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有件与工作相关的小事令我很震撼。我发现蓝十字保险公司（——美国最大的商业医疗保险提供者）仍然没对我一个半月以前寄出的报销表格给出任何付费或回应。这里也有一些背景信息：一般来说这些保险报销都可以网上提交，但这家公司使用的网络系统出现了安全问题，已经三个月了还没解决，因此这段时间我只能以最原始的邮寄方式来获得我的工作报酬，而我的绝大多数来访者都使用这家公司的保险。
这件事已影响了生计，我不得不挤出时间给蓝十字公司打了电话。漫长且做作的各种人工语音指令和更加漫长的等待后，接电话的妇女除了告诉我她“看不到这些claims的信息”之外，就是对我提的所有问题反复回答“不知道”。在此过程中有一刹那，我感到非常恐惧：尽管我知道与我对话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她短促的表达和几无语气口吻的却使她太像一具机器了。但其实她连机器都不是，她不过是以现代性为唯一目标的资本主义社会或其雇主、美国最大保险公司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后来我想到一点：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快”和“高效”的逻辑把全体劳动者都变成了机器零件，而天长日久下去，当劳动者们无法承受这种异化，便会产生各种身心症状，于是他们便来到心理治疗师和医生的办公室里寻求帮助。这个现象虽则为我所身处的临床心理行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可这本质上是多么荒谬的事情！这样的事却时刻都在发生着。就像那天接我电话的妇女，她在生活中是一个女儿，或许亦是妻子和母亲，一定也有温馨、享受的生活瞬间，但她在这份与人打交道、服务于人的工作上却表现得像个AI。而且她必定是被资本的逻辑给毫不掩饰地规训成这样的：只有这样，她才能尽快打发掉我、再去接起下一位客户的电话。我与她对话时甚至仿佛能听见她内心的一个急促声音：快啊，要快快地结束这通对话！
上周与分析师讲到这件小事，我又不知道第多少次提起了自己“不够格”做个当代人的痛苦感觉：我想要从容地生活，然而始终不被环境所允许。这回Dr. A终于没再帮我出各种主意，而是附和道：当代社会很疯狂。我的这种感受是我自己的一个重大议题，可惜遗憾的是，在过去的两年里，分析师始终难以理解我问题的核心。我和丈夫身在海外、没有任何亲人可以依靠，所以长久以来，应付孩子的托管和各项活动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难题。我会向分析师抱怨自己几乎每天都会从两个孩子的两所学校、镇上的学区、家长-教师组织(PTO)、孩子们的各科老师那里源源不断地收到各种电邮。我从来不想让自己淹没在信息的洪流里，所以我平时不看电视、不读新闻、不刷短视频，就连文化机构的邮件列表，我也只订阅了有限的几个。可是有关孩子的消息我不能不看呀，万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通知呢。对于我的这些牢骚，分析师一贯的反应是：来，咱们看看还能怎么样帮你拥有更多的时间。Dr. A是资历很深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她几乎不会帮我想具体的办法（——而我也一点都不需要她的或任何人的主意），多数情况下她的意思是：你要面对的事务和种种情形特别多，这是一个现实状况；我们需要看这些现实状况是否必然会给你带来“琐事把你淹没”的这种负面感觉。
每当此时我都尤其愤怒，曾经数次这么回敬她的话：“Not every issue is intrapsychic!”(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心灵内部！) 实际上我理解分析师的出发点：我既然来接受精神分析，当然得以自己的心灵世界为基点来谈论各种问题，而精神分析只是一个人与另一人之间的对谈而已，它不包括去为自己的权益游说等等这种社会运动性质的行为。但我的不满在于：你就不能只是沉默地听着么？假如你无法保持沉默，那你就不能承认我所说的问题是结构性的、社会性的、是在个体水平上无法解决的吗？
我的精神分析体验表明，来自西欧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师真的很难明白我的意思。一方面，我想让她懂得，我已经是个极其高效的人了，基本上做什么事都又快又好，乃至于在生活中和网络上，经常有人问我是怎么做时间管理的。但我并不想持续这样地生活，我想追求的是自在、自主地分配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每天疲于奔命地应付诸多琐事（比如和孩子有关的邮件）、时常觉得自己没法以社会所期待的速度来运行我的生活和工作。关于这一点，我不觉得问题在我。最经常跟Dr. A提到的一个比喻是：我感觉自己一直在被迫参与一场比赛，它由现代性/资本主义逻辑所发起，而我只要活着，尤其是同时作为两个幼童的家长和一个有事业追求的人而活着，就不得不加入这场赛跑；可是我的对手只有一个并且无比强大，它即是时间本身。比如我曾提到，胖丹每周末都要参加足球赛。球赛是以镇为单位的，小孩儿们会跟来自其他市镇的同年龄段孩子比试，每周轮换不同的对阵。我说：既然是这样，为何镇上的学区不开出班车来，每周末让孩子们在统一的上车点去登车就行，何必每一家的父母都要专门跑一两趟、来回接送孩子呢？作为在八九十年代的大院环境中长大的人，我不否认这是我的某种社会主义思维，但我确实深深怀念我小时候大院接送子女上下学的班车、父母的单位食堂、放学后还能随意在学校里玩游戏的自由（——很遗憾这些东西现在国内也早已没有了）。我也的确认为令我痛苦的现实情形是资本的效率思维取代了其他一切可能性之后、所有压力都被转嫁到核心家庭的年轻父母身上的一个确凿证据：我和丈夫正处壮年，我们被社会期待着在工作上做出成就、在经济上养家糊口、在社会责任上养育好下一代。我们压力巨大却又因身处海外、身处深信“个人奋斗”的社会当中而孤立无援。
另一方面，Dr. A很难明白我的苦衷不是因为她不想懂：我们很难期待一个成长于崇尚个人价值大于一切的社会/时代的人去搞清楚什么叫“结构性力量”。在我所接触到的西方社会，似乎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思潮（——甭管它是“西马”还是什么马）中浸润过的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才能承认个体的局限性和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文化结构的笼罩性力量以及对人的异化。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从小到大必须要上的思想教育课程多如牛毛，就算没好好听讲，多少也能学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挞伐和其从宏观处看待社会及经济问题的视角。
说到 “异化”，我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事实上许多访客找到我都是由于他们的身心系统在对“更高更快更强”的追求过程中感染上了焦虑和自我贬低的时代病，但他们的主观诉求却往往不是如何摆脱时代的齿轮、如何让自己有机会贴近自己作为人而存在的一面。这些年每接到一个新个案，来访者十有八九会让我帮其“摆脱情绪的干扰”，以使自己能“更高效地工作/学习，更少地刷手机、逛淘宝、玩游戏”，等等。只不过在我听来，“刷手机、逛淘宝、玩游戏”似乎才是人们在被现代性挤压到几乎为零的生存狭缝里给自己留下的一点点喘息空间，而当他们急切地要求我帮助他们去实现不需休闲、不需躺倒、“每天高效工作十小时”的目标时，我偶尔会又心疼又苦笑地问：“你的意思是说，你想通过心理治疗的过程，把你自己变成一部高速运转、不需保养的机器？”
我作为成人分析项目的候选人，自然是对精神分析有着十足的信心。但是我不觉得精神分析能解决这个世界上所有与人相关的问题。一百多年来，精神分析有着许多进入社区、帮助低收入或其他少数群体的实践和尝试，可十分令人感慨的是，直到今天它身上仍然带着强大的有产阶级的烙印并因此而很难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反思。原因不难理解：资本主义追求效率的内核与有产者之间是共谋的关系；现代性不但制造出了与机器零件惊人般相似的劳动者，还发明出了有助于劳动者尽快“复原”的谈话治疗、现代医学和保险制度。如我前面所讲，精神分析学科乃至整个心理治疗领域的壮大、发展，都得“归功于”资本逻辑对人的碾压，尽管在所有的临床治疗门类当中，精神分析已经是疗程最缓慢、最能帮患者生活得充分，也最具有古典主义精神的了。
在美国的许多底层百姓中间，对药物的依赖远远大于他们对谈话治疗的兴趣。这一现象当然有着许多的成因，但我想到，发达的精神药理学有可能也是现代性的“阴谋”吗？光靠吃药，连通过心理咨询来慢慢恢复正常功能的时间都省了，可以让一个人摆脱没法上班的抑郁状态、迅速回到他的工位上来。我本人并不反对精神类药物，我反对的仅仅是它们的过于流行以及它们替代心理咨询的趋势，因为这其中有着把人当成机器或机器零件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我看来是对人性的践踏与蔑视。我原本也没法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可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李沁云
2024年5月28日写于器堂楼上
李沁云 (Qinyun Li) | 罗马的迦太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