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周五早上的瑜伽课都由我在本镇瑜伽馆最喜欢的老师带领。她是一位个头不高的美国女性,比我年纪大,虽然人是小小的一个,说话也轻声慢语,但我总能体会到她身体里的力量,话语里的温度,以及眼神里经时间沉淀后的丰富内容。在她所播放的歌单中,有一首叫作《I Am the Light》,是一个年轻的男声以低缓的音调吟唱出来的。“I am the light, I am the light——”,每当在瑜伽垫上闻此音声,我会感到被世界的广阔和心灵的深邃所包围,而我以光的姿态“莅临”这方天地,我即是光。
2023年进行了两次较远的旅游,去的都是说德语的地区,那里似乎是我的第二故乡。Mein Leben ist perfekt, auch wenn es nicht ist. 这一年我继续磕磕绊绊地学着德语,我想我一定能掌握这门语言,为了弗洛伊德的思想,为了法斯宾德的电影,为了雷马克和瓦尔泽的小说;这些大师的作品令我感觉深刻地被理解、温柔地被爱。——今年我首次读到了罗伯特・瓦尔泽的文字,他对生活的忍耐使我敬佩并深受鼓舞,我也想像他那样,谦恭且高尚地过完一生,尽管分析师曾拿席勒的话提醒我——也是鼓励我:“高尚地度过一生是艰难的,需要承担许多挫败与痛苦。”
在精神分析师的巴塞罗那躺椅上,在瘦长至小却又仿佛宽阔无边的瑜伽垫上,我常常涌起这样的感受:Just be here, breathe, because life is beautiful。到了四十二岁的这一年,在跟死亡驱力所代表的破坏性力量搏斗了半生之后,我才真正地发觉,活着真好,什么也不因为,只因为我就是光,我是生命本身,只要我活着,我的每一次呼吸里都包含了整个世界。
2018年夏天,作为送给自己的毕业礼物,我一个人在柏林度过了一周。出于对社会主义东德的亲近感,我住在亚历山大广场附近的一家旅店。以我们当代中国人的标准,柏林是一座很小的城市,去大多数我想去的地方,徒步就可以了。我每天睡到早餐时间被饥饿感唤醒,在旅店餐厅吃过早饭后,回到房间在时差作用下倒头继续大睡,然后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才出去观光。那几天的柏林晴雨不定,气温也忽高忽低,当我最终走出旅馆大门时,有好几次都是顶着阴郁的天空。一团团铅灰色的云朵浮在低空,仿佛伸手即可触到,它们想对我说什么呢?这种对游客不友好的天气,其实正好适合我浓而涩的心境。我用下午和傍晚的时间参观博物馆或体验街区之间的声色,回到旅店,我有整个晚上拿来阅读存在电子阅读器里的铁凝的一本长篇小说。读小说之余,我仍然有很多时间,由于时差,夜仿佛长得永远不会结束。清醒而寂静的夜里,我总是想起我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城市。旅馆房间的床头挂着一幅胜利纪念柱的黑白照片,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它的德文名字—— die Siegessäule——一遍遍地想:怎么会这么巧?不,我从不相信巧合。
戈达尔对语言和沟通的质疑是他很多作品中都有的潜台词。作为主要以影像来谱写想象力和深广度的作者,戈达尔放弃了将语词言说作为为影片赋予意义的重要手段,打破了文学、哲学、修辞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界限,随心所欲地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影像表达之中去。在上面我所提及的作品中,作为电影界的修辞大师,戈达尔纯熟地应用了解构、互文、隐喻、象征等手法去实现他的自我表达,其丰富程度甚至会令人目不暇接。而在“混乱”视效的干预下,观众常常分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物说的,因为画面的切换不以声音作为边界,又或者画面内外两个声音并行,需要读字幕的外语观众难于同时跟住上下两行字幕。然而,坐在观众的位置,真的需要分辨出谁在讲话吗?真的有必要听清楚台词吗?话语流的存在本身大于它所表述的语义。我肤浅地认为,戈达尔的艺术表达(以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表达)是为了触及观者,为了爱他们。毕竟,“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出自《悲哀于我》的旁白)。我们需要在彼此的对视之中存在,哪怕隔着银幕,爱!语言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