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沁云

当我从你身上起来，
笼罩在浓暗夜色中的你
保持沉默。如此漫长的一年，
竟然只是我们生命里的
几十分之一。假如活着就是
呼吸，然后从空气的缝隙间消失，
那，我在你身上日日夜夜的缠绕
与丈量，可曾把一束光照进你的
被深夜吞噬的梦境么？
我是你梦中
         那条不断朝远方延伸的小路吗？
有时你在自行车上哼着歌，
轻快地碾过我，向梦的出口驰去。
更多时候，也许你把我当作一段
盘曲向上的阶梯，通往你至今
都没法进入的那个房间：
你在我之下往上面看，那一刻，
我多希望你用你的眼睛把我带走——

我想离开这个漫长且虚无的梦，
         以真实的形象碰触你周遭的空气。
而当密不透风的黑暗将你包围，也有时，
我悄悄走进那个神秘的房间，
在一片无始无终的寂寞里等你。
这里有你从未来得及目睹与表达的
         疼痛，它们是生命最初亦最终的真相。
把它们都给我吧，好吗？
让我在你的呼吸间得以存活。有一天，
你将在正午的影子里看到我，
你将开怀拥抱我。我们必须在一起，
在通往梦出口的地方，
反复地解生与死的谜题。


L.j 
2020年11月25日写于麻省炼狱溪畔
（初稿发表于《诗刊》2022年2月上半月刊）
2022年6月8日小改

         去年底的时候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死亡是什么感觉？这固然由于我对死亡问题有着长久的兴趣和关切，也是因工作契机，某位还很年轻的患者对我说：我想死。患者的话一出口，出于感受连通的原因，我便感觉到，死并不是他最终的目的，他也并非真的想死。果然，接下来他对我表达了渴望被爱的心情，以及处于爱之荒漠中的绝望。对置身孤独、无爱环境中的人来讲，生命毫无意义，活着其实已经死了。这是我从我的患者身上学得的深刻道理。死亡是什么感觉呢？那时我写道：“不被爱就是死的感觉。”

         “爱”这个词，词型过于简单，涵义却又宽广、复杂得令人生疑。如果让我提供一个较为浅显的解释，我会说，爱是我们投向另一个人的目光，是一种专注的注视，它不通过眼睛，而是借由心灵。这个解释一点都不简洁，但它涉及到爱的本质：爱是一种关系，它里面必然有一个爱的主体和一个被爱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死亡是一种“客体缺失”的状态，死的世界里，只有形影相吊的“我”而没有与“我”为伴的“你”。生而为人，我们都是在关系当中获取存在感和意义感，我们只存在于爱我们的人投向我们的深情注视里；除了映在他人眼底的我们的影子，我们没有其他的存在形式。因此，相对于“不被爱就是死亡”，活着的意思其实是“被爱”，这是真正地、充满生命力地活。

         在心理治疗的领域工作的时日越久，就越深切地感觉到，人们活着，不管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为了获得爱。爱也是通往疗愈的唯一药方。我们追寻的爱和能够使心灵创伤愈合的爱，这个“爱”字可以被广义地看作约等于理解、接纳、肯定、赞许、宽容、悲悯、支持等等表达看见、听见和包容含义的词汇。

         那么，爱又是什么感觉呢？具体到我个人，假如只说狭义的爱，我觉得它是一些关于气味的记忆。在瘟疫蔓延、一人独居于此的时节，我发现自己开始想念丈夫和孩子身上的味道。那些捉摸不定的气息，此刻却如此强烈地涌现在鼻端，不须想象，甚至不必用力呼吸，我便能清晰、切近地闻到丈夫在过去二十年身上始终若隐若现的雨后草地般的清香、女儿甜丝丝的呼吸以及儿子的温软奶香气。我那么努力地注视和感受过他们的存在，以至于他们所携带的气息也已被我的感官所记录下来，只要我活着，这些记忆便不会消失。

         婴儿一定记得母亲的气味。它太过幼小，完全依靠母亲而存在着，它对生的渴望是在母亲对它的爱中孕育出来的。婴儿出生后的头几个月，视力还很弱、看不清东西，它靠气味与母亲建立联结并找到它的食物。这是一个既脆弱又强大的联结，它无法被任何仪器或文字所捕捉，但它在生命早期为我们播下爱的种子，使我们能够活下来，活下去。母亲也记得婴儿的气息，我读到过当代的“背奶妈妈”会带孩子的一两件小衣服到工作单位，通过嗅闻它们来帮助自己泌乳并泵奶。爱，是一些关于气味的记忆。

         十五年了，我好像仍然没有走出安东尼奥尼《云上的日子》里的世界，它实在是一部曾极其深入地抵达过我的电影，尤其是其中发生在意大利小镇上的第一个故事。偶然重逢的陌生男女，卡门突然讲起了她过去一年与之同居的男人。她告诉对她陷入爱恋的Kim，那个男人给她写了一封信，说不能忘记她的气味：“有些味道会永远贴着你的皮肤，我仍可闻见你肌肤的气息和话语。几晚前，回到了上次我们停留的湖畔，我在那里徘徊，感觉你就在身边。”卡门说气味是美好和重要的。对上一个男人气息的记忆令卡门拒绝了Kim的亲吻，也使Kim在试图亲近卡门的身体时始终保持了一英寸的距离。很多年前，我问道：“这一英寸的距离到底是什么，是对欲望的放逐还是对欲望的救赎？它是否让Kim获得了另外那个男人曾经在卡门身上获得的爱的气味呢？它是否重新唤醒了卡门的身体对另一个男人的记忆？”

         卡门曾对Kim讲起她对交谈的渴望。在她看来，人们已经停止了交谈。24岁时，第一次与这部电影相遇的那个透明且漫长的夜晚，卡门在我小小的电视荧屏上，以很普通的句子准确地说出了我长久以来都体会到却难以用言辞形容出来的感受:

         词语是不准确的，言说是徒劳的，沟通是不可能的。

         当人们仍然在找寻种种方式去抵抗这种不准确、徒劳和不可能，那便是爱。所以，交谈是爱，心理治疗的过程是爱，写作是爱，拍电影和看电影都是爱。一切表达和自我表达都是爱的体现。

         我是在36岁之后才开始能一点点读懂戈达尔的。说“读”而不是“看”，是因为他的电影作品大多是相当晦涩的文本，像年轻时那样仅看而不思，大约没办法理解它们。最近几年看的《芳名卡门》、《随心所欲》、《一切安好》、《周末》以及前两天才看的《悲哀于我》和《各自逃生》，一部接一部地看，使我在戈达尔常常颇具冷感（甚至在有些片子中是工业感）的画面中、在他对身体政治和暴力的探索中、在他对革命的重述和反讽中，渐渐地体会到了电影大师深藏不露的人性之爱。仅在视觉效果的层面上，我们可以谈论音画分离、延时慢镜头、平行叙事、有意为之的杂乱剪切等等技术手段。把这些视觉手段目为导演与观众进行沟通的方式，我们便会看到戈达尔是在以他独特的巧思重新定义视觉元素并使其有效地服务于他自己的语法系统和修辞方法。

         戈达尔对语言和沟通的质疑是他很多作品中都有的潜台词。作为主要以影像来谱写想象力和深广度的作者，戈达尔放弃了将语词言说作为为影片赋予意义的重要手段，打破了文学、哲学、修辞学和符号学之间的界限，随心所欲地把它们运用到他的影像表达之中去。在上面我所提及的作品中，作为电影界的修辞大师，戈达尔纯熟地应用了解构、互文、隐喻、象征等手法去实现他的自我表达，其丰富程度甚至会令人目不暇接。而在“混乱”视效的干预下，观众常常分不清哪句话是哪个人物说的，因为画面的切换不以声音作为边界，又或者画面内外两个声音并行，需要读字幕的外语观众难于同时跟住上下两行字幕。然而，坐在观众的位置，真的需要分辨出谁在讲话吗？真的有必要听清楚台词吗？话语流的存在本身大于它所表述的语义。我肤浅地认为，戈达尔的艺术表达（以及所有真正有价值的表达）是为了触及观者，为了爱他们。毕竟，“we were expected on earth”（出自《悲哀于我》的旁白）。我们需要在彼此的对视之中存在，哪怕隔着银幕，爱！语言算什么？！

         观看《悲哀于我》的时候，脑海里涌现出这个想法：言说的本质是无从诉说，而且真正的言说总是无言的。躲在作品后面的安东尼奥尼和戈达尔，不需要站出来说任何话，就以他们的电影触摸到了我，令我感觉温柔地被爱。

         ——这亦是我活着的感觉。

         言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无从诉说也没有关系；爱不须言。我在新英格兰一个微风和煦的春日，无言地想念雨后青草的气息。

李沁云

2020年3月20日写于器堂楼上

连续三天，他都在黄昏时分穿过这片广场。广场上的落日有血一般的颜色。人们有的凝神看夕阳，有的漫步，有的在放风筝，远处还有个美术学院的学生在画架旁作画，一轮落日占据了画面的上半部。她已经在等他了。她侧身坐在广场西边剧院的台阶上，和他第一次看到她时一样。他必须穿过这片广场，迎着落日，才能走向她。在黑色风衣的映衬下，她的脸显得很苍白。

         两天前在同一个地方，他看见了她。那时她蒙着一张白色面纱，然而她裸露的额头比面纱更白。他经过她的时候，她突然起身问他，你见过他吗？她的声音轻得似乎一发出就被风吹散了，不知为什么他却听见了。她空荡荡的袖口里伸出一只苍白的手，手里攥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男人，穿着早已过时的运动衫，站在这个广场上。他茫然地摇头，说，我没见过他，对不起。她说谢谢，然后又坐了下去。他走过她，想从剧院旁边离开广场，但他又有点迟疑。后来他一直觉得那天不该回头，可是几步之后他就回头了，看到她沉默地坐在那里，像一尊雕像，除了她的眼睛，因为她也在看他。

        时间的轨迹不可改变。他把她带回了家，在他的房间里，她摘下了面纱，那时他感到他看到了时间，它就该像她脸上生长的皱纹那样，细腻又蔓延。他突然有些感动，止不住想要亲吻那些细纹，尽管她的五官是淡淡的，好像即将从她脸上消失。他站在门边低头沉思了好久，然后开始为她画像。画布上的她有一种圣洁的神情，好像刚刚结束了一场盛大的仪式归来。她在他面前坐了很长时间，直到天都快亮了，但是他的画还没有完成。他的手也酸了，可他抑制不住要把她的面影放在画布上的冲动；他想从她的头部往下继续，把全部的她展现出来。她说，你可以明天接着画。她答应第二天会在同一个地方等他。她的手里始终握着那张照片，他问她，他是谁？她没有回答，坚定地转身离开了。

        整个白天他都在半睡半醒中度过。清醒的时候他就在画架前细细端详他画笔下的她，她的脸色苍白，仿佛要完全隐入画布。他最终抵挡不了不断袭来的困倦，沉沉睡了一觉。当落日的余晖洒在广场上，他来了。他得迎着落日走去才可以抵达她所在的地方。在这初秋的天气里，黄昏的太阳光仍然是刺眼的。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必须睁大眼睛，以不让她从视线里消失。一步步走向她的时候，广场成了一条缓慢流动的河，引发这种流动的是他的步伐和周围的人群。也许不是走在空间里，而是在时间里行走，他想。随着他的靠近，她在他的眼睛里若隐若现。她苍白的面孔时而和阳光的金黄融为一体，时而是他眼中唯一的事物。她的衣服不如前一天那么整洁，风衣下摆的边缘被撕开了一些长长的口子，露出她的腿的更多部分。在黄昏的落日里，他觉得她的腿泛着一种好看的青色。看到他走近，她从台阶上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拿那张照片给他看，问道，今天你见过他吗？他说没有，你为什么要问？她摇摇头，什么也没说。

        和她一起离开广场的时候，他走在她身后。她的身体薄薄的，像一片纸，可以被另一片纸轻易穿透。她衣服的下摆随着风飘动，发出一些轻微的声音。他突然间觉得这个广场也像一片纸，纸的平面上铺满了时间，而他们就在这时间里走动。其实时间一直不停向深夜滑去。他在画着的时候常有睡意涌来，她却始终保持同一个坐姿，没有挪动过。她告诉他，人们的白天是她的夜晚，夜晚才是她的白天。她坐在他面前的姿势和坐在广场旁的剧院台阶上一样，也许她习惯了这个姿势。过了很久之后她站了起来，在他面前解开了衣服。他的眼前突然暴露了一具苍白的身体，隐隐透着一点青色，在它中央有一个伤疤，几乎占据了她身体的横面。他犹豫了一下，握着刷子的手没有停，继续挥动着。事实上他什么都看不见了，只有那个在他眼里变得越来越大的伤疤。在他眼里，它发出落日般的光芒。刹那间他感到自己的眼睛由于强大光线的照射而流出泪来。她一动不动，只轻轻地说，希望你的眼泪不是因为我。他颤抖的手画下了她的身体，包括那个疤痕。

        第三天的广场还是一幅安详的景象。他迎着落日走向她，人们来来往往，不知和身边的人谈论着什么。在人群的包围中，他心头涌起了一种奇妙的幸福感。到了台阶前，他牵起了她的手，柔软而冰冷。他柔声问她，你冷吗？她不说话，另一只手还握着那张照片。晚上，他的画快完成了，她的形象裸身坐在画面里。她走到画架旁边对他说，那疤痕起初是红色的，在时间里慢慢变灰，又变成了褐色。她拿出一把小刀，在左手腕割了一道口子。她让他用刷子蘸着她的血把画面里她的伤疤涂成了红色。那些多余的血，就让它变成一轮黄昏里的太阳吧，她说。于是他蘸着它，在画布上方点出了一轮落日。

         落日让他想起了广场和广场上的人群。他拉过她的手，低头在伤口处舔了起来。她的血有一种微微的咸涩味道，他把这种味道全部吞了下去。那些流到身体之外的血都是这种味道吧，他暗暗地想。她用右手抚摸着他的头，叹息道，每一个伤疤都是时间留下的，毫无例外。他抬起头之后，他们紧紧抱在一起，她的身体不再冰冷。在他们长久的亲吻中，他反复尝到了她的血液的咸涩味道。摩挲着她苍白的身体，强烈的幸福的感觉向他涌来，他捧起她布满细纹的脸，对她说，我爱你，你也爱我吗？听到这句话，泪水充盈了她的眼眶。她沉默着更加抱紧了他。

        早晨他醒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但是她把那张随时带在身上的照片留在了他的画架上。他走近去看，却在照片上看见了自己的脸，自己穿着一件老旧的运动衫，正站在人头涌动、旗帜飘飘的广场上。她的形象还在画布上，他突然发现他竟然忘了画出她脸上的细纹，留在画布上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人的裸体，她神情圣洁，像是刚从一场盛大的仪式归来。他站在画架前，不能出声也不能移动，仿佛时间把他固定在了那里，自己独自流走了。就在这时，闹钟响了，又一个黄昏来临了，他作为画家的日夜颠倒的一天又开始了。

李沁云

2007年9月写于普林斯顿

        上周某天开车上班时顺便在喜马拉雅听了申荷永教授几年前有关梦的讲座录音。他指出弗洛伊德的“伊尔玛打针梦”(Irma’s Injection)以及荣格的“地下室之梦”对于理解这两位前驱人物以及学习梦的阐释的重要性。申教授也顺便提到了记梦的方法：先与潜意识对话，给它这样的信息——“我想开始记住我的梦了”——以获得潜意识的许可；然后在床边摆上笔和一个笔记本，睡醒后立即把梦的内容写下来。欧文・亚隆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中也鼓励咨询师和他们的来访者利用梦作为使谈话能够深入地进行的材料。精神分析和动力学治疗领域的共识是，对梦的利用不但可以丰富面谈时的交谈内容、增进对患者的理解，也会极大地推动潜意识内容浮出水面并可能使治疗关系和治疗本身都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发现了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多数情况下只有睡醒之前刚刚做的梦我能记住，所以如果有梦的话，我会在早上起床后用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把仍记得的梦的情节以非常简略的方式输入到手机的备忘录里（我手机里有一条笔记就叫做“分析梦”）。当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把之前简短的记录在电脑上补充得更加完整，尽量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实在想不起来的内容也就算了。电脑上的版本我接着会打印出来贴在我记录自己的精神分析过程的笔记本上，与分析师讨论这个梦之后，我则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我们双方关于这个梦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一来，对梦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重的阐释：我第一次的记录是一重，面对电脑补充细节时是第二次阐发，而等到与分析师见面的时候，我的又一次回忆是第三重解析，分析师关于梦境对我的提问和给我的回应就已是附着在这个梦之文本上的第四层意义了。而且即便到了这一步，梦缓慢展开其意义的过程也还没结束。为了最大程度地从“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中学习精神分析这门技艺，我在每一次面谈后都手写大致的记录。所以我的手记是对同一个梦的第五次阐发。不仅如此，梦的内容还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甚至很长时间之后看似偶然地出现在我脑中，这时往往又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点。

        这么说来，对梦的探索和阐释是没有穷尽的，也难怪老弗爷本人就为他自己的“伊尔玛打针梦”提供了十几种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处于入睡状态时，“自我”的调解者功能会处于松弛状态，而此时大脑却可能仍然活跃，为我们制造出种种梦幻。从这个角度看，梦是潜意识送给我们的礼物，使人能够一瞥那些常常被日常事物一层层地包裹起来的心灵表达。梦当然是一种表达，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它们往往是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的想象和表达。

        这里不妨谈一谈我最近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上个月由于母亲节的关系，附近的艺术影院要单场播放几部母亲主题的电影，我选择了奉俊昊2009年的《母亲》那一场。本来那天下班以后可以直接过去看电影，却意外地收到影院通知，说因技术故障不得不取消放映，而且也没有补放的消息。这件事之后的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做了与分析师有关的梦。其中第二个梦是这样的：

我和王兽兽一起去中国城的“刘一手”吃火锅，所处空间是一个包间（其实那家餐厅根本没有包间），我面对着一个摆满美食的大圆桌，坐在一张舒服的单人沙发上。这时突然感觉到便意，我想起之前来过这儿，记得沙发下面就是坐便器，很方便。可当我把沙发坐垫掀起来，却发现下面却没有坐便器而只是沙发的弹簧。接下来的场景是我从床上醒来，听见分析师与病人在说德语。我心想：原来她在本地有说德语的病人啊。这个室内是分析师的办公室（但是与分析师真实的analytic room不同），墙边两个衣柜挂满了我的衣服。我躺在床上继续装睡，等分析师消失以后我起来去看衣柜，发现它们装得特别满，连门上挂的也是我的衣服，不过与我现在的穿衣风格不同，色彩缤纷的，看着像青春期少女的服装。我于是决定在分析师回来前离开。再来这个房间时，开门的是另一个女人。但过了一会儿分析师也出现了，说：“…Then you can come back to my office. ” 梦中我感到不满，我觉得既然她的办公室就在家里（这是真实生活里的情况），她应该对我说: “Come back to my house/home.”

         这个梦不但显示了我是在分析师身上寻找一个养育者/母亲，还提示了精神分析进行到现在，我已经在她的办公室里开始发生退行。梦中的便意和“沙发即是坐便器”的这种脑洞大开的情节尽管未必意味着我退行到了“肛欲期”的发展阶段，却至少告诉我，我的潜意识里有对某些“原始愉悦”(primitive pleasures)的渴望。而在接下来的分析师办公室场景中，便意消失了，这说明我知道，我的分析师及她的精神分析本领可以帮我有效地处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为什么衣柜里挂的是年轻女孩子的衣服呢？——因为在寻找一个母亲、希望被母亲邀请回家（而不是“来办公室”）的是我内心里那个拒绝长大的十五岁少女啊！这么多年她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以至于在很多年里我的愿望都是“May she never die within me”。分析师听完我的梦以及我自己的解读之后评论道：“So you want to move in with me!” 并且针对梦中衣柜里衣服的色彩，她敏锐地指出：“你想让我了解你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梦（以及我没有包括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的梦）实际上是由于我错过了名为《母亲》的电影，而在脑海中为自己导演了一部《母亲》。这自然是梦的外部因素，内部原因则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动力学因素（比如说，在确定训练分析师的时候，我已有意识地在寻找一个在年龄上能做我母亲、在形象上让我感觉亲近的女分析师），而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我做了这样的梦。与分析师就这个梦交谈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即时的自由联想。这些联想使得我的讲述不仅包括“母亲”，还涉及祖国(motherland)和母语(mother tongue/die Muttersprache)，后两者则显然是宏观意义上的“母亲”，也与我最近关切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因国内防疫乱象而揪心，远离故土的母语写作如何持续，等等）。分析师也点出德语是她的母语，而在我梦中与其进行德语对话的病人可能就是我自己。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为何是以躺着的姿势出现在梦里她的办公室中呢（我们做的是经典精神分析，我都是躺在沙发床上与分析师谈话的）？

        在临床工作中，有经验的分析师通常都不会把解释做得特别满，以留给患者自主思考的空间。当我的分析师提示我“梦中与我讲德语的病人或许就是你自己”时，我意识到了分析师没有说出的阐释：这个梦以及我把它汇报给分析师的行为都是一种“移情表达”(transference communication)，我在潜意识中不但想要搬到分析师家里去，还想要学会她的语言、用她的母语与其对话。学会对方的母语，还有什么方式比这样做更能向一个（外国）人表达爱吗？因此这个移情表达的核心是对爱的询唤。

        没错，精神分析是关于爱的。这里的“爱”字含义丰富，它包含了理解和为了试图理解而进行的努力。就像我和我的分析师，我们使用英语——一门对双方来说都是外语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可是语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时我们——我和我的分析师，我和我的患者们——如痴人呓语般说梦，然而拨开幻梦的表象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焦虑、痛苦、恐惧等种种情绪，我们往往能够听到对爱的询唤，以及有时候许多其他带着生猛的生命力的内容。这些声音埋藏在生活表层的细碎感受之下，须得允许自己痴人说梦，方能与心底的愿望相遇。

李沁云

2022年6月3日写于器堂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