐带的隐喻；而脐带则是我们每个个体与另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最初的联结。那么怀表去哪里了呢？片中暗示，过去身为革命者的父亲，或曾在独裁政权下被关进过监狱。那块表，我想，有可能丢失在了父亲年轻时的人生风暴里。他保存着这条表链，一定是用来寄托他与家园和过去理想的微弱联系。而这根空荡荡的、丢了怀表的链子，实际上也象征了父亲所背负的沉痛的丧失感。

影片中段，父亲独自坐在一家餐厅里读他从过去情人——艺名为Irene Rios的女人——那里收到的回信。观众是通过这个女人的画外音了解到信的内容的。女人表达了对父亲因看到她的电影而联系她的不满，以及作为一个不成功的演员（因其只能扮演每次都在电影里被杀死的蛇蝎女）对生活的绝望及冷漠。女人说到：“时间，Augustin，是为我所知的最公正的天使。”这句埋藏在父亲过去爱人回信中的话，不妨被看作本片的点题之语。女人的这句话意在告诉父亲：我们都已经变了，都不再是过去的自己，为什么还要与我联系呢？父亲每晚从家中消失以及停止使用表链，就开始于阅读了这封信之后。那以后，我猜测，父亲不再记挂他与他过去的理想和家园之间的联系：时间停止了。

作为一部故事片，《南方》的叙事并非靠对话来推动，而是经由人物对话的极简和留白，经由丰富、微暗的光影之中所隐含的沉痛诉说。影片中没有日光美好的晴天，反而每一天都是树叶枯黄、阴云密布的秋冬季节。或许这就是作为叙事人的女孩所感知到的父亲的内心世界：冷冽且布满了重重阴霾。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幽灵般的人物是位失败的革命者，他身上承受了时间所能给人造成的最沉重的重量。

（未完待续）

Wer, wenn ich schriee, hörte mich den aus der Engel/ Ordnungen? …

… Stimmen, Stimmen. Höre, mein Herz, wie sonst nur/ Heilige hörten …

… Aber das Wehende höre,/ die ununterbrochene Nachricht, die aus Stille sich bildet./ Es rauscht jetzt von jenen jungen Toten zu dir.

谁，每当我呼喊，会在天使的序列中听到我？……声音，声音。听啊，我的心，正如惟有圣徒听见过的那样……而我听着微风里那由寂静形成的、永不间断的讯息。它此刻正从那些年轻的死者处涌向你。

里尔克《杜伊诺哀歌・第一首》（这里引用的部分是我自己由德语译出）

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 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

娃娃《寂寞的季节》歌词

在中文世界里经常会读到对精神分析的批评论调，其中很常见的一个声音是：精神分析为什么总叫人谈论自己的童年？“精神分析叫人谈论童年”是不是事实，我们可以稍后再说。不过每当我在网络论坛上遇到这样的质疑，我总是想到，会有这样的问题提出来，大约表明发问者对回忆和探讨自己的早期人生体验带有某种阻抗，而阻抗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它所阻抗的东西会造成痛苦。确实，并非每个人都有愉快的童年记忆，我亦属于不愿回到童年的那一人群。近年来，随着大小节庆都变得愈发商业化，“国际儿童节”也成了小孩子和成年人共同的节日，每到那时，社交网站会邀请用户分享儿时回忆，而大小商户也纷纷打出“童年的气息”、“儿时的滋味”这样的广告语。这些东西里面都隐含着一个假设：童年是幸福的。很可惜，这类推广手段对我一点用也没有，因为我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的每一天，我都在急切地盼望长大。

所以尽管我可以理解，童年对某些人们意味着对父母的依赖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但我也不会忘记，对另一些人来说，童年的体验是人格不独立的屈辱交织着对长大的渴望以及对人生自主权的强烈向往。与第一个分析师Dr. K工作期间，我在最初两次面谈中主动涉及了一些幼年往事，然后在随后的三年半里从未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这自然是我清醒的阻抗，现在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见面频率或许也妨碍了话题再深入到人生初期，毕竟在每周只谈一次的框架里，能维持与现实生活进展的同频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自己后来的临床经验证明，其实除了在最初的评估阶段分析师可能会直接问起患者的幼年情况，其后的会谈里，这个话题一般是由处于种种叙事情境里的来访者提起的。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分享他给病人的指示时说，分析师要告诉患者：把一切你觉得该说或不该说的都告诉我，想象你是坐在火车里靠窗位置的乘客，车窗外的风景（也即病人的内心景象）你能看到而我不能，因为我在靠走道的位子坐着，请把你所见窗外的一点一滴都原原本本地告诉我。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鼓励患者“说出一切”，那么每个人的童年自然也包括在其中，况且一百多年来这一领域的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早期人生经验对人格塑形的巨大作用。这么看，我与Dr. K的对话在初始访谈过后始终没有回到童年话题上来，或许是我们的工作不够深入的一个佐证。

幼年经验对人格的塑造是我早已掌握的知识，但是直到最近，我才在训练分析当中切身体会到童年情景对个人生命的深远影响。今年早些时候，我在某国内论坛收到素不相识的网友的私信，对方谈论了自己的心理困扰，并且向我讨办法。看到这条信息，正是在我临睡前要关掉手机时。我感到气闷，并为自己的气闷而烦恼。第二天，我就跟分析师唠叨了这件事。我讲道，这样的事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知道可以怎样有礼貌地拒绝对方的要求并建议他们在本地寻求心理援助，可头天晚上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觉得这个人毫无界限感，不过，我明明马上要睡觉了，干嘛要对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在这么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上生气呢？我对Dr. A说：“生气可是一种强烈的情绪反应啊，在这件事上真的值得吗？于是我一面生气，一面便又因自己的气闷而自责。”分析师同时在行动和心理这两个层面给了我建议。她首先告诉我：“你不妨这么回复这个人：我很乐于帮助你，我的心理治疗收费标准是每小时二百美元，欢迎与我开始工作。”我一听就咯咯笑出了声。Dr. A这个说法里的幽默感和游戏性正是我的性格中所缺少的，但也是在成为一个分析师的道路上所必须发展出来的，而其中蕴含的边界感却可以提醒听到这话的另一方：我的服务有很高的价值，请放弃希望我通过回复私信的方式来帮你解决问题的这一期待。

在心理层面，Dr. A提示我说：“你对这样的事产生了强烈的反应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探索和理解你生气的深层原因。”我想到生活中在一些其他人缺乏界限意识的时候，我总是会被触怒。比如说，有事想询问我的时候不直接说，而是带着吃的喝的上门，弯弯绕绕了很久之后才触及正题。我抱怨道：“每次我都以为人家是因想交朋友而来拜访，后来却发现不是。有事就直接说事嘛，为什么要拿着礼物好像朋友一样坐进我家来寒暄？我的生活里不需要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这是在浪费我的生命。”分析师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她也曾向我主动袒露，她只在多年前去香港出过差，此外没到过国内的任何地方。可能是对人性的深入理解和对文学、哲学的广泛涉猎使她在这样的时刻——谈话中有非常浓重的异文化色彩的时刻——仍能继续引导我把探索继续进行下去。我记得Dr. A当时问我：“这是否是农业社会的一种残余？”她接着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邻里和熟人间必须互相帮助、甚至一起分享食物，这种模式形成了传统之后，也许仍存在于当代的中国社会里，而带着吃喝好物去拜访别人，也依然是一种普遍受赞赏的行为。我答道，没错，我觉得就是这么回事。就在那时，我的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幅画面。那是小时候刚到北京与父亲团聚不久，父母省吃俭用买了一台日本进口的三洋牌彩色电视机。由于彩电尚未普及，那时的邻里之间，即便家有电视，也通常是黑白机器。所以很自然地，晚饭后，邻居家的大人孩子都会挤在我家的电视前看节目。我脑中浮现的便是小时候彩电里放电视剧《武则天》和《西游记》时家中唯一的一个房间里人挨人挤得满满当当的场景。我讲出这一自由联想内容后，分析师突然问道：“这些邻居看完剧才走，有可能离开得很晚，是不是影响到了你睡觉，就像昨晚那条论坛消息对你的影响一样？”

我听后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与Dr. A的这次面谈令我久久回味，它对我具有很重大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到自己身为躺椅上的病人，自由联想可以发生得多么随机却同时也相当有机。我那天感叹“原来如此”时，也对分析师表达了这一感觉：自由联想简直太神奇了，仿佛就是“咔嚓”一下，一幅我平日根本不会回想起来的画面就蹦到了我脑海里。与此同时，分析师帮我在切近的生活时间与遥远的童年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我发现自己还依稀能回想起五岁的自己在夜晚困倦不堪，但不得不忍耐一屋子人的声音和气味的感觉：烦躁、气愤、痛苦，但碍于父母对邻居的热情以及邻居的在场，我没办法表达哪怕一点点这种感觉。在早已离我远去的那些夜晚里，我最终是昏沉入睡了的，也许是怀着深深的无助感和无力感睡去的？这一点我无法确切地回答或去证明。然而与Dr. A的谈话向我昭示：作为成年人甚至中年人的我，很可能仍然是带着残存的幼时的无助和无力感在生活；不然的话，为何在临睡前收到陌生人对我提要求的讯息，我会立刻感到与五岁的自己不得不在电视声和人声中入睡时相似的气闷、烦躁和不平？也就是说，我知道自己已不是幼小的孩童，现在的我有能力拒绝任何我觉得不合理的要求，可是在感觉层面，每当面临相似场景，五岁时的弱小和孤立无援之感就会向我涌来。

《金刚经》警醒世人：“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假如说，我们所见所听所感的一切都是幻象，这一个佛家说法很难令多数人接受的话，那么较为容易理解的是，那些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画面和片段，并没有在现时间里正在发生，所以它们无非是一些影像，甚至只是一些影像的印记。在一个精神分析师的临床工作中，患者的叙事时常彷如剧场里的一层层帷幕，当我们拨开它们之后所能见到的，有记忆、有画面、有想法也有感受，所有这些内容都在来访者内心的小剧场上演，而且是反复上演着。不论是在Dr. A的躺椅上对其讲述，还是当我坐在我自己病人的头部后侧倾听他们时，我都曾有过这样的感慨：这真是一个影影幢幢的世界，它只能通过讲述者的语言和我们的现在相连通；然而人们的过去只在线性时间的意义上过去了，那个影影绰绰的世界既是幻象，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仍在影响我们现在的感受和想法。

困在那个幻影重重的世界里的，有一个孩子。五岁时已经在盼望长大的我，一定是觉得自己需要快快长大才能有“赶走”来家里看电视的邻人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我们的人生初期，力量往往需要到想象界中去占有。对稚弱的幼童来说，现实是残酷的：必须依附着父母，必须在某些时刻忍耐着生活本身，我们才能活下来。五岁时的我，或许在心里发出过没有人能听到的呼喊。那些曾坐在我五岁时家中唯一的房间里喧嚷着观看《西游记》的人们，我早已不知他们被生活的浪涛带到了何处，可他们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投下了影像。这不是他们的错，也不是我的错。关于生活我觉得，没有那么多对错可言。我们能够做的是试图去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

十八岁的时候，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让我发觉，我内心似有呼喊，渴望着被什么人听到。又过了许多年，在一次精神分析谈话中，我到底是经历了有倾听者从“天使的序列”中降临的时刻，这次，她甚至来自里尔克所来自的日耳曼文化传统。我所经验到的倾听者其实不是Dr. A这个具体的人，或者说，远远大于她本人的存在，是她为我营造的、我们共同经营的一个可以在其中自由探索和讨论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那个仍被困在原地的孩子终于可以奋力拉开帷幕、穿过重重幻影向我走来，并最终经由我的口而发出她的声音。这个过程感人至深。

精神分析为何要谈论童年？我认为，如果我们尚未清晰、深刻地反省过自己的生活，我们今天的想法和感受在很多时候就都还是幼年经验的遗存。这个遗迹随着岁月的风化反而越来越坚固，在它之中，那个弱小的孩子仍在无声地呼喊，因为他/她发不出自己的声音，他/她也并不知道，困住自己的，实际上是已风干在时间里的一些影像，虚幻无比。也因此，我真的觉得，谈论童年是爱自己的表现：爱过去幼小的自己，也意识到并热爱自己身为成年人的强大和力量。尤其当人们在精神分析的设置中回忆和探索童年，这是在分析师的注视下所进行的一种呼唤爱和接受爱的行为。

精分学会刚刚结束的小学期里，某位我很喜欢的老师给了我一个非常关键的启示：每当你倾听病人的故事时都要记得，那里有一个儿童的心灵在发挥着作用。老师主要指的是当患者的讲述显得特别奇思异想时，但老师的话使我想到了更多。抑郁、焦虑、强迫、偏执、自恋、自虐……这些诊断标签并没有它们所标示的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在重重帷幕后的幻象世界里，那个孩子在呼喊着什么？在那个孩子的身上和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要听，要去听。好多年前，里尔克的诗句带着哀柔却锐利的质地令人猝不及防地刺穿了我内心的耳膜，那是我渴望被听到与倾听他人的开始。因穿过翻译的阻隔才抵达我的诗句而眼泪汹涌的那些时刻，都是生活给予我的丰厚馈赠。

李沁云

2022年11月19日写于器堂楼上

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

——Jean-Luc Godard电影《Hélas pour moi》(悲哀于我，1993)旁白

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叹忧苦，身心焦恼，如是种种，生起纯大苦聚。

——《大宝积经》

杯中残余的一点蓝梦在我漫无边际的黑色坟墓里闪着幽蓝的光，我感到自己的心和手都在黑夜不见处颤抖着，而那双写满爱之痛楚的绿眸子，无比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这最后的蓝色鸡尾酒，是我与那位碧眼女人仅存的联系……

——李沁云《蓝桥》(2020)

2020年早春是一个寂寞冬天的延续。新冠疫情的蔓延迅速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与之相应，我的工作也全部转到线上。而那也是我独居在麻省小镇家里的半年间，我与活生生的人的接触缩减为零。除了需要定期把垃圾推到路边等待被取走，我几乎足不出户，甚至在每周四天的工作和上课时间之外，连话都不需要说。日落日升的循环中，我沉默地睡眠、进食、读书、思考、感受，在本来应有四个人居住的房子里来回走动。可我孤独的踱步无法改变时间的轨迹，春天仍不可避免地来临；空荡荡的房间里，时间也并不会比在外部世界里流逝得更快。我所发出的无声的叹息——它们只能是无声的——似乎使家里这所小房子都变得更加沉重：它像一座坟墓，重重地压在我身上。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世界各地，每天都有人因为这一新发的凶猛病毒而死去。我常常想到：为什么在此时会有新冠疫情，它是否源自我们全人类的集体死本能？那段时间里，只有通过看电影，家里才有一点生活化的音响。并非出于偶然，我观看了丹麦大师德莱叶的默片《吸血鬼》、德国导演赫尔佐格的《诺斯费拉图》，并重温了韩国鬼才朴赞郁的《蝙蝠》，我最欣赏的吸血鬼电影。我感叹于自己在这样的日子里活得像个不为人知的幽灵，也许，也像一个得不到血液滋养的吸血鬼。生命力仿佛在日复一日间汩汩流走，假若如我们优美的中文所说，每人都有一片心田，那么我的心田一定是龟裂的恶土。与此同时，我亦感到有一种力量在自己的精神领域被焕发起来，它好像在哪个不知名的地方激奋地奔腾着，它来势汹汹，想要毁灭掉什么：是的，我想杀死我自己。死亡在那时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死去意味着我可以获得自己的鲜血，也意味着寂寞和空虚的完结，它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生命的最高峰。幸运的是，我对情绪的清晰感知没有走向失控，而相对清醒的自省能力告诉我：我自身的死的愿望(death wish)被新冠时期的悲剧、被我们所身处时代的集体死本能给唤醒了。

那时的我站在一个岔路口：是让自身的毁灭性力量主导生活、以至于最终加入占据了时代舞台主要位置的集体死本能，还是以仅存的生命力去扭转死亡驱力的走向、使其得到缓和与升华？2020年春天这一次，不是我有生以来第一回面对死亡的强大诱惑力并战胜了它，但却是首次，我清醒地应用了我所理解的弗洛伊德“驱力理论”去处理这个困境。所有的积雪都消融了之后，我花了十一天的时间，写作了中篇小说《蓝桥》。与标题的浪漫、飘逸相反，这部作品其实是一个沉重、苦涩且充满身心的疼痛感的故事：当一位反社会人格的内向者遇到他觉得能真正理解他的第一个女人，他杀了她并吮吸她的血；不仅如此，他还把她的血液收集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里慢慢享用。为了使主人公具有我的特征，我把他设计为一个作家，而正如一切虚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它作者内心世界里的影子，《蓝桥》中心甘情愿被杀的中年女性也代表了我自己。完成这篇作品的那一晚我写得通宵达旦、几乎未眠，在自己笔下涌出的文字里，我体验到了肉身被割开的疼痛以及精神上的巨大震颤——通过写作，我既经验了杀戮与嗜血的欣悦，也感知了死亡的痛苦和快乐。也就是说，我释放了自己的毁灭性冲动；不需要真的杀掉自己，我便已获得了我的死亡冲动所向往得到的体验。当第二天的阳光透过窗玻璃洒在我身上，我觉得，我又活了，又能继续承受着寂寞和沉默的感觉继续活下去了。

“驱力理论”(drive theory)亦称“双驱力理论”，它与“结构论”（亦即从心灵的功能中划分出本我、自我和超我）共同构成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思想的重要框架。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老弗爷目睹了战争对人类心灵所造成的创伤，通过治疗从战场回来的一战幸存者，他发现了“强迫性重复”(repetition compulsion)的现象，并修正了自己早期所主张的只强调力比多(libido)的(单)驱力理论，也即“快乐原则”。弗洛伊德在原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死亡驱力”(death drive),在《超越快乐原则》^[1]一书中发布了他晚期思想中这最重要的一环。在老弗爷看来，生本能和死本能都是生物性的驱动力，前者趋向于维持生命、继续成长、寻求性欲及其他需要的满足，而且也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和其他个体相联结。死本能则是朝着静止、重复与毁灭的方向驱动生命体的，它以生命体的死亡为最终目标，死本能的这种取向即被命名为“强迫性重复”。这两种生物驱力之间此消彼长，常常会形成冲突。

一般来说，生本能比较易于理解，那么，人为什么会在心灵中携带着死亡驱力呢？弗洛伊德将两种相反、相克的力量都定义为生物性的，也就是说，每个人自出生时起就已由生物特征决定、各自带有一定量的两种本能，没有这之外的原因了。随着对自己身上生死本能力量的体会逐渐加深，我也倾向于认为，这一现象是老弗爷发现的而不是他发明的。而且“驱力说”的内容似乎很接近佛家通过“十二因缘”所讲的“生死相倚”的观念。我们死本能中的毁灭性力量不但想让自己的生命终结，也会想杀死他人，这里的他人时常包含我们深爱着（但也有理由恨着）的客体。实际上早在1900年出版的《梦的解析》^[2]一书中，老弗爷就通过探讨“亲近的人死去了”这种常见的梦中场景来解析人性。在本书的第五章，他首先分析了儿童对自己手足甚至父母的死亡愿望，然后借由案例来说明成年后对这种愿望的过度压抑可能会导致癔症。在这里弗洛伊德初步论述了“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并深刻地指出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能流传千百年而魅力不衰的原因：俄狄浦斯实现了我们每个人仍保留在内心深处的童年幻想/愿望；想要杀掉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从而能够完全占有另一位父母，是普遍性的人性。

可见，我们的死亡驱力中含有丰富的信息。俄狄浦斯受命运驱使，完成了他弑父娶母的人生悲剧，然而弑父是为了与母亲融合。与此类似，所有的吸血鬼故事中都包含一个悖论：出于对爱的渴求，每个吸血鬼都被他所爱的女人的血液所吸引（因为血在吸血鬼叙事里是爱和生命的象征）；为了获得爱，每个吸血鬼都忍不住把头埋在心爱之人的脖颈之间吮吸她们生命的汁液，并因而导致对方的死亡（或也化成吸血鬼），不论他是不同版本电影里的一位位德古拉伯爵，还是宋康昊所扮演的韩国天主教神父。很显然，小说《蓝桥》也是一个吸血鬼故事。我笔下的男作家主人公之所以要杀掉他爱上的绿眼女人，是因为对这个反社会人格者来说，杀死对方才能长久地拥有她，而把女人的血液一滴滴放进鸡尾酒中饮用，则是把她一点点地融合进了自己体内。我不否认这是浸润了我个人特色的婴幼期愿望/幻想(infantile wish/fantasy)，而且我很清楚这位反社会人格者和这位似乎是个受虐狂的女性都来自我的本我深处。然而这种既幼稚又血腥的幻想难道不是曾经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吗？比如说，当幼童看到自己的妈妈（或其他女性）怀孕了，他们会不会觉得是妈妈把一个小孩子吃进了肚子？他们会不会以为“把对方吃进肚子”代表着爱与联结？他们会不会因而想要杀掉妈妈(或爸爸)并将其吃下肚去？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我小说的标题已经提示了对联结的渴望：“桥”的意象代表着沟通和联结。因此写这个作品的意义还在于，在跟世界日渐失去联系的时刻，我发出了我呼唤人际沟通与联结的声音。

几年前初次学习“驱力理论”时，我并没有太多特殊的感受，只觉得它是老弗爷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可是大疫之年的这次写作经历，使我体会到了这一理论的力量。毕竟不论生本能还是死亡驱力，都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怀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几乎同样强势的死本能的人（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在我之前的一些文章中读到，如《由白到黑，人世漫长》），也就是说，我常常会体验到极其强烈的冲突感：那儿有一个想要健康地活着、工作得越久越好、留下许多作品与成就的愿望，也有一个人生虚无、活着无非是忍受疼痛、死了该有多好的音符在发出哀婉的强音。

去年夏天，一纸医学诊断书使我发觉，我再一次受到了来自自己生命暗黑处的死亡驱力的威胁。秋天开学后，我在当时的学校并未因病而获得任何关照，反倒是先后被明知我身体有恙的两位地位崇高的老师言语攻击。我每日开车上班都会经过一个水库，由于风景优美，它其实更像一个公园，天气晴好时是人们散步和慢跑的好去处。可那段时间恰好秋冬交替，我每次经过时看着车窗外不断肃杀起来的冰冷水面以及飘进水中的枯叶，觉得这水库仿佛是蓄着我的力比多能量的“生命之湖”：它的水面一点点低下去，还将最终冰封，就像我感觉生命力在一天天地从我身上溜走。终于，第二个老师对我说了攻击性的话语之后，我想到，这样下去不行，应付疾病已经耗去了我大量的精力，这个环境不但不能帮我增长力比多，反而会将其耗竭，我必须想办法改变。后来我很快决定退学并寻求其他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机会。现在我在一个充满生命能量的新环境里学习、每天都很开心，是因为去年的那个冬日，生本能在我心里闪现了灵光。我毫不犹豫地抓住了它。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缓和象征着人类的集体死本能得到了控制。作为个体，我也仍然活着并孜孜不倦地工作、写作，我的力比多仍然主导着我的生命。欧文・亚隆在自传《成为我自己》中花了整整一章去谈他在进入老年后写《直视骄阳》时的想法，自身的病痛以及与死亡的趋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他发现，许多病人的心灵痛苦中都掩藏着对死亡的恐惧。亚隆的出发点是存在主义哲学，作为一个非常人本的治疗大师，他关注我们作为人而活着的生存状态，以及这种状态里所蕴含的普遍化、基本性的痛苦。工作中，我也会很关注病人的死亡议题和死本能，“驱力理论”是我对个案进行思考的一个重要维度。我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亚隆略有不同：既然几乎没有人不惧怕于死亡的临近，那么如何去理解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多少存在着的毁灭性倾向以及它所代表的死亡驱力？临床工作中，攻击力和毁灭性强大的患者并不鲜见，当他们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我该如何去以自己的生命力去帮助对方扭转他们身上的强迫性重复力量？“扭转”应该是一个长期目标，而且或许是一个带有分析师主观色彩的说法，因为改变的第一步是让我自己和我的病人们都不再惧怕潜意识里的黑暗浪潮，在我自己明白了以后也帮来访者们明白：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毁灭性的冲动是正常的，那是我们婴幼期未能满足的愿望的遗迹。尽管为了维持心理状态的健康、为了在社会里做一个守法的正常人，我们已无法直接去满足自己的婴幼期幻想，但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写作、通过追求事业、通过拍电影、通过读书和探险旅游等许多其他方式来获得升华型的体验。

曾有朋友问我：“既然你已经生活得很幸福，为何还要花这么多时间去接受精神分析？”我说，因为我相信，我还可以经由深入地认识自己而活得更加幸福、更加自由。与老弗爷“驱力理论”相伴的这一段人生，并不是风平浪静的生活旅程，它其实充满令我百感交集乃至悲从中来的时刻；我知道这些时刻里，从不缺乏人性的灵光乍现。而我感恩于我的际遇：多年前母亲诞下我的那个夏日夜晚，虽然生命密码中可能写进了过多的向死本能，可我也同时带着更充沛一点的生的力量。代表着那个力量的第一声婴儿啼哭早已消失在时间的长廊里，然而这份能量仍跟随着我，并希望借由我的写作抵达阅读这些文字的你。

李沁云

2022年11月5日写于器堂楼上

*本文标题受德国作家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小说»Zeit zu leben und Zeit zu sterben«标题启发。此书通行中译本名称为《爱与死的年代》，似是直译了英文版的标题：A Time to Love and a Time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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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reud, S. (1920).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Standard Edition, Vol. 18.

^[2] Freud, S. (1900).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Standard Edition, Vol. 4.

We’re here to experience people as a reason for love.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飞向太空》(1972)旁白

精神分析这条职业道路意味着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尽好奇、永不间断的自我探索、面对人生真相时的勇气和接纳，以及对爱与慈悲不息的信念和追求，所以它并不会让从业者时时舒适，反而会带来数不清的、常常很艰巨的挑战。2017年春天，为了帮助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读了三本书（见左图）。我当时的分析师Dr. K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i]是一本易于理解的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可惜我身为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弗爷对宗教的质疑，也就没有读完这本书(——我推荐收集了老弗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对公众五次演讲的《Five Lectures》作为了解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这一系列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的出发点带有个人的历史印记，有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教和一神教的批判蕴含在其观点中，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是Phyllis Meadow的《新精神分析》^[ii]令我初步了解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和“情感沟通”(emo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也促使我选择从社工学院毕业后去其创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现代精神分析”（我虽然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并对其教学方式颇有不满，但Dr. Meadow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我所读过的她的书和文章全都充溢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病人的巨大悲悯）。我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则是美国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anet Malcolm的调查纪实作品《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iii]。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读来却不令人觉得十分过时。作者的主要采访对象都来自纽约精神分析学院(NYPI，现称NYPSI)，因此除了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精神分析界的理论分歧、对精分疗法的实证研究、来访者的可分析性、移情与终止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了NYPI的秘闻和八卦。读到该书所描写的分析师面临的挑战和职业性的伤害，反而愈加激发了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至少永不言弃地接近那个真实表达、真实沟通且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会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然而通往自由和真实沟通的道路其实布满荆棘，这一点对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没有什么不同。这周的临床研讨课上，做案例报告的女同学难掩兴奋之情，一时略显不安地问我们：“我太喜欢这个病人了，我的兴奋感可能都让病人觉察到了，怎么办，会不会不太好？”一时又满脸带笑地宣布：“这位患者现在出去旅行了，这两周与其没有面谈，我可是非常想念她！”同学比我年轻，本职工作是在美国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关怀。她带有“精神科医生”的光环，却会由于自己的私人来访中有这么一位病人，愿意与她把一周两次的面谈频率调整为每周三次，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说明这个案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每周面谈四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个案。同学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为她高兴，同时也提醒自己需要继续耐心地等待愿意在我的陪伴下走入魅力无穷的精神分析世界的第一个病人出现。他或她，一定会出现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本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我们全都面临着做满三个高频分析个案才能毕业的压力。九月份刚入学，过去的临床经历就提醒了我，找被分析者会有多困难。这几年我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在许多来访者的观念里，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了。在Dr. Meadow创立的学校里学习时，我被教导要顺应甚至“加入”病人的阻抗，因此会在初始访谈时让患者自己选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谈话频次。这一做法的本意是避免高频会谈给ego脆弱的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僵化的教条，无论碰到什么样的来访者，都对他们给出同样的选项。读者或可猜到，多数病人在面对这一情境时都会选择两周一见；甚至有的人会告诉我：我们一个月谈一次吧。直到前述做法使我在每次休假后都面临工作时间表的“崩溃”，直到我通过实践发现低于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事实上很难有任何疗效，我才在白胡子督导的帮助下掌握了更有效的帮助来访者适应一周一次谈话节奏的方法。可是患者自发地选择低频面谈无可厚非，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节奏超级快的后现代社会，快餐式饮食和购物消费、网络流行文学、好莱坞大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媒体推送内容都能给人提供快捷得多的即时满足，干吗还要费钱费力地往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这种开放式结局的、没有看得见摸得着收获的事情里去投入呢？

我上面说“找被分析者”其实不够准确，因为我不可能出门去找，而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时代与老弗爷所处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实在太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或许仍怀有一丝古典情结，现在则几乎不会有哪个需要心理服务的人会在第一次联系分析师的时候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反之，作为临床工作者我时常能在患者的治疗目标里听到烙印着时代精神的实用主义声音：我想要你给我提供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而且要快，要高效。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自己身为受训者去找训练分析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个才刚刚起步的分析师候选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第一个控制案例（亦即在认证督导师的严格督导下进行的个案）呢？

现在的训练项目甫一开学，就让我们读Howard Levine那篇关于“培养病人”的著名长文^[iv]，可见老师们已经预见到候选人会为“控制个案”的事情着急，并一早开出了“培养病人”的药方。由于去年上过Dr. Levine的一个为期四周的网络课程，我当时就去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通过他的引用信息而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来读，这便是Arnold Rothstein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分析型病人的培养》^[v]。Dr. Rothstein一定是个挺有趣的老头子，在这本书里，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两个意思：其一，身为从业者，我们自己必须对精神分析的益处深信不疑，才能真的帮患者从这一治疗取向中获益；其二，不要想着哪个病人能一开始就投入进高频面谈，所有的个案中多多少少都含藏着开展精神分析的可能性，通过逐步的心灵工作是可能将原本无意于和不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来访者培养成分析型病人的。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作者的观点。阅读此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对精神分析事业充满热情和忧虑的长者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布道他为行业危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Dr. Levine的洋溢着智慧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培养病人”并不足够，为了与一个患者开展分析性的工作，还得同时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患者的精神分析师:从业者首先必须具有分析性的头脑，要能够想象自己与一个具体病人进行分析性工作是怎么回事。Dr. Levine建议分析师们思考的问题包括：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势必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以及浓烈的关系亲密性，那么某位特定的患者为何需要分析性的治疗？他/她将如何从类似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这是我加的，我的真实体会——高频面谈中获益？来访者在每个具体时期的阻抗的含义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本身是漫漫长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准备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培养病人”这件事，可以讨论的方面有很多。不过就我目前的理解来说，在这个准备时期，帮助患者发展出对分析师的充分信任——也即足够的正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训练分析师Dr. A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家，即便如此，在与她工作之初，我也并不是没有犹疑。这一点并没出现在我的意识层面，却呈现于我的一个梦里。与Dr. A面谈了六次之后，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分析师家，被请进一个不像她办公室的房间。我背对分析师坐着，长方桌子在我背后，我面向门口，听分析师讲话(课？)。分析师站在桌子后、黑板前面。她讲了一个工作案例，然后问我觉得她为什么会对病人说这些话。我答：你说这些话就让病人知道你懂了她的情绪。接着，Dr. A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由好几个词语组成，让我记住，以用在工作中。我扭头看黑板，看到第一个词是德文alles（一切）。

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奥密克戎肆虐，大众对其了解有限，还处于严阵以待的时期，故而那时我们的面谈是在线上，我还没见过Dr. A的真人。这个梦提示我，由于对之前学校的分析师Dr. H曾因其个子矮而有过“她能否容纳我”的疑问（详情可见《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一文），我这时也在暗暗担心：万一Dr. A也是位小个儿女人怎么办？她到底能否以其身体（在这里是其心灵空间的象征）把我“怀上”再“生出来”？尽管有疑，同时我又很希望她能够“容纳”我，所以在梦里，我坐着而她站着，并且是站在我身后，这使她肯定比我高，而且我无法时时以目光去度量她的身高。而那个德文词则确切无疑地表明，我想要在与分析师的沟通中“say everything”，把一切都告诉她。这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一贯目标，是每位分析师都需要帮助自己的被分析者懂得并实现的，也因此，在我的梦里，alles这个词是由Dr. A写在黑板上。

今年夏天，Dr. A休了一个月的假。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那五十分钟的谈话极其漫长。在分析师面前躺着，我是不好意思看手表的，但我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次谈话怎么还不结束？这简直没完没了啊！”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论述高频会谈的必要性时曾提到过“Monday Crust”。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周与病人见六次，只有星期日空出来，即便就这么一天的间隔，也会在患者已经通过六天工作裸露出来的潜意识内容里再覆上一层硬壳，何况我与Dr. A一个月的隔离呢？！我觉得那天的谈话“没完没了”，是因为我感到了无聊以及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困惑。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大约是分析师的休假让我与其重新有了陌生感。精神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当然不会每一次面谈都让病人感到有话可讲甚至有趣、有收获，相反，枯燥和无聊的感觉也会经常袭来。虽则我常感到我从与Dr. A的谈话中受益良多，在人格层面某些特点和生活事件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我也或多或少会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经历枯燥、无聊和漫长的时刻。后来我跟Dr. A沟通我的感想，说： “这次的体验令我明白了先帮病人建立起足够的正面移情的重要性，不然的话，碰到这种无聊、感觉不熟悉对方且需要重新适应的时刻，患者可能就要走掉了。”

我在这里所谈的种种感想，尽管是从身为病人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是从分析师候选人的角度，因此我亦会想到，对于那些不会以临床工作为职业的普通来访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艰巨，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外部要求而必须来接受精神分析。既然精神分析这么漫长而艰难，做分析师不容易，做被分析者也许更不容易，每一个分析关系都是一对一的、不可复制且需要培养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精神分析还存在着？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薪火相传至今未止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要学习如何掌握它？为何我们——我的同学、老师、这个领域所有的同行和前辈们以及其他那些曾因精神分析而接近了自由的人们——都对这种治疗方式怀有深深的信念感？

Lena Ehrlich的一篇讲“精神分析开始于分析师的头脑”的文章^[vi]为我启发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据其所说，当分析师向一位患者推荐精神分析这种疗法时，是在他们感到任何低频治疗都无法切实地帮到病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发现，病人对于他/她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尚未全面感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时，这同时亦是分析师向病人投注巨大共情和接纳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一周面谈四五次和一周只见一次这两种工作模式相比，咨访双方的参与度和投入感都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当一位分析师推荐精神分析疗法时，我认为，分析师是在向病人征求许可：你能允许我跟你一起来了解你最深层的痛苦吗？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仍然存在，精神分析这个“慢工出细活儿”的手艺人行当就不会消亡。

我与新督导Dr. J工作的内容就是发展出我的第一个精神分析个案，每周我们都只讨论同一个我们双方认为有潜力——虽然可能性还不太高——变成一周四次面谈频率的案例。最近我向她抱怨：“我一直在对这个病人进行投资，可是您看，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投资要打水漂了。”Dr. J说：“你每周过来与我讨论这个案子，付我的督导费，这自然是一笔投资。可患者却似乎越来越无法对与你继续工作有什么承诺，你的失望我可以理解。”她接下来的话是我又一次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慈悲心的生动一课：“你的失望源自于你希望这个病人成为你的控制个案，但是要记住，这是你的希望，不是病人的。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投资收益：就像你所有其他的咨客一样，这位患者也将从你这里获益，而且由于你与我所进行的密切的督导，患者将受益非常多。你的投资是有收益的，只不过直接收益方未必是你的精神分析学业。”我听后心里生出万千感慨和感动。

正如Dr. J和Dr. A不断地帮我长养慈悲之心，我觉得，当我未来能在工作中向一位来访者推荐高频精神分析治疗时，也即是我把从前辈们那里继承到的慈悲种子种在患者心里的时刻。这粒种子将在一段漫长而有信念感的分析关系中发芽长大，并最终以满树冠绽放的鲜艳花朵向世界宣布爱意：爱自己，爱生活，爱工作，也爱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个人。

李沁云

2022年10月22日写于器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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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i] Meadow, P., The New Psychoanalysis.

^[iii] Malcolm, J.,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iv] Levine, H., Creating analysts, creating analytic patie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6).

^[v] Rothstein,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the Creation of Analytic Patients.

^[vi] Ehrlich, L., Analysis begins in the analyst’s min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n recommending 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6).

         作为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阐释(interpretation)也可以叫“诠释”或“解释”，在临床工作中指的是分析师将对患者想法、感受或处境的看法和理解分享给对方，以期帮助病人增加其对自身困境的认识并增长患者的自省力以及对他人和世界的觉察能力(亦即推动病人的心灵成长与成熟)。传统的精神分析工作里有一种说法，认为病人的症状会被 “interpreted away”，也就是说，被分析师为来访者提供的诠释给“解释走了”（该说法被更为当代甚至后现代的、重视客体关系或主体间性的临床流派所挑战，在此先略去不谈）。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爽利，做起来却可能令咨访双方都十分困惑，是临床新手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去边实践边学习才能掌握的。阐释的做与不做、怎么做、什么时间点做，个个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案例去深究的大问题，并非区区一篇文章能够解答。我这里仅就个人近几年在工作和被分析过程中的体验谈一点浅显的看法，期待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和讨论。

        最近与督导聊天，我抱怨对面办公室的同事虽然都认识我一年了，每次见我却仍然眼不错珠地紧盯着我的眼睛，“给人感觉像一个偏执症患者，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吗？”我的看法是，做一个心灵领域的临床工作者，看上去越普通、越正常、越让别人感觉受欢迎越好，有利于使他人信任我们；故有此问。白胡子督导笑道：“据我观察，我们这行会吸引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进来从业，你说的这种人，我也见过不少。”督导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告诉办公楼里的同事，我是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分析师候选人，“非精分流派的从业者大多会对我们感到恐惧，你说了你的训练背景，他们对你的态度往往会有很大的转折，”白胡老师说。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几年前我就有过亲身体会。

         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心理治疗师里也有很多人对精神分析抱着不理解甚至拒斥的态度，而且我认为，他们拒斥的原因也与通常大家的原因没什么不同，往往是出于对自身无意识幻想和欲望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意识层面未必是害怕的感觉，反而常常反映为对精神分析流派及其从业者的攻击。几年前我未出茅庐、在一家社区诊所工作的时候，某位比我年长的同事在一周例会上讲解她手头的一个个案。那是美国国内大选前的一年，同事不满于她的病人喜欢在面谈时谈论政治话题，忿忿地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话，不让病人谈这个话题吧，好像也不行。”然后很突然地，她把目光转向我，说：“要不我把这个患者转介给你吧，反正你是shrink，你能够就坐那儿不发一言地听着。”同事的突然提及令我感觉受到了“突袭”。首先，shrink在美国文化中是对精神分析师及精神科大夫的蔑称，在当时诊所的环境里，大家只是知道我做心理动力方向的治疗，我本人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分析师，这位同事的话语显示，她联想得有点远。其次，刚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诊所的病人确实有许多都来来走走，没有留下来与我开展长期的治疗，我从病人嘴里直接听到或从督导那里辗转听来的抱怨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同事满含偏见的话的确触及了我的一个痛点。那么精神分析师，或者动力学流派的从业者们，真的是干坐着不说话吗？临床工作中的做阐释和沉默、提出诠释的时机与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在试图厘清上述问题以前，必须先在我的讨论中排除一种可能性：患者的病理使得他们“听不见”治疗师的话语。我在诊所工作期间，接待的基本上都是带着多种诊断标签的病人，其中不乏重性精神病和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他们混乱、原始的客体关系水平(object-relatedness)常会妨碍他们把其他人的话“听进去”。在这类病人的心灵中，尚未发展出一个“客体领域”(object field），所以他们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感，也因而分不清什么在内、什么在外。例如，偏执的妄想症病人把源自自身的攻击性体验为来自外部，于是他们会真实地感觉到有人要来加害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但“听不见”我说什么，也同样“听不见”别人的话，或是会把听到的话解读为恶意。严重病理的患者对于治疗师“不说话”的指责很可能是他们的精神症状，而且与他们工作时，确确实实没法使用“做阐释”的干预手段，得先极有耐心地协助他们建立起心灵当中的客体领域才行。

         我在诊所的工作尽管特别艰难，可仍有少数病人是位于神经症至轻度边缘水平的谱系，那么当这部分患者抱怨我“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曾经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因为在我自己的感知中，我不但从未“一句话也不说”，反而相比于老师们和我自己的分析师，我每常需要反省是否自己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还是说得太多了。幸运的是随着工作经验和个人体验时数的不断增加，我好像初步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当一个临床治疗师不能向病人传达切中肯綮的诠释，那么她说出的话就很难在来访者的脑中和心里留下印记。我过去几年学习的流派是靠与精神分裂患者工作发展起来的，故而尤其强调分析师容受和理解病人情绪的功能，却弱化了对做阐释能力的培养。当我阅读这一理论、在课堂上听讲以及面对退行严重的病人时，我深深感到这个理论取向的合理性。然而当我自己独立开业去接诊一个个患者时，以及持续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进行个人分析时，我逐渐意识到，我自己以及我日常面对的许多患者都并不带有极端的精神病理，这时候就触到了原有理论的短板。

         对这一现象认识的突破口是我在原来学校的个人分析。去年秋天，我脑中突然蹦出了这个问题：既然不管我们说或不说什么、做或不做什么，患者的悲欢以及关系模式都将在咨询室内展开，那么是不是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分析师坐在那儿倾听病人的讲述；如果我们把一条狗放在咨询室里充当分析师的角色，是否也是可行的？督导听后肯定了我想法的前半部，却针对后一个问题说：“狗当不了分析师，因为它们没法被来访者唤起情绪而产生来访者需要它们在那时那刻所产生的感受。”当时我很认同督导一针见血、针对分析师客体功能的回答，然而我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Dr. H结束工作的阶段才意识到，我的前述问题并不来自于我作为治疗师的临床观察，而是我身为病人对Dr. H的负面体验。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为这段训练分析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那时我问分析师为什么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对我的正负移情予以诠释，甚至她几乎没有对我做过任何阐释性的工作，包括从未释梦、在我讲述自己的幻想和我的写作（——也是白日梦之一种）时从未提出探索性的问题以使对话继续深入。Dr. H的解释是，她认为我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人，我会慢慢自己对自己的问题给出所有的阐释。如此回答并未让我满意，但继续问下去我也没能得到更有意义的答案，因为她直白地说：“我脑海里当时没有呈现任何诠释。”对于我这样一个明显并非精神病性病人的来访者，Dr. H采取了与治疗精神分裂患者时相同的重容受、不阐释的方法，我猜测这是因为她不会别的方法——她也是在原学校的培训体系中训练出来的。而也是在那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我理智上很清楚Dr. H在与我的130次对谈中说了不少话——比如说，我在诊所看诊期间受挫时，她对我的工作给过好多建议——绝对不是一言不发地沉默，但在我的感觉层面上，她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过。这个认识令我受到震动，并使我开始进一步反思过去的某些病人对于我“不说话”的评语。我思考的结论是，Dr. H虽然并没有沉默，但她说的话主要意在表达对我的倾听和支持，这其中缺乏真正有力量的诠释性的话语，故而她与我的工作只能令我感觉获得了支持性的帮助，却没有发展出更多的领悟力和自省能力。这一定也是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所以，既然对Dr. H的负面移情产生后我不由自主地觉得“旁边坐一条狗也行”，与此类似，过去那些痛诉我“一句话也不说”后离开了的病人，或许也可能私下里疑惑过：“不说话”的治疗师与一条狗有什么差别呢？

         不向病人做阐释与分析师头脑中没有形成阐释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以前学习的现代分析流派，从理论上讲是要求分析师有能力形成阐释同时也有能力将其只留在自己脑中，并在持续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因为退行严重的患者一般都不可能接纳以言语做诠释的干预方法。不过很可惜，在理论和方法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导致了今天该流派训练中弱化阐释能力的倾向。在那所学校受训的最后一年，我带着惊惧的感觉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不敢”跟病人说任何带有诠释意味的话了，仿佛他们的ego全部极为脆弱，我不管说什么、怎么说都会被对方体验为受到攻击。去年春天我怀着巨大的困惑向督导痛陈这一事实。白胡子督导虽然也来自那个流派，却是坚定的老弗爷原典追随者，也是头脑非常灵活、开放的资深分析师，能拥有他作为老师是我特别幸运的地方。他用深刻的理解化解了我的不安，说：“你的感觉没错，我听不止一个学生这般抱怨过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目前训练学生时的一个大问题，而其实几十年前我在这儿学习时并不是这样的。”督导接着告诉我：“要知道，虽然我们的流派并不把阐释作为工作中的重点能力来培养，对病人给出诠释实质上仍然是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内容。提出阐释的临床过程就像是为一个发育期的婴孩提供固体食物（solid food，我们中文语境里一般叫“辅食”）——奶汁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得被喂食固体食物才能健康地成长。”白胡老师的比喻十分形象，我一下子明白：恰到好处的诠释性话语就是给患者的心灵发育和成长提供必要的营养。正如婴儿长到六七个月之后，母亲乳汁里的钙和其他微量元素就无法再跟上他们身体长大的需要，当一个病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度过了需要体验到理解和支持的最初阶段之后，也同样需要接收到富含心灵成长养料的阐释性内容。

        与这位督导工作的过去两年间，事实上他一直在孜孜不倦、一句一句地教我如何与患者对话并时常鼓励我“放大胆量就照这个去说”。遗憾的是，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头一年多，也就是我仍在过去的学校学习期间，尽管我的大脑非常认同他讲的“大胆去说”，我的心灵却难以站到那个位置，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常常难于把我的已经经过督导肯定的诠释对病人说出口。这个现象一直到年初我与Dr. H结案、去了新的训练分析师那里才开始发生了明显改善。Dr. A是老派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做阐释是她的长项。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在个人分析中经历了被给出阐释的真实过程，我终于能带着信心对自己的病人适时提出对他们的梦、症状、情绪及行为模式等等的解释了。这充分说明个人体验对临床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应排在上课学习和督导之前，因为我们不可能将我们自己从没经验过的东西行得出来。受益于督导的反复提醒和Dr. A的 “言传身教”，半年以来，我与好几位长程来访者的工作有了很大程度的推进，患者与我都体会到成长的喜悦和畅快。

        受训不足的新手分析师确实常犯过早阐释和过度阐释的问题，但矫枉不须过正。而且即使面对ego功能较为破碎、虚弱的病人，也不应当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完全不“喂食”诠释。用督导的话来说：“一点东西都不喂，病人会饿得慌，所以你多多少少是要给一点，尤其在他们以象征化的沟通方式对你发出心灵饥饿的信号时。”听到这句话，我就明白了与Dr. H工作的几年间，自己像一个饥饿的婴儿，虽然承担了“母亲”角色的分析师会软语安慰并喂一些乳汁，但这个婴孩所期盼的固体食物一直没有来。而那些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的患者们，也是在通过这样的负面表达来对我“哭嚎”：“饿啊妈妈，我不想喝奶，我要米糊！”

        上述文字大致回答了我在目前阶段对于做不做阐释这一临床问题的回答，接下来再简单说一下我对如何给出诠释的看法。首先必须考虑来访者对诠释内容的接受能力，这涉及到对他们的自我功能(ego strength)、领悟力和自省力的评估。在与Dr. A的工作过程中我观察到，尽管她也常常会使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I wonder…)这类句式来传递她的想法，总体上她对我给出阐释的方式是较为直接的。我很喜欢她的直接，因为我一向厌烦别人说话拐弯抹角或矫饰文辞。对我自己的病人，在白胡子督导的训练下，只有当我确信自己解释的正确性也判断患者需要听到直接传达的力度时（比如，患者可能在某一时期需要将我体验为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或患者正在经历“破坏治疗的阻抗”），我才会以陈述句甩出我的结论。其他大多数时候，我会以问题的形式来“包裹”我的诠释，例如，“你有没有觉得……”，“是否存在这个可能性……”，“我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你听一下我说的是否准确……”，等等。据白胡老师告诉我，这样做的好处是软化了我们的语言，一方面病人不会觉得被分析师的结论性话语所“侵犯”；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个反驳我们的机会，万一我所使用的词语并不完全精确而来访者想用他们自己语言体系里的词呢，对吧？另外也有时，患者否定我提供的解释并不是因为这个解释不准确，而是由于受其防御方式所限，他们暂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某些说法。我很欣赏督导老师在这种时刻的态度，他曾一遍遍对我谆谆教诲：“哪怕病人一时接受不了，假如你确信你对他们的判断是在正确的方向，你就应以缓和的方式传达你对他们的理解（这里说的是暂时令病人的ego感觉逆反的内容，亦即ego-dystonic content），多重复几次，每次给他们造成一些提醒，慢慢地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才会发生改变。”

        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阐释，意在增加患者的觉察力、自知力和自省能力，它并不是一种语言游戏，更不是分析师随意说出口的“聊天”之语。然而它同样不单纯是一个心智训练，而是要在帮助病人情感触角持续发育的过程中增加其ego当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觉知功能。因此，过于“智识化”的诠释内容未必是理想的“营养辅食”，带着分析师本人旺盛生命力及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饱含对来访者深度理解的诠释性话语才能获得良好效果。也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底线是尊重和爱。怀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必然不会对一个带有自恋特征的病人直筒筒地说“你是自恋人格”（——这属于“侵略性”极强的不恰当阐释），而是要在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甚至年复一年的对谈中启发和帮助对方去思考并谈论其有时极度自信、有时又忍不住看轻自己的情绪体验模式。来到我办公室进行精神分析式治疗的患者，已然下决心要克服对探索潜意识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心灵前路的踌躇，我把他们和我自己都看作精神之路上的孜孜求索者，我是他们在与我重合的一段又一段探索性的人生道路上的旅伴。

李沁云

2022年7月16~17日写于器堂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