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初论临床过程里的象征化沟通

一迷为心,决定惑为,色身之内。

不知色身,外洎山河,虚空大地,咸是妙明,真心中物。

      ——《大佛顶首楞严经・卷二》

心如工画师,能画诸世间,五蕴悉从生,无法而不造。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九》

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维摩诘所说经・佛国品第一》

精分学会开学在即,我作为候选人的生涯即将开始,十分开心和兴奋,已在准备第一周的讨论课。

自2016年起从未间断的个人分析使我积累了丰富的由病人的位置上体验精神分析的素材,而自我剖析的长期习惯和持续的理论学习则帮我在许多看似孤立、平淡抑或是神奇的临床事件之间建立了联系。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自我发现和认识人性的过程,令我对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现象产生了深深的兴趣,并联想到这个现象背后或许是人生真相的一件事:我们只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

说到我的躺椅式个人分析,首先,我前后经历过的三位分析师在年龄、性别、阅历和受训背景方面都有所差别:之前的Dr.K和Dr.H都是在经过改良后的美国现代精神分析土壤中取得从业资格的,而目前的分析师Dr.A却是来自欧陆经典精神分析的弗洛伊德派。其次,他们的工作方式也有显著差异。Dr.K与Dr.H均毕业于我在2018~2021年间念博士的那所学校,他们的工作与学校的风格一脉相承,只提供每周一次的见面频率;但跟Dr.A,我必须一周四天跑到她家里去(——好像老派的分析师大多喜欢在家里见病人),每回不管有话还是没话,反正是得说点什么来填充我躺在那儿的五十分钟时间。

我与前两位分析师的工作算不上成功,然而我从不成功、未圆满的个人分析中仍是学到了许多东西。和Dr.K的关系破裂之时,我同时见着他和学校的女训练分析师Dr.H(这种做法并不推荐;那是我当时在诸种压力之下的无奈选择),于是顺势就结束了和Dr.K的工作,而把后者变成了自己唯一的分析师。我记得2019年夏天,我在Dr.H的办公室里以大段大段的独白向其陈述我与Dr.K工作失败的前因后果。我回忆起那年春天的两件小事:“当时以为是偶然,没往心里去。但现在想来,那些应该都是我对Dr.K产生了连我自己都难以觉察到的不满的信号。”我这样对柔和、亲切的Dr.H说。那是某天傍晚,走进Dr.K的办公室时,我向他抱怨:“这儿的空气怎么这么不好,能开窗吗?”分析师把窗户打开了,但春日的晚间仍然微冷,我躺在长沙发上不一会儿就感觉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并开始打喷嚏。因此我又问:“我有点冷了,能把窗户再关上吗?”Dr.K按我说的做了,没有说什么。当天离开的时候我却有点困惑:自2017年起,我就是Dr.K每周三晚上的最后一位来访者,每次都是早早吃完晚饭后在六点四十五分到达他的办公室;可为什么在此前的两年中我都没有抱怨过室内空气的陈腐?我不是一直都在周三的同一时刻踏入这个好多白天的病人早已在其中谈过话的空间吗?那时我的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而且我把这件事解作偶然。不过当我总结与Dr.K的工作关系破裂的原因时,另一件小事适时地浮现在了脑海里。也是同一个春天,我在Dr.K的沙发上躺下后,目光落在沙发紧靠的窗上——它覆盖着厚厚的紫红色天鹅绒窗帘。我突然想起,这是与我十几岁时父母家中卧室的窗帘相同颜色、一样质地的帘子。我皱起眉,仿佛被突然涌起的不愉快的青春期记忆给打扰了谈话的兴致,并把这件事告诉了分析师。可惜的是,Dr.K没有帮我继续探索这种感觉,正如前一次在空气质量的话题上他也没有协助我。具体到窗帘事件,比如说,在我的反思中我想到:为什么是在一起谈话了三年之后的那时那地我才突然意识到这种“不幸的相似性”?它是否意味着我对分析师所营造的分析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亦即咨访关系)的感受发生了变化,并因而象征了我对Dr.K的体验已经由正转负?

Dr.K自始至终没有帮我处理过我对他的负面感受。上面所述相对细微且相当象征化的表达不说,哪怕到了那年夏天,我因难以当面表达已经浮现在意识表层的不满而在接连两次面谈中都陷入长达整个谈话小节的沉默中时,他也没说过什么。后来随着我自己临床经验的增加,我渐渐明白了,虽然临床工作者大约都懂得,处理患者对我们的负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帮助他们改善客体关系的一个必经步骤,但令人喟叹的是,多数从业者可能还是更习惯沉溺在被病人喜欢、信任甚至爱戴的正向感觉里。其实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所有的移情都被目为阻抗,并且在神经症水平的患者身上,正面移情往往是比负面移情更顽固得多的阻抗,任治疗关系一直在“你好我也好”的表面融洽中停留是无法推动病人在其对心灵世界的探索中更进一步的。最近我的新督导,与Dr.A同为弗洛伊德派分析师的Dr.J告诉我,临床过程中诠释患者移情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只有当病人的移情妨碍了他们的自由联想,这时候,我们才应通过适当地阐释他们对我们的移情关系来解决患者对于继续向我们进行言语表达的阻抗。(——我也想到,无论来访者是处于对分析师的正面还是负面移情,只要他们仍能将移情的感觉原原本本讲出来,那么这样的移情就是对分析工作有促进的。)我把这句话记在笔记里并用红笔加粗,而且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最后两次面谈中,Dr.K在我滑入沉默时似乎不知该说什么的漫长安静。显然,他错过了能够进行干预的最后时刻。

Dr.H尽管柔和、亲切,但似乎同样不太擅长处理我这样的病人的负面移情。这是又一段持续了三年的分析关系,其中当然有一些令我不满意的时刻。可是特别遗憾的是,由于分析师和我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我根本没有办法表达任何负面感受:Dr.H在我原来的学校处于非常高的管理层位置,并且在整整三个学期的时间里,我都不得不坐在她的课堂里。必须要上她教的课,这事实上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因为这件事确实很不符合精神分析训练机构的传统规范,但我反复被学校告知:我们学校太小了,没有办法,你只能坐进你分析师的教室里去。三年之间,Dr.H偶尔会问我:你觉得我们的分析工作目前进行得怎么样?我每次都会不假思索地说:“好啊,好啊!”我不假思索的反应是一种“自保”:到了期末,我的论文和课堂表现就会被Dr.H打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汇报一点点负面的体验?与此同时,我还得在Dr.H的课堂上反复体会到和十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争夺“母亲”的注意力的不良感觉;这种感觉本来也是精神分析的设置所极力避免的,不论是最初与Dr.K工作还是现在和Dr.A,我每次去到他们的办公空间都不会碰到其他病人,因为让被分析者体验到分析关系的唯一性,是促发移情和确保私密感的关键环节。这点暂且放下不谈;后来在反思中令最我痛苦的是,每当我针对工作关系说“好啊好啊”的时候,Dr.H没有问过:到底好在哪里?或,我们的关系里有没有不好的地方?

我与Dr.H结束分析工作的过程是一个略有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去年冬天,学校长期以来对我的缺乏支持以及其他矛盾点的积累达到了一个顶点,我毫不拖泥带水地决定放弃已经取得的博士候选人资格、从这所学校退学。在我看来,作为学校的负责人之一,Dr.H应当为我和其他同学糟糕的就学体验负责,至少,由于从我这儿收了三年不菲的分析费,她应为我没法在其中畅所欲言的个人分析负责任。可是在与她谈我的负面移情以前,我必须得先为我自己负责。我首先征得了Dr.H以及管理博士生工作的教授的同意,然后退出了Dr.H的临床讨论课,接着,我为我自己和分析师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在那个时候,我没法去在意打了水漂的学费;身为仍对精神分析抱有信念感的新手,我必须把自己的个人分析放到最重要的位置上去处理。

那时我已并非纯粹的新人,对自己的种种感觉大都能有一定程度的觉察。最先提醒我我对Dr.H发生了负面移情的事,是去年秋天的第一堂课。一年半的线上教学之后,我们重回学校。那天我到得比较早,当Dr.H抱着资料走进教室时,我不由得在心里感叹:“她怎么这么矮!她的身高有一米五吗?”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见到Dr.H的真人,早在疫情开始之前,我已去她的办公室与其面谈了一年多,她个子不高,是我早就知道的事实。那么还是同一个问题:为何偏偏在那时那地,Dr.H的身高问题似乎牵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时我已比与Dr.K工作时有了更多临床经验和更好的自省能力,我没有让自己轻易地放过这个问题。我意识到自己看向Dr.H因个儿矮而缺乏腰线过渡的腹部,心想:她是有孩子的,这我知道,可她是怎么以这么袖珍的身量怀孕生产的呢?那天当我站起来从Dr.H身前走过去关教室的窗时,感觉自己像个女巨人。回家后我还在想这件事,并终于明白了,我在这天第一次被Dr.H的矮小体型所烦扰,是因为我突然开始担心:她能否像母亲怀孕生产一样在临床过程中的象征意义上把我“怀上”再“生下来”?她小小的身体能装得下我这个168厘米的“巨人”吗?

实际上2019年Dr.K办公室内的气味和窗帘与2017年没什么不同,2021年Dr.H的个头也不可能与她在2019年的身高有明显变化,是我内心与他们形成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才在2019年春天好像是猛然闻到Dr.K室内不清新的空气、第一次发现窗帘的颜色与青春期的悲伤记忆有紧密的联系,我也因此才在去年秋天突然很在意Dr.H个矮这件事。对于后者,很可能我有大量的想法和感受需要表达,却又觉得她没法容纳我内心里奔涌着的这些内容,而对其身高的在意,以具象化的方式呈现了我对Dr.H本人心灵空间“容量有限”的忧虑。这一点,我在结束性访谈中对分析师本人提起了。Dr.K在2019年春天没有针对我的象征化沟通去进一步发掘和探索我的负面移情,而对Dr.H,除了退课后的三次面谈以外,其他时间我只能自己默默分析我对她的负面感受,也因此,我并没在去年秋天的分析工作中对Dr.H表达我对其身高的体验。这些都是我前两段分析关系中的巨大遗憾。

《华严经》说:一切惟心造。我上面讲的个人分析体验,或许可以佐证这一点。哪里有绝对的真实呢?——我们只能拥有自己所感知到的真实,而这种真实是发源于心(亦即精神分析术语中的psyche)的一种感觉。就像Dr.K办公室在晚上六点三刻的气味,谁知道它到底清洁还是不洁呢?反正在2017到2018年的我的鼻子里它是好空气,但到了2019年的那个春日以及其后的每次面谈时,它在我鼻中就成臭气了。还有Dr.H的个头,我在同其一起工作的前面两年半都没有什么感觉,仿佛她“怀上”我没问题,然后去年她就渐渐地显得“装不下”我了。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在精神分析的临床工作中,分析师不能只听患者所表达内容的字面含义。在一个极端但真实的意义上,来访者不论谈论什么话题,其实指向的都是他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以及其中最根深蒂固的那套客体关系模式。因此分析师务必需要听到病人语词间的象征化含义,听到他们的“心”的声音。这么说的话,精神分析师和佛教徒一样,必然是唯心主义者:假如不相信心念的广大力量,如何能帮助患者转心回意、以至于最终境随心转呢?!

曾有来访者这么问我:你能保证你对我讲的话都是绝对客观的吗?我当时回答道:“你的问题假设了一点:客观的才是好的。我觉得或许我们应先对此打一个问号。至于我在面谈中说的话,多多少少都会带一点我自己的主观性,但是假若我的带有主观性的话语能够对你起到帮助,你会听取有益的部分吗?”患者表示同意。展示了世界和众生起源的伟大的大乘经典《楞严经》,曾向我心中楔入了“见我所有”的观念。佛陀在楞严法会上对大众开示:我们的肉身存在以及身外的山河大地等种种事物其实都生发于那个具备妙有的“真心”(true mind);我们所见、所感、所身触、所耳听、所鼻闻到的,早已存在于我们的自心当中了。举个例子:一个抑郁的人看什么都是灰暗的,无论听到别人说什么,也都倾向于从负面的角度去解读。临床工作中,在患者向分析师倾诉内心事物的同时,分析师其实也在将自己人格当中健康、有助于病患的部分投注到对方身上。“一切惟心造”,听起来很玄很缥缈,但正因为心的力量如此深广,人格层面的良性变化才有可能在精神分析的过程里发生。不妨说,精神分析起效的原因之一,就是往患者的心灵世界里装入好的客体关系以及其他正面的人际体验。在我看来,“一切惟心造”表达的不仅是佛教宏大的世界观,也告诉了我们心的延展性和我们生而为人的适应力。

精神分析的工作中,患者的象征化沟通是来自他们内心的对咨访双方的提示。我们的心远远比我们的大脑聪明,在脑子能意识到一件事以前,心早就已对它清清楚楚了。而且我觉得,象征化沟通这件事在生活中也时时在发生着,只不过在一个集中的分析性的临床空间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轨迹。几年前,有位年轻人因害怕开车而来到我的办公室。许多问题和澄清之后,我发现这个患者其实不会开车,但对开车这件事的恐惧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日常生活。当我在象征的层面思考这个问题,我意识到,害怕开车是病人问题的表象,开车象征了对人生的掌控,而成长于控制型父母的保护下,这位患者既向往自由(如,自由地开车驰骋于自己的人生),又因担心失去父母的保护而感到焦虑。所以说,害怕开车这个症状体现的是病人心灵里的一个基本冲突:对自由的渴望和对失控的恐惧。

今年以来,在与Dr.A的分析工作中,或许是由于她放松且专注的工作状态、她作为老弗爷理论衣钵传承人的深厚功力,也由于我们每周四次面谈的高频设置,第一次,在个人分析中,我身为写作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到了发挥,在面谈中有过多次象征化的移情表达。某个春日当我停好汽车冲向Dr.A的办公室时,突然感到自己像一只小兔子蹦蹦跳跳地来到山洞门口(分析师的办公室在地下,那时给我山洞之感),而站在门口笑容可掬地等待我的分析师则在我的感受里像一只高大的熊妈妈,而且她是棕熊,尽管Dr.A是白人。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分析师,并在自由联想中提到了《爱丽丝漫游仙境》里那只跳进山洞的兔子。Dr.A评论道:看起来,来到这里你是希望获得一场奇遇。我的个头明明比分析师高一些,但在我的感觉中,我是小兔而她是大熊,因为Dr.A明显是一位内心空间非常干净、空旷的分析师,每周有四次,她把这个空间留给我使用。还有的时候,我脑海中的自己是动画片里拟人化的学生兔,背着书包蹦进熊妈妈/熊老师的山洞,期待从这里学到技能。而最近这周,我在某天走进Dr.A的分析室时,看到一只可爱的花栗鼠在我面前跑着。我以为它会沿着往下的楼梯跑到地下室入口,但这只小动物却跳了几下就跑出后院消失了。那时我有个念头闪过:没准儿我就和这只背部有花纹的花栗鼠一样呢。Dr.A仍然是熊妈妈,我在自己的感知里却体型愈发缩小,变成了鼠类,这很有可能提示了我在分析空间内的进一步退行。

精神分析是心与心的一场奇遇,每一位患者都是带着自己的心内之物与分析师相遇,而分析师回馈以自己身上和人格里已经被治疗过的、健康且有生命力的部分。在病人能以言语清晰地表达自己感觉到了什么、想要什么、自己的爱恨和冲突之前,分析师在相当程度上都是通过来访者的象征化沟通来了解对方的。分析师听到的是病人的言辞,却需要默默地将这些言语翻译为对方内心世界里的重重影像和细语中的呼喊:我爱……,我恨……。就像Dr.A,她温柔地接下了我赋予她的熊妈妈角色,开始在一个冬暖夏凉的山洞里认真抚养一只小灰兔,不,现在是一只带着棕色花纹的轻快的小鼠了……

李沁云

2022年9月10日写于器堂楼上

“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浅谈临床工作中的阐释问题

我们的心灵内部也如此景,亦真亦幻。照片摄于2021年10月

         作为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阐释(interpretation)也可以叫“诠释”或“解释”,在临床工作中指的是分析师将对患者想法、感受或处境的看法和理解分享给对方,以期帮助病人增加其对自身困境的认识并增长患者的自省力以及对他人和世界的觉察能力(亦即推动病人的心灵成长与成熟)。传统的精神分析工作里有一种说法,认为病人的症状会被 “interpreted away”,也就是说,被分析师为来访者提供的诠释给“解释走了”(该说法被更为当代甚至后现代的、重视客体关系或主体间性的临床流派所挑战,在此先略去不谈)。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爽利,做起来却可能令咨访双方都十分困惑,是临床新手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去边实践边学习才能掌握的。阐释的做与不做、怎么做、什么时间点做,个个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案例去深究的大问题,并非区区一篇文章能够解答。我这里仅就个人近几年在工作和被分析过程中的体验谈一点浅显的看法,期待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和讨论。

        最近与督导聊天,我抱怨对面办公室的同事虽然都认识我一年了,每次见我却仍然眼不错珠地紧盯着我的眼睛,“给人感觉像一个偏执症患者,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吗?”我的看法是,做一个心灵领域的临床工作者,看上去越普通、越正常、越让别人感觉受欢迎越好,有利于使他人信任我们;故有此问。白胡子督导笑道:“据我观察,我们这行会吸引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进来从业,你说的这种人,我也见过不少。”督导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告诉办公楼里的同事,我是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分析师候选人,“非精分流派的从业者大多会对我们感到恐惧,你说了你的训练背景,他们对你的态度往往会有很大的转折,”白胡老师说。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几年前我就有过亲身体会。

         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心理治疗师里也有很多人对精神分析抱着不理解甚至拒斥的态度,而且我认为,他们拒斥的原因也与通常大家的原因没什么不同,往往是出于对自身无意识幻想和欲望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意识层面未必是害怕的感觉,反而常常反映为对精神分析流派及其从业者的攻击。几年前我未出茅庐、在一家社区诊所工作的时候,某位比我年长的同事在一周例会上讲解她手头的一个个案。那是美国国内大选前的一年,同事不满于她的病人喜欢在面谈时谈论政治话题,忿忿地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话,不让病人谈这个话题吧,好像也不行。”然后很突然地,她把目光转向我,说:“要不我把这个患者转介给你吧,反正你是shrink,你能够就坐那儿不发一言地听着。”同事的突然提及令我感觉受到了“突袭”。首先,shrink在美国文化中是对精神分析师及精神科大夫的蔑称,在当时诊所的环境里,大家只是知道我做心理动力方向的治疗,我本人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分析师,这位同事的话语显示,她联想得有点远。其次,刚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诊所的病人确实有许多都来来走走,没有留下来与我开展长期的治疗,我从病人嘴里直接听到或从督导那里辗转听来的抱怨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同事满含偏见的话的确触及了我的一个痛点。那么精神分析师,或者动力学流派的从业者们,真的是干坐着不说话吗?临床工作中的做阐释和沉默、提出诠释的时机与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在试图厘清上述问题以前,必须先在我的讨论中排除一种可能性:患者的病理使得他们“听不见”治疗师的话语。我在诊所工作期间,接待的基本上都是带着多种诊断标签的病人,其中不乏重性精神病和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他们混乱、原始的客体关系水平(object-relatedness)常会妨碍他们把其他人的话“听进去”。在这类病人的心灵中,尚未发展出一个“客体领域”(object field),所以他们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感,也因而分不清什么在内、什么在外。例如,偏执的妄想症病人把源自自身的攻击性体验为来自外部,于是他们会真实地感觉到有人要来加害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但“听不见”我说什么,也同样“听不见”别人的话,或是会把听到的话解读为恶意。严重病理的患者对于治疗师“不说话”的指责很可能是他们的精神症状,而且与他们工作时,确确实实没法使用“做阐释”的干预手段,得先极有耐心地协助他们建立起心灵当中的客体领域才行。

         我在诊所的工作尽管特别艰难,可仍有少数病人是位于神经症至轻度边缘水平的谱系,那么当这部分患者抱怨我“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曾经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因为在我自己的感知中,我不但从未“一句话也不说”,反而相比于老师们和我自己的分析师,我每常需要反省是否自己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还是说得太多了。幸运的是随着工作经验和个人体验时数的不断增加,我好像初步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当一个临床治疗师不能向病人传达切中肯綮的诠释,那么她说出的话就很难在来访者的脑中和心里留下印记。我过去几年学习的流派是靠与精神分裂患者工作发展起来的,故而尤其强调分析师容受和理解病人情绪的功能,却弱化了对做阐释能力的培养。当我阅读这一理论、在课堂上听讲以及面对退行严重的病人时,我深深感到这个理论取向的合理性。然而当我自己独立开业去接诊一个个患者时,以及持续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进行个人分析时,我逐渐意识到,我自己以及我日常面对的许多患者都并不带有极端的精神病理,这时候就触到了原有理论的短板。

         对这一现象认识的突破口是我在原来学校的个人分析。去年秋天,我脑中突然蹦出了这个问题:既然不管我们说或不说什么、做或不做什么,患者的悲欢以及关系模式都将在咨询室内展开,那么是不是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分析师坐在那儿倾听病人的讲述;如果我们把一条狗放在咨询室里充当分析师的角色,是否也是可行的?督导听后肯定了我想法的前半部,却针对后一个问题说:“狗当不了分析师,因为它们没法被来访者唤起情绪而产生来访者需要它们在那时那刻所产生的感受。”当时我很认同督导一针见血、针对分析师客体功能的回答,然而我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Dr. H结束工作的阶段才意识到,我的前述问题并不来自于我作为治疗师的临床观察,而是我身为病人对Dr. H的负面体验。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为这段训练分析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那时我问分析师为什么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对我的正负移情予以诠释,甚至她几乎没有对我做过任何阐释性的工作,包括从未释梦、在我讲述自己的幻想和我的写作(——也是白日梦之一种)时从未提出探索性的问题以使对话继续深入。Dr. H的解释是,她认为我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人,我会慢慢自己对自己的问题给出所有的阐释。如此回答并未让我满意,但继续问下去我也没能得到更有意义的答案,因为她直白地说:“我脑海里当时没有呈现任何诠释。”对于我这样一个明显并非精神病性病人的来访者,Dr. H采取了与治疗精神分裂患者时相同的重容受、不阐释的方法,我猜测这是因为她不会别的方法——她也是在原学校的培训体系中训练出来的。而也是在那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我理智上很清楚Dr. H在与我的130次对谈中说了不少话——比如说,我在诊所看诊期间受挫时,她对我的工作给过好多建议——绝对不是一言不发地沉默,但在我的感觉层面上,她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过。这个认识令我受到震动,并使我开始进一步反思过去的某些病人对于我“不说话”的评语。我思考的结论是,Dr. H虽然并没有沉默,但她说的话主要意在表达对我的倾听和支持,这其中缺乏真正有力量的诠释性的话语,故而她与我的工作只能令我感觉获得了支持性的帮助,却没有发展出更多的领悟力和自省能力。这一定也是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所以,既然对Dr. H的负面移情产生后我不由自主地觉得“旁边坐一条狗也行”,与此类似,过去那些痛诉我“一句话也不说”后离开了的病人,或许也可能私下里疑惑过:“不说话”的治疗师与一条狗有什么差别呢?

         不向病人做阐释与分析师头脑中没有形成阐释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以前学习的现代分析流派,从理论上讲是要求分析师有能力形成阐释同时也有能力将其只留在自己脑中,并在持续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因为退行严重的患者一般都不可能接纳以言语做诠释的干预方法。不过很可惜,在理论和方法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导致了今天该流派训练中弱化阐释能力的倾向。在那所学校受训的最后一年,我带着惊惧的感觉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不敢”跟病人说任何带有诠释意味的话了,仿佛他们的ego全部极为脆弱,我不管说什么、怎么说都会被对方体验为受到攻击。去年春天我怀着巨大的困惑向督导痛陈这一事实。白胡子督导虽然也来自那个流派,却是坚定的老弗爷原典追随者,也是头脑非常灵活、开放的资深分析师,能拥有他作为老师是我特别幸运的地方。他用深刻的理解化解了我的不安,说:“你的感觉没错,我听不止一个学生这般抱怨过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目前训练学生时的一个大问题,而其实几十年前我在这儿学习时并不是这样的。”督导接着告诉我:“要知道,虽然我们的流派并不把阐释作为工作中的重点能力来培养,对病人给出诠释实质上仍然是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内容。提出阐释的临床过程就像是为一个发育期的婴孩提供固体食物(solid food,我们中文语境里一般叫“辅食”)——奶汁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得被喂食固体食物才能健康地成长。”白胡老师的比喻十分形象,我一下子明白:恰到好处的诠释性话语就是给患者的心灵发育和成长提供必要的营养。正如婴儿长到六七个月之后,母亲乳汁里的钙和其他微量元素就无法再跟上他们身体长大的需要,当一个病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度过了需要体验到理解和支持的最初阶段之后,也同样需要接收到富含心灵成长养料的阐释性内容。

        与这位督导工作的过去两年间,事实上他一直在孜孜不倦、一句一句地教我如何与患者对话并时常鼓励我“放大胆量就照这个去说”。遗憾的是,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头一年多,也就是我仍在过去的学校学习期间,尽管我的大脑非常认同他讲的“大胆去说”,我的心灵却难以站到那个位置,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常常难于把我的已经经过督导肯定的诠释对病人说出口。这个现象一直到年初我与Dr. H结案、去了新的训练分析师那里才开始发生了明显改善。Dr. A是老派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做阐释是她的长项。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在个人分析中经历了被给出阐释的真实过程,我终于能带着信心对自己的病人适时提出对他们的梦、症状、情绪及行为模式等等的解释了。这充分说明个人体验对临床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应排在上课学习和督导之前,因为我们不可能将我们自己从没经验过的东西行得出来。受益于督导的反复提醒和Dr. A的 “言传身教”,半年以来,我与好几位长程来访者的工作有了很大程度的推进,患者与我都体会到成长的喜悦和畅快。

        受训不足的新手分析师确实常犯过早阐释和过度阐释的问题,但矫枉不须过正。而且即使面对ego功能较为破碎、虚弱的病人,也不应当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完全不“喂食”诠释。用督导的话来说:“一点东西都不喂,病人会饿得慌,所以你多多少少是要给一点,尤其在他们以象征化的沟通方式对你发出心灵饥饿的信号时。”听到这句话,我就明白了与Dr. H工作的几年间,自己像一个饥饿的婴儿,虽然承担了“母亲”角色的分析师会软语安慰并喂一些乳汁,但这个婴孩所期盼的固体食物一直没有来。而那些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的患者们,也是在通过这样的负面表达来对我“哭嚎”:“饿啊妈妈,我不想喝奶,我要米糊!”

        上述文字大致回答了我在目前阶段对于做不做阐释这一临床问题的回答,接下来再简单说一下我对如何给出诠释的看法。首先必须考虑来访者对诠释内容的接受能力,这涉及到对他们的自我功能(ego strength)、领悟力和自省力的评估。在与Dr. A的工作过程中我观察到,尽管她也常常会使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I wonder…)这类句式来传递她的想法,总体上她对我给出阐释的方式是较为直接的。我很喜欢她的直接,因为我一向厌烦别人说话拐弯抹角或矫饰文辞。对我自己的病人,在白胡子督导的训练下,只有当我确信自己解释的正确性也判断患者需要听到直接传达的力度时(比如,患者可能在某一时期需要将我体验为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或患者正在经历“破坏治疗的阻抗”),我才会以陈述句甩出我的结论。其他大多数时候,我会以问题的形式来“包裹”我的诠释,例如,“你有没有觉得……”,“是否存在这个可能性……”,“我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你听一下我说的是否准确……”,等等。据白胡老师告诉我,这样做的好处是软化了我们的语言,一方面病人不会觉得被分析师的结论性话语所“侵犯”;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个反驳我们的机会,万一我所使用的词语并不完全精确而来访者想用他们自己语言体系里的词呢,对吧?另外也有时,患者否定我提供的解释并不是因为这个解释不准确,而是由于受其防御方式所限,他们暂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某些说法。我很欣赏督导老师在这种时刻的态度,他曾一遍遍对我谆谆教诲:“哪怕病人一时接受不了,假如你确信你对他们的判断是在正确的方向,你就应以缓和的方式传达你对他们的理解(这里说的是暂时令病人的ego感觉逆反的内容,亦即ego-dystonic content),多重复几次,每次给他们造成一些提醒,慢慢地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才会发生改变。”

        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阐释,意在增加患者的觉察力、自知力和自省能力,它并不是一种语言游戏,更不是分析师随意说出口的“聊天”之语。然而它同样不单纯是一个心智训练,而是要在帮助病人情感触角持续发育的过程中增加其ego当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觉知功能。因此,过于“智识化”的诠释内容未必是理想的“营养辅食”,带着分析师本人旺盛生命力及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饱含对来访者深度理解的诠释性话语才能获得良好效果。也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底线是尊重和爱。怀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必然不会对一个带有自恋特征的病人直筒筒地说“你是自恋人格”(——这属于“侵略性”极强的不恰当阐释),而是要在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甚至年复一年的对谈中启发和帮助对方去思考并谈论其有时极度自信、有时又忍不住看轻自己的情绪体验模式。来到我办公室进行精神分析式治疗的患者,已然下决心要克服对探索潜意识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心灵前路的踌躇,我把他们和我自己都看作精神之路上的孜孜求索者,我是他们在与我重合的一段又一段探索性的人生道路上的旅伴。

李沁云

2022年7月16~17日写于器堂楼上

从这个梦中醒来后,她长大了——对《千与千寻》的精神分析解读

《千与千寻》日文版海报

(下文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几年前我为当时学校的一门“梦与象征化沟通”课程所写的期末论文翻译而来。)

         这篇文章试图依据弗洛伊德对“梦的工作”(dream work)的理论建构及其“释梦”方法来对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在2001年推出的《千与千寻》这个视觉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细读。过去几个月里,我的孩子们(十岁的女孩和四岁半的男孩)对这部电影十分着迷,一直在反复观看。我也因而有机会在家务劳作的间隙与孩子们一同欣赏了这部影片。尽管我的观看一点也不连贯,而且是在花掉了许多天之后才得以看完整部片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很快地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文本,它的丰富性使它能够既让孩子入迷、也吸引了众多成年粉丝。《千与千寻》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岁的女孩千寻坐在汽车里和父母搬去新家所在地。他们在一个带有神秘气息、荒无人声的小镇停了车。虽然千寻最初并不想在此处逗留或探索,父母却被一个摆满熟食的空荡荡的饭馆里的香气馋到了。当妈妈和爸爸相继落座享用免费食物时,千寻继续在小镇里游荡并遇到了一个名叫Haku的年轻男孩子,神奇的是,Haku有时会变身成为一条龙。他告诫千寻她应该立即离开,因为这里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千寻感到害怕,她返回街市上的饭店去找她的父母,却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仍在贪婪地饕餮着食物的两头猪。为了救出爸爸妈妈,千寻进入了一个被女巫“汤婆婆”所统治的魔幻的幽灵世界。她与汤婆婆签了合同,同意在一个接待动物幽灵和妖怪的浴室里工作,作为汤婆婆把她的父母变回人形的条件。在浴室工作期间,千寻从Haku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在浴室里,她先后接待了两位神秘的顾客。第一位是一个河神,它在浴室里源源不断地呕吐出了人类扔进河里的现代化、电气化生活垃圾。第二位神秘客人是一个没有脸的黑身妖怪,它戴着一张白色的面具作为自己的脸。这位“无脸”一边洗浴,一边饥不可待地吞下了大量的食物。千寻帮助了这两位顾客,后来她也帮Haku想起了自己在为汤婆婆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忘记的真名:Kohaku河。当Haku回忆起他自己实际上是Kohaku的河神,汤婆婆在他身上施过的法术就消失了,接着,他帮助千寻与汤婆婆斗智斗勇。千寻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汤婆婆的孪生姐姐钱婆婆的帮助。最终,她的父母被从猪圈里放了出来。千寻与Haku道别之后,按照他的指示走过了一条黑暗的通道,再见到阳光的时候,她也看见了已经重回人形的爸爸妈妈。父母完全不记得在汤婆婆的魔法世界里发生的人和事,他们催着千寻赶快上车。然后他们一家又上路了。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首先会将千寻神奇的、梦魇般的经历作为一个做梦的过程来分析,并将千寻梦一般的经历解读为在她的人生发展阶段她所面临的必要的“成长任务”(maturational task)。之后我会探讨这部电影本身作为一个梦对于观众的含义,以及我本人作为一个观众是如何在对我有意义的方向上为这部电影建构意义。

成长过程作为一个梦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中可以看出我的孩子们为什么总在观看这部令人着迷的电影时,时而骇然,时而激动。然而当我们仔细地检视这部影片,便能发现千寻的奇遇跟做梦的体验十分相像,而且这样的一个梦包含了主人公这个十岁小女孩的无意识冲突及愿望。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向观众暗示了千寻的历险其实是一个梦。初次来到汤婆婆的魔法世界时,千寻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渐渐地变得看不到了。她感到害怕并提醒自己“这一定是个梦”。影片结尾处,父亲和母亲全都想不起来在搬家途中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亦提示我们,千寻的奇妙经历有可能是一个梦或白日梦。

         千寻梦境般的奇遇带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的工作”四大基本特征中的三个特征:象征/表现化(representativeness),转移作用(displacement),以及压缩化(condensation)(——“梦的工作”的另一个特征是“二级加工”[secondary revision])(Perelberg, 2000)。本片最明显的梦的特征,我认为,是将千寻父母的贪婪性格在一个令人感到视觉上震惊的场面中表现出来:妈妈和爸爸浑然不觉自己已变成了猪,仍在呼哧呼哧地狼吞虎咽。转移作用是千寻故事里的另一工作机制。在与汤婆婆签订合同时,汤婆婆拿走了千寻的姓氏以及她名字里的一个字,于是“荻野千寻”变成了“千”。汤婆婆也对Haku做过同样的事,可能对她手下的所有幽怪工人,她都是这么做的。作为人们名字的能指,名字是身份的同义词;这个故事里,名字代替了身份,此为梦的转移机制。在千寻的历险中,她一面努力不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一面帮助Haku记起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梦亦是关于对个体身份的找寻。

        “梦的工作”的压缩化的特点在千寻的遭遇中稍显隐匿但仍然留下了一些痕迹。父母变成猪后,千寻初涉魔法世界,这时Haku告诉她,她应该让汤婆婆给她一份工作,因为假如不工作的话,她就将变为一个动物精怪。因此这里有这样一句潜台词: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成其为人。我的观点是,汤婆婆的浴室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两个神秘客人之中,“无脸”的出现给了观众一点线索,使我们能够明白它象征了现代人通常模糊不明的身份感。而第一个客人,那位无法自制地不停呕吐的河神,它吐出来的家具、装饰品以及家用电器等等,提醒了我们现代化历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因此汤婆婆的浴室是成人现代世界的一个浓缩化了的存在形式。然而,仅有十岁的千寻却为了自己的父母而不得不被迫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她必须快速长大,可是她也对成人世界的复杂性感到忧惧和困惑。

         我的上述分析表明,千寻梦的主题是成长。根据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1963)所定义的人生中的八个心理-社会性发展阶段,千寻此时的成长任务包括建立对自我和身份的意识。幸运的是,千寻通过做这个复杂的梦,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尽管最初,她对于长大是抗拒的。千寻一开始非常坚决地拒绝进入荒镇,很快又不断地催着父母赶快离开;对于展开这个梦的拒斥,完全可以阐释为她对长大的抗拒。但是最终,千寻需要长大,因为在这个梦里,她得保护变成猪的爸爸妈妈,以免他们被汤婆婆及其浴室的客人吃掉(汤婆婆和她的浴室显然象征了资本主义凶残的力量和规则),还得帮他们重新恢复人形。在影片展示的梦一般的奇遇中,这就是千寻必须长大的理由。可是影片结尾当千寻与父母再次坐上小汽车驶往新家时,爸爸问她:“你是不是还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变化:比如新家、新学校?”正如我们所见,千寻对于新环境的忧惧事实上可能是她需要成长、需要开始一个寻求身份的人生旅程的原因:她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个孩子没有别的选项。千寻的害怕也造成了她的梦般历险中的一个核心冲突,这个冲突是以抗拒长大的形式出现的。

《千与千寻》剧照:千寻和“无脸”踏上寻找钱婆婆的路,车上的乘客亦是面目模糊、身份不明的现代人。列车上的这一幕令我想起朴赞郁《老男孩》中女孩变为巨型蚂蚁的地铁情节。二者都蕴含了对当代生活的批判。

        电影的其他一些方面也足以佐证千寻的奇遇是一个梦。首先,正如弗洛伊德(1933)认为梦通过视觉符号表达做梦者的潜隐想法,在《千与千寻》中,千寻的内在挣扎被表现为一个栩栩如生且戏剧化的故事。整部电影都带着成长的需要和对长大的拒绝之间的张力。起初,千寻是出于一种她难于形容的强烈的恐惧感而不愿进入(紧接着是不愿留在)路途中的荒镇。这个恐惧感对应了千寻对于她和父母所要搬入的那个新环境的焦虑。之后在影片中,长大对千寻又意味着她得离开Haku,她人生中的初恋。尽管有着种种挣扎,千寻最终完成了她的成长任务:她身上的生命力赢了。根据弗洛伊德(1917)论述梦的象征意义时所说,人们在梦中所见之水往往代表了羊水;那么汤婆婆的魔法世界周遭的海水以及她浴室内常在的巨量的水很可能都意味着千寻的历险记带有重生/成长的含义。其次,千寻梦般的经历包含了不止一个“无意识愿望“(unconscious wishes)(详见弗洛伊德,1900)。这其中有千寻希望自己(贪婪的?)父母消失(这样她即可感到独立)的愿望,也有她在一个新的、未知的、可怕的世界中存活下来的愿望,并且尚有一个愿望是找到一个除父母之外的新的“爱的客体”(love object)。所有这些愿望都以被修改/扭曲了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全部在千寻的故事当中得到了实现。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满愿”(wish-fulfillment)功能。

         《千与千寻》中小主人公的历险对她是一场噩梦,对任何儿童也都会是一个噩梦。但为什么千寻这个小女孩需要通过一段噩梦般的遭遇来长大?这个梦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极其有可能造成创伤,并且影片似乎向观众暗示千寻的确经验到了“成长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 van der Kolk, 2005)。透过成长创伤的棱镜来看待这个电影故事,不难解释为何千寻的父母完全不记得他们变成猪期间的任何事:爸爸妈妈对噩梦的无法追忆,或许说明了他们对自己作为“不完美的父母”是缺乏认识的。不是吗,有几个在孩子身上造成成长创伤的父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孩子身心的影响呢?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当中,我将继续讨论成长创伤的话题。

《千与千寻》剧照:千寻与Haku分别的时刻

观者与千寻之梦的关系

         我很想谈一谈含藏在上述对千寻之梦的个人化解读中的我与这个梦之间的关系。这学期在这门课上,我们不断地讨论在试图理解和诠释一个梦的过程中对梦之含义的建构,我们的学习也涉及了“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理解梦的一种方式是如何为这种建构提供了语境(Movahedi, 2012)。前文当中我对这个电影文本所作的精神分析式阐发,可以说是我本人的自由联想,或者按照Berman(1998)所述,是我对千寻之梦所产生的移情。而且我能从中看出长大和成长创伤的主题来,这绝非一个偶然的发现。

         《千与千寻》里的历险之梦,影片的创作者宫崎骏(身兼编剧和导演两职)为电影所赋予的含义,以及观众感受到和创造出来的意义,共同构成了星群般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意义宇宙。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本身的梦般或催眠般的性质(Berman, 1998)不仅存在于观众的体验里,也适用于创作者将其奇思妙想实施出来的过程,尤其因为《千与千寻》是一部以宫崎骏的手绘图像为视觉蓝本的电影,它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来自于宫崎骏本人的想象。影片中亦有并非来自想象的人物形象:千寻一家三口都有真人作为卡通形象的原型。在关于本片的纪录片中,宫崎骏透露道,千寻的外形来自于他邻居家中的十岁小女孩。因此这个真实的小邻居是宫崎骏的梦之工作的“白日残余”(day residue; Langs, 1971)。而这部电影则是宫崎骏对他自己产生的一段幻想或一个梦的讲述,它既是一个“显性梦”(manifest dream; Pulver & Renik, 1984),也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叙事。与此同时,这部电影——或更确切地说,这部电影种所包含的梦——对我这个观众造成了“回忆残余”(recall residue; Langs, 1971)的效果,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次梦样的经历。

         2017年的某个秋日,我在附近的室内泳池游泳,一边游一边产生着一些散漫的思绪。当时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动禅”(moving meditation)的状态并经历了某种“顿悟”。游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人的一生中,一定存在着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

1)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父母并非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时;

2) 当一个人发现他/她无法与自己的“真爱”在一起时(“真爱”通常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这个客体到底是谁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

3) 当一个人觉察到他/她似乎永远不能变成他/她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时。

我还意识到,这三个创伤性的时刻分别对应了早期客体关系、(狭义上的)亲密关系,以及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而上述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时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梦样的经历。观看《千与千寻》的时候,泳池中的那个时刻清晰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使我得以看到:千寻的噩梦始于目睹她父母的贪婪,亦即他们的不完美之处。这对千寻一定是创伤性的,它也是我们的小主人公在影片中经历的第一个创伤。不久以后她便经历了第二个创伤,那是当她必须与留在精怪世界中的Haku道别的时刻。这也是我在上面提及的第二个普遍性创伤,因为在东亚文化中,一个人的初恋经常是非常重要的也常常被认为是他们的“真爱”,尽管这种感知与所谓的“客观事实”不一定有关。这是我从中日韩三国的影视文化中得到的一个一般印象。对千寻来说,第二个创伤发生在她从梦中“醒来”的时刻。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及,因为“醒来”意味着千寻现在对于在新环境中和她的父母一起展开新生活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刻也同时表明,千寻已经处理好了人生中的前两个创伤,她将要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并将面对第三个普遍性创伤(或者可以说,“长大”过程中必经的第三个挑战)了:如何成为她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对千寻、对这部电影的观众、也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可能是将持续一生的成长历程。因此,千寻及父母在影片开场和最后一个镜头中驶于其间的那条路是极富含义的:它不止是一条路,它象征了我们的人生。

         如上所述,我把千寻的故事看作现代性语境下的一则成长寓言。正是这个现代性语境推动了十岁的千寻去面对找到一个身份的人生挑战,因为在埃里克森 (Erikson,1963)原本的定义中,这个具体的成长任务是在十二岁左右才开始发生。作为一个住在当代日本的早熟的孩子,千寻在十岁上已经面临了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应接不暇的创伤性体验,例如拯救她的父母——意味着在心中放弃她所抱持的父母的理想形象——以及与初恋分别。对于千寻,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都以一种浓缩且加速的形式作为梦而发生。在影片中,我开心地看到千寻这个小女孩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人生挑战。和我的孩子们相比,我应该是从《千与千寻》中获得了稍有不同的东西,可是我确信,这部作品里最打动我和我的孩子们以及世界各地观众的,是它的成长主题和宫崎骏以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呈现的梦般历险。

         这部电影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与它的关系尚未完结,在我继续我自己的人格成长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一定还会被创造出来。对于我或其他任何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意义自然是发源于一个关系矩阵。这个矩阵中细密交织着的关系不仅包括该电影作品、影片/梦的创造者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观者的客体关系、亲密关系,以及与自我的关系。

李沁云

2020年1月初写于器堂楼上

参考资料:

Berman, E. (1998). The film viewer: From dreamer to dream interpreter. Psychoanal. Inq., 18: 193-206.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Freud, S. (1900). The psychology of the dream process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pp. 547-660). New York, NY: Avon Books (1998). 

Freud, S. (1917). Symbolism in dreams. In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15: 149-169. 

Freud, S. (1933). Lecture XXIX: Revision of the theory of dreams. In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p. 8-37). New York, NY: Norton (1965).

Langs, R. (1971). Day residues, recall residues, and dreams: reality and psych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9:499-523. 

Movahedi, S. (2012).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reported dreams and the problem of double hermeneutics in clin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8(2), Article M12. 

Perelberg, R. J. (2000). Introduction. In Dreaming and Thinking (pp. 7-19).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Pulver, S. E. & Renik, O. (1984). The clinical use of the manifest dream.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2:157-162. 

van der Kolk, B. (2005). 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 Psychiatric Annals35(5):401-408. 

“没你不行,有了你怎么才能行”——高频精神分析还有必要吗?

 

夏日泛舟于瓦尔登湖,驶向湖水的未知处

        尽管精神分析是公认探索人类心灵最深刻的工具,也是我找到的能把我对文学、历史、社会和人心的兴趣全部结合在一起的奥妙无穷的一整套世界观以及理解人与生活的方式,但当我想要写出自己在病人的位置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体验时,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精神分析——尤其是带有古典色彩的高频次精神分析——在我们所身处的快节奏当代社会中其实是位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这就是标题里的“才”“还”二字所显示的我的无奈:好像一旦谈论精神分析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得不采取一个防卫的姿态,就一定会跟认为它已经“没落了”、它是“离经叛道”的那个声音进行对话。

         好在任何的“姿态”和质疑都没有关系,只要还能够表达,就有把事情思辨至明的可能性,这类似于在精神分析实践当中,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过程本身。而且即使我本人作为从业者、哪怕我之前的好几年都在一所精神分析学校里学习,我自己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一周多次面谈的高频精神分析感到不理解,大众的困惑亦可想而知。

         老弗爷初创谈话治疗时,每周与同一个病人会谈六天。这一标准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有所调整,目前行业里一般认为,病人一周与分析师见面四次或四次以上的治疗模式是尚在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内的。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一周六次的频率了,在美国,接受经典精分的病人一周最多面谈四至五次,以四次居多。过去我所在的训练机构告诉我们:只要临床工作是围绕着对移情(transference)和阻抗(resistance)的处理来展开的,便可被称为精神分析,而会谈频率并不是定义精神分析的因素。甚至在那个临床流派里,由于把改良后的精神分析方法应用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具有严重人格障碍的病人,分析师会提供低至隔周一次的会谈频率,以避免对“自我”(ego)功能极其脆弱的患者造成“被入侵感”(intrusion)和“被淹没感”(overwhelmness)。那时对我们这些受训者的要求也一样,每周见一次训练分析师即可,我还曾庆幸地想:幸好我的学校不要求高频分析,不然我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钱来只用在这一件事上呢!

         关于一周面谈几次才能被叫作是精神分析,在领域内部也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并不是我今天想表达的重点。不过相对传统、老派的机构(以IPA为代表)和分析师们普遍支持高频会谈的合理性。况且他们觉得,后来也有“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s)和“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这样的概念发展出来去概述低频会谈的性质。那么每周见分析师一两次和四五次,这个区别会导致疗效的差异吗?区别到底在哪里?在这个话题上,我的大学心理系师兄、北大副教授钟杰曾经在知乎写过一篇回答,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他认为一周见一两次只能算作心理动力学治疗,而每周三次和每周四次之间,大约也存在着质的不同: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不承认[一周三次的躺椅分析]是“精神分析”。看上去是治疗频率仅仅差了一次每周,但IPA很看重这个。我问过一位德国老师,他的回答是:“一周四次意味着患者一周内可以两天连着过来见分析师,而一周三次则可能不会。” 因此,我的观点是:患者如果是一周三次的,我也建议他们不要隔天来,至少有两次是连着两天来接受分析,利于疗效。(钟杰师兄的文章在此可见。)

为什么一星期里至少有连续的两天进行面谈会利于疗效呢?起初我也不甚明白,但是当今年我有了高频治疗的亲身体验后,或许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

         今年初我为了申请IPA在本地分支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资格,而找到了新的训练分析师Dr. A。按照约定,我们最初是以每周两次的频率见面,当我们处理好各自的日程安排后,就立刻开始了一周四次的工作。我本人也是临床工作者,虽然我并非工作狂、在做个案之余给自己安排了充分的休息时间,但由于日程方面总会涉及我自己的病人和Dr. A已有的病人以及她的其他工作(我的分析师除了见病人以外,也督导后辈同行的工作并在IPA承担行政职务),因此与Dr. A协调出一个适合我们双方的时间表并非易事,颇花了一些心力。

         Dr. A的分析室就在她家里,而我们一星期的四次见面并不是安排在相同的时间。现在我每周一到周四都会在自己工作的间歇开车卡着点冲到分析师家的后院,再快速跑进她的办公区域,然后发现听到我脚步声的她已经站在分析室门口微笑着等我了。我把自己放倒在Dr. A工作间里那张巴塞罗那躺椅上,一霎间涌上来的放松感令我强烈地察觉分析时间与生活中其他时段的不同。往往我会对分析师感叹:“能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躺下来聊天,真是太好了啊!”频繁的会谈安排甚至使我觉得,最近这阵子我似乎只做了两件事:我不是在跟分析师谈话,就是在去跟分析师谈话的路上。在匆匆赶往会谈的路途中,有时我想到,我对于精神分析的热情已经到了“没你不行”的地步,可是把接受精神分析纳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又“怎么才能行”呢?

         高频分析最显著的优点,或许是会谈的连续性。我想钟杰师兄在上述文章里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今天被人们所目为“标准”的每周一次的治疗频率,事实上不是从疗效出发而固定下来的行规,而是最低疗效与保险公司的最大经济效益这两者的相交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保险行业染指心理治疗领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一种通常做法(这是美国的情况,其他国家我不太了解),保险公司基本上不会为病人支付多于每周一次的治疗费用。可是想想看,一星期的时间有将近170小时,一小时的治疗时间与170小时的总量相比真的微小之极。在心理治疗领域,普遍认为患者每周过来接受治疗意味着他们留出了这段时间来面对自我以及自己面临的人生问题,而来访者离开治疗师的办公室后,就将立即被日常生活所裹挟。我自己的临床工作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患者先花一部分时间通过谈论过去一周的生活来“预热”与我的谈话,然后他们才会转而谈论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这时可能只剩下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了,通常是不可能抵达任何更深入的地方的,对潜意识的探索更是被压缩到近乎为零(精神分析一般来说是通过讨论梦、幻想和口误来发掘潜意识)。接着下一周呢?还会是这个流程,只不过与我熟悉起来之后,有的病人不需要太多“预热”、能较快地进入主题,而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不习惯谈话的焦点集中于自己,或是拒绝与我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也即拒斥对我产生移情)则一直会需要花相当一部分时间重复地论说生活最表层的东西。对于后者,我会把它作为患者对于谈论内心世界或真实情绪的阻抗来处理,并且是针对具体情况去处理具体的阻抗。然而这样的阻抗,有多少内容是170:1的比例悬殊的治疗外时间对治疗时间的包裹和压制所造成的呢?

        我个人的体验是,一星期四次的高频分析里,只有周末时连着三天见不到分析师,使我与Dr. A谈话的延续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因此,每周二三四这三天,我们的对话几乎毫无铺垫,我会直接接上前一天的话题。而且每周四小时的谈话时长也保证了会谈的深度性。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哪怕与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很难有一星期四小时的交流时间。就说被我视作“灵魂伴侣”的丈夫吧,我们每天忙于各自的工作,虽然很喜欢互相沟通,说的最多的话却全是关于孩子和家务琐事,真正想聊的话题,都得挑孩子不在家里吵闹时见缝插针地说。

        有一回我给Dr. A讲我作为佛教徒的日课,说起念佛、诵经等事。我又联想到圣严师父教导世人的“四它”原则,想要跟分析师谈一谈我所看到的精神分析实践与佛教修行之间的相通之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四它”原则的第二步是什么了。开车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我才想起原来是“接受它”,并意识到我的遗忘是一种症状:“接受”对我仍然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于是第二天我就从我的这个认识开始讲起,并和分析师一起澄清了“接受”的含义。假如我需要隔一周才能再见到Dr. A的话,那么我未必能再抓取到“接受对我是艰难的事,所以我上次谈话时忘了‘四它’原则里的这一步”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而这个对我本人很重要的人生哲学议题,则可能要再过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在面谈中再度浮现出来了。

         由于谈话频率高且会谈时间多大多能花在“刀刃”上,我感觉高频分析比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一周一次的训练分析推进得要快。我念社工专业时曾碰到一位很好的认知行为取向的老师Dr. M,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他告诉我他为了了解自己曾做过每周四次的高频精神分析,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而我过去训练机构的某位我很尊敬的督导则做了36年一星期一次(可能中间也有两周一次的频率)的治疗,一直到这位督导的分析师去世为止。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即使是从业者,大多也不会把自我治疗的阵线拖得这么长,但七八年、十几年的治疗时间并不少见;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到不同的分析师那里去修通差异化的问题也是一种办法(例如欧文・亚隆,但由于他每次都是接受深度的个人治疗,所以每一段治疗的时间都在两三年左右)。具体到我自己,因为我必须让自己在精分学会受训的多数时间内都接受个人分析(——不仅是为了修通自己的大部分冲突,也是由于高强度的训练会给候选人造成额外的内心冲击),所以我应该不会在两年半之内就结束与Dr. A的工作,但亦不至于需要七八年。上面的时长对比说明,高频分析的确是频率高,可是不会把时间拖得过久。假如一个人大约是需要300次面谈才能获得相对的心灵自由,那么每周四次比起每周一次会帮这个人节约许多时间。

         经典精神分析的高频设置决定了谈话的深入性,而这个深入性则让分析师可以最大程度地与我“同频共振”,甚至先于我而意识到我尚未意识到的事情。某次Dr. A要去欧洲出差,因而取消了我那个星期四的会谈。于是周三见到她时,我感到有一些话说不出来。我能意识到自己对分析师取消我的面谈有所不满,但她确实有客观理由,因此我觉得自己的不满好像是小题大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种感觉对Dr. A表达了出来。可能是由于分析师即将出发去机场,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填充接下来的时间。我散漫地谈到年幼的儿子“想要的东西不能等”,并举例说:“他有天晚上说想要新的Pokémon book,一定让爸爸马上给买,还说‘我明天就要收到这本书’呢。”Dr. A问我:“明天还想要你的面谈时间,这是不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呢?”后来我又不知为什么,提到在我懒得做饭的时候,会让丈夫去买快餐汉堡回来给全家吃。我说:“我们都很喜欢Shake Shack的汉堡,我尤其喜欢双层堡,双层汉堡里有两块肉饼,特别好吃。”我正在内心暗暗诧异我怎么会提起这么散漫无边的小事时,分析师评论道:“你好像是在告诉我,你希望今天能跟我谈两个小时、把明天的会谈提前补上,这就像你爱吃双层汉堡一样。”精神分析师为患者提供的阐释经常是这样,听起来像“胡扯”但细想却有一定道理。我听到分析师的解读,扑哧笑出了声,既开心于Dr. A能敏锐地捕捉到我的潜意识内容,也很高兴她把她的阐释告诉了我,使我懂得原来人的潜意识聪明得很呢,我说的话看似脱线、无稽,事实上都指向我对分析师取消我的面谈所产生的种种感受和想法。而且Dr. A强大的解读我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的能力也是我在这段新的分析关系中所收获的宝贵的东西,作为我的训练分析师,她的精神分析“手艺”以及她的工作风格都将被我内化到我自己工作的细节当中去。这里也不得不充满遗憾地对比说明一下:这种做解释的能力我在此前每周一次的训练分析中获得到的非常少,一方面由于那时的学校不认为作阐释在(与退行严重的患者的)工作中具有优先性、所以在教学和临床训练中都不十分强调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个人分析的确很难在这方面起到足够的示范作用。

         在社工学院上Dr. M的临床基础课时,他曾经告诉我们,不同取向的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在认知行为治疗当中,治疗师是以患者的老师的面目出现的,而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患者,则最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前面我提到与Dr. A调整出适合我们双方的一周四天面谈时间,花掉了许多心力,事实上主要是分析师花了心力。作为一个极其资深的精神分析家,她照顾了我的工作安排,使我可以把面谈时间有机地放在我的工作日程里而不会影响到我自己与病人的见面。Dr. A令我感到她重视与我的工作、她愿意为我负责,即便我其实根本负担不起她的全额费用;她对我提供了她的最低价(与我自己对本地病人的收费持平),显示出对后辈的关爱。对一位严谨的精神分析师而言,接纳一个病人来进行高频会谈,有点像有爱心的成年人收养了一个小孩子。对患者有所选择是肯定的,因为每周要多次见面,必须得选择个人认为适合的治疗对象,最起码不会接受一个自己觉得厌恶的人。而患者自然也可以对分析师进行选择,这是比被收养的小孩子更具有能动性的一点。所以也许可以说,精神分析治疗的开始之初,是一个人选定了另一人来帮助自己发生一个“再次被养育”的过程,而另一人给予了蕴含着同意与关切的回应。我自己的病人也时常令我觉得他们希望我是他们的“养育者”,这与来访者的年龄无关;有时我甚至能感觉到,某些患者在潜意识里想让我先“怀上”他们然后再把他们“生出来”。

         病人先被分析师“怀上”然后再被“生出来”、重新“养育”一遍(由于精神分析会促发患者的退行,所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过程),这是精神分析——尤其是高频分析性治疗——所携带的古典色彩。我们追求“短平快”的现时代的风格与精神分析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但我有时会有这样的白日幻想:经过患者和分析师的共同努力之后,一个内心自由、感受自由的“新人”在分析室内带着平静的欢乐诞生了。乘着精神上的自由感再次“出生”,这是我对自己作为一个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最终期许,也与对精神分析、对探索自我、对获得自由感兴趣的你们共勉。

李沁云

2022年6月17~18日写于器堂楼上

精神分析有时就像痴人说梦

        上周某天开车上班时顺便在喜马拉雅听了申荷永教授几年前有关梦的讲座录音。他指出弗洛伊德的“伊尔玛打针梦”(Irma’s Injection)以及荣格的“地下室之梦”对于理解这两位前驱人物以及学习梦的阐释的重要性。申教授也顺便提到了记梦的方法:先与潜意识对话,给它这样的信息——“我想开始记住我的梦了”——以获得潜意识的许可;然后在床边摆上笔和一个笔记本,睡醒后立即把梦的内容写下来。欧文・亚隆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中也鼓励咨询师和他们的来访者利用梦作为使谈话能够深入地进行的材料。精神分析和动力学治疗领域的共识是,对梦的利用不但可以丰富面谈时的交谈内容、增进对患者的理解,也会极大地推动潜意识内容浮出水面并可能使治疗关系和治疗本身都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发现了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多数情况下只有睡醒之前刚刚做的梦我能记住,所以如果有梦的话,我会在早上起床后用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把仍记得的梦的情节以非常简略的方式输入到手机的备忘录里(我手机里有一条笔记就叫做“分析梦”)。当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把之前简短的记录在电脑上补充得更加完整,尽量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实在想不起来的内容也就算了。电脑上的版本我接着会打印出来贴在我记录自己的精神分析过程的笔记本上,与分析师讨论这个梦之后,我则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我们双方关于这个梦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一来,对梦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重的阐释:我第一次的记录是一重,面对电脑补充细节时是第二次阐发,而等到与分析师见面的时候,我的又一次回忆是第三重解析,分析师关于梦境对我的提问和给我的回应就已是附着在这个梦之文本上的第四层意义了。而且即便到了这一步,梦缓慢展开其意义的过程也还没结束。为了最大程度地从“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中学习精神分析这门技艺,我在每一次面谈后都手写大致的记录。所以我的手记是对同一个梦的第五次阐发。不仅如此,梦的内容还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甚至很长时间之后看似偶然地出现在我脑中,这时往往又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点。

        这么说来,对梦的探索和阐释是没有穷尽的,也难怪老弗爷本人就为他自己的“伊尔玛打针梦”提供了十几种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处于入睡状态时,“自我”的调解者功能会处于松弛状态,而此时大脑却可能仍然活跃,为我们制造出种种梦幻。从这个角度看,梦是潜意识送给我们的礼物,使人能够一瞥那些常常被日常事物一层层地包裹起来的心灵表达。梦当然是一种表达,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它们往往是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的想象和表达。

        这里不妨谈一谈我最近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上个月由于母亲节的关系,附近的艺术影院要单场播放几部母亲主题的电影,我选择了奉俊昊2009年的《母亲》那一场。本来那天下班以后可以直接过去看电影,却意外地收到影院通知,说因技术故障不得不取消放映,而且也没有补放的消息。这件事之后的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做了与分析师有关的梦。其中第二个梦是这样的:

我和王兽兽一起去中国城的“刘一手”吃火锅,所处空间是一个包间(其实那家餐厅根本没有包间),我面对着一个摆满美食的大圆桌,坐在一张舒服的单人沙发上。这时突然感觉到便意,我想起之前来过这儿,记得沙发下面就是坐便器,很方便。可当我把沙发坐垫掀起来,却发现下面却没有坐便器而只是沙发的弹簧。接下来的场景是我从床上醒来,听见分析师与病人在说德语。我心想:原来她在本地有说德语的病人啊。这个室内是分析师的办公室(但是与分析师真实的analytic room不同),墙边两个衣柜挂满了我的衣服。我躺在床上继续装睡,等分析师消失以后我起来去看衣柜,发现它们装得特别满,连门上挂的也是我的衣服,不过与我现在的穿衣风格不同,色彩缤纷的,看着像青春期少女的服装。我于是决定在分析师回来前离开。再来这个房间时,开门的是另一个女人。但过了一会儿分析师也出现了,说:“…Then you can come back to my office. ” 梦中我感到不满,我觉得既然她的办公室就在家里(这是真实生活里的情况),她应该对我说: “Come back to my house/home.”

         这个梦不但显示了我是在分析师身上寻找一个养育者/母亲,还提示了精神分析进行到现在,我已经在她的办公室里开始发生退行。梦中的便意和“沙发即是坐便器”的这种脑洞大开的情节尽管未必意味着我退行到了“肛欲期”的发展阶段,却至少告诉我,我的潜意识里有对某些“原始愉悦”(primitive pleasures)的渴望。而在接下来的分析师办公室场景中,便意消失了,这说明我知道,我的分析师及她的精神分析本领可以帮我有效地处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为什么衣柜里挂的是年轻女孩子的衣服呢?——因为在寻找一个母亲、希望被母亲邀请回家(而不是“来办公室”)的是我内心里那个拒绝长大的十五岁少女啊!这么多年她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以至于在很多年里我的愿望都是“May she never die within me”。分析师听完我的梦以及我自己的解读之后评论道:“So you want to move in with me!” 并且针对梦中衣柜里衣服的色彩,她敏锐地指出:“你想让我了解你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梦(以及我没有包括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的梦)实际上是由于我错过了名为《母亲》的电影,而在脑海中为自己导演了一部《母亲》。这自然是梦的外部因素,内部原因则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动力学因素(比如说,在确定训练分析师的时候,我已有意识地在寻找一个在年龄上能做我母亲、在形象上让我感觉亲近的女分析师),而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我做了这样的梦。与分析师就这个梦交谈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即时的自由联想。这些联想使得我的讲述不仅包括“母亲”,还涉及祖国(motherland)和母语(mother tongue/die Muttersprache),后两者则显然是宏观意义上的“母亲”,也与我最近关切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因国内防疫乱象而揪心,远离故土的母语写作如何持续,等等)。分析师也点出德语是她的母语,而在我梦中与其进行德语对话的病人可能就是我自己。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为何是以躺着的姿势出现在梦里她的办公室中呢(我们做的是经典精神分析,我都是躺在沙发床上与分析师谈话的)?

        在临床工作中,有经验的分析师通常都不会把解释做得特别满,以留给患者自主思考的空间。当我的分析师提示我“梦中与我讲德语的病人或许就是你自己”时,我意识到了分析师没有说出的阐释:这个梦以及我把它汇报给分析师的行为都是一种“移情表达”(transference communication),我在潜意识中不但想要搬到分析师家里去,还想要学会她的语言、用她的母语与其对话。学会对方的母语,还有什么方式比这样做更能向一个(外国)人表达爱吗?因此这个移情表达的核心是对爱的询唤。

        没错,精神分析是关于爱的。这里的“爱”字含义丰富,它包含了理解和为了试图理解而进行的努力。就像我和我的分析师,我们使用英语——一门对双方来说都是外语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可是语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时我们——我和我的分析师,我和我的患者们——如痴人呓语般说梦,然而拨开幻梦的表象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焦虑、痛苦、恐惧等种种情绪,我们往往能够听到对爱的询唤,以及有时候许多其他带着生猛的生命力的内容。这些声音埋藏在生活表层的细碎感受之下,须得允许自己痴人说梦,方能与心底的愿望相遇。

李沁云

2022年6月3日写于器堂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