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沁云

         作为经典精神分析的核心技术，阐释(interpretation)也可以叫“诠释”或“解释”，在临床工作中指的是分析师将对患者想法、感受或处境的看法和理解分享给对方，以期帮助病人增加其对自身困境的认识并增长患者的自省力以及对他人和世界的觉察能力(亦即推动病人的心灵成长与成熟)。传统的精神分析工作里有一种说法，认为病人的症状会被 “interpreted away”，也就是说，被分析师为来访者提供的诠释给“解释走了”（该说法被更为当代甚至后现代的、重视客体关系或主体间性的临床流派所挑战，在此先略去不谈）。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爽利，做起来却可能令咨访双方都十分困惑，是临床新手需要花漫长的时间去边实践边学习才能掌握的。阐释的做与不做、怎么做、什么时间点做，个个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案例去深究的大问题，并非区区一篇文章能够解答。我这里仅就个人近几年在工作和被分析过程中的体验谈一点浅显的看法，期待与有兴趣的读者进行交流和讨论。

        最近与督导聊天，我抱怨对面办公室的同事虽然都认识我一年了，每次见我却仍然眼不错珠地紧盯着我的眼睛，“给人感觉像一个偏执症患者，难道她自己不知道吗？”我的看法是，做一个心灵领域的临床工作者，看上去越普通、越正常、越让别人感觉受欢迎越好，有利于使他人信任我们；故有此问。白胡子督导笑道：“据我观察，我们这行会吸引很多奇奇怪怪的人进来从业，你说的这种人，我也见过不少。”督导并告诫我不要轻易告诉办公楼里的同事，我是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分析师候选人，“非精分流派的从业者大多会对我们感到恐惧，你说了你的训练背景，他们对你的态度往往会有很大的转折，”白胡老师说。我很同意他的说法，因为几年前我就有过亲身体会。

         和普通老百姓一样，心理治疗师里也有很多人对精神分析抱着不理解甚至拒斥的态度，而且我认为，他们拒斥的原因也与通常大家的原因没什么不同，往往是出于对自身无意识幻想和欲望的恐惧。这种恐惧表现在意识层面未必是害怕的感觉，反而常常反映为对精神分析流派及其从业者的攻击。几年前我未出茅庐、在一家社区诊所工作的时候，某位比我年长的同事在一周例会上讲解她手头的一个个案。那是美国国内大选前的一年，同事不满于她的病人喜欢在面谈时谈论政治话题，忿忿地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接话，不让病人谈这个话题吧，好像也不行。”然后很突然地，她把目光转向我，说：“要不我把这个患者转介给你吧，反正你是shrink，你能够就坐那儿不发一言地听着。”同事的突然提及令我感觉受到了“突袭”。首先，shrink在美国文化中是对精神分析师及精神科大夫的蔑称，在当时诊所的环境里，大家只是知道我做心理动力方向的治疗，我本人从未宣称过自己是分析师，这位同事的话语显示，她联想得有点远。其次，刚刚开始工作的两三年里，诊所的病人确实有许多都来来走走，没有留下来与我开展长期的治疗，我从病人嘴里直接听到或从督导那里辗转听来的抱怨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因此同事满含偏见的话的确触及了我的一个痛点。那么精神分析师，或者动力学流派的从业者们，真的是干坐着不说话吗？临床工作中的做阐释和沉默、提出诠释的时机与方式，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在试图厘清上述问题以前，必须先在我的讨论中排除一种可能性：患者的病理使得他们“听不见”治疗师的话语。我在诊所工作期间，接待的基本上都是带着多种诊断标签的病人，其中不乏重性精神病和严重人格障碍的患者，他们混乱、原始的客体关系水平(object-relatedness)常会妨碍他们把其他人的话“听进去”。在这类病人的心灵中，尚未发展出一个“客体领域”(object field），所以他们没有清晰的自我边界感，也因而分不清什么在内、什么在外。例如，偏执的妄想症病人把源自自身的攻击性体验为来自外部，于是他们会真实地感觉到有人要来加害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患者不但“听不见”我说什么，也同样“听不见”别人的话，或是会把听到的话解读为恶意。严重病理的患者对于治疗师“不说话”的指责很可能是他们的精神症状，而且与他们工作时，确确实实没法使用“做阐释”的干预手段，得先极有耐心地协助他们建立起心灵当中的客体领域才行。

         我在诊所的工作尽管特别艰难，可仍有少数病人是位于神经症至轻度边缘水平的谱系，那么当这部分患者抱怨我“一句话也不说”的时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这曾经是困扰了我很长时间的一个难题，因为在我自己的感知中，我不但从未“一句话也不说”，反而相比于老师们和我自己的分析师，我每常需要反省是否自己在面对病人的时候还是说得太多了。幸运的是随着工作经验和个人体验时数的不断增加，我好像初步为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当一个临床治疗师不能向病人传达切中肯綮的诠释，那么她说出的话就很难在来访者的脑中和心里留下印记。我过去几年学习的流派是靠与精神分裂患者工作发展起来的，故而尤其强调分析师容受和理解病人情绪的功能，却弱化了对做阐释能力的培养。当我阅读这一理论、在课堂上听讲以及面对退行严重的病人时，我深深感到这个理论取向的合理性。然而当我自己独立开业去接诊一个个患者时，以及持续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进行个人分析时，我逐渐意识到，我自己以及我日常面对的许多患者都并不带有极端的精神病理，这时候就触到了原有理论的短板。

         对这一现象认识的突破口是我在原来学校的个人分析。去年秋天，我脑中突然蹦出了这个问题：既然不管我们说或不说什么、做或不做什么，患者的悲欢以及关系模式都将在咨询室内展开，那么是不是其实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分析师坐在那儿倾听病人的讲述；如果我们把一条狗放在咨询室里充当分析师的角色，是否也是可行的？督导听后肯定了我想法的前半部，却针对后一个问题说：“狗当不了分析师，因为它们没法被来访者唤起情绪而产生来访者需要它们在那时那刻所产生的感受。”当时我很认同督导一针见血、针对分析师客体功能的回答，然而我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在与学校的训练分析师Dr. H结束工作的阶段才意识到，我的前述问题并不来自于我作为治疗师的临床观察，而是我身为病人对Dr. H的负面体验。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为这段训练分析安排了三次结束性会谈。那时我问分析师为什么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都没有对我的正负移情予以诠释，甚至她几乎没有对我做过任何阐释性的工作，包括从未释梦、在我讲述自己的幻想和我的写作（——也是白日梦之一种）时从未提出探索性的问题以使对话继续深入。Dr. H的解释是，她认为我是一个领悟力很强的人，我会慢慢自己对自己的问题给出所有的阐释。如此回答并未让我满意，但继续问下去我也没能得到更有意义的答案，因为她直白地说：“我脑海里当时没有呈现任何诠释。”对于我这样一个明显并非精神病性病人的来访者，Dr. H采取了与治疗精神分裂患者时相同的重容受、不阐释的方法，我猜测这是因为她不会别的方法——她也是在原学校的培训体系中训练出来的。而也是在那时我惊奇地发现，尽管我理智上很清楚Dr. H在与我的130次对谈中说了不少话——比如说，我在诊所看诊期间受挫时，她对我的工作给过好多建议——绝对不是一言不发地沉默，但在我的感觉层面上，她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过。这个认识令我受到震动，并使我开始进一步反思过去的某些病人对于我“不说话”的评语。我思考的结论是，Dr. H虽然并没有沉默，但她说的话主要意在表达对我的倾听和支持，这其中缺乏真正有力量的诠释性的话语，故而她与我的工作只能令我感觉获得了支持性的帮助，却没有发展出更多的领悟力和自省能力。这一定也是过去很长时间内我在工作上所犯的错误。所以，既然对Dr. H的负面移情产生后我不由自主地觉得“旁边坐一条狗也行”，与此类似，过去那些痛诉我“一句话也不说”后离开了的病人，或许也可能私下里疑惑过：“不说话”的治疗师与一条狗有什么差别呢？

         不向病人做阐释与分析师头脑中没有形成阐释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以前学习的现代分析流派，从理论上讲是要求分析师有能力形成阐释同时也有能力将其只留在自己脑中，并在持续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加以检验和修正，因为退行严重的患者一般都不可能接纳以言语做诠释的干预方法。不过很可惜，在理论和方法一代代传递下来的过程中发生了偏移，导致了今天该流派训练中弱化阐释能力的倾向。在那所学校受训的最后一年，我带着惊惧的感觉发现自己似乎越来越“不敢”跟病人说任何带有诠释意味的话了，仿佛他们的ego全部极为脆弱，我不管说什么、怎么说都会被对方体验为受到攻击。去年春天我怀着巨大的困惑向督导痛陈这一事实。白胡子督导虽然也来自那个流派，却是坚定的老弗爷原典追随者，也是头脑非常灵活、开放的资深分析师，能拥有他作为老师是我特别幸运的地方。他用深刻的理解化解了我的不安，说：“你的感觉没错，我听不止一个学生这般抱怨过了，这的确是我们学校目前训练学生时的一个大问题，而其实几十年前我在这儿学习时并不是这样的。”督导接着告诉我：“要知道，虽然我们的流派并不把阐释作为工作中的重点能力来培养，对病人给出诠释实质上仍然是精神分析实践的核心内容。提出阐释的临床过程就像是为一个发育期的婴孩提供固体食物（solid food，我们中文语境里一般叫“辅食”）——奶汁已经满足不了他们了，他们得被喂食固体食物才能健康地成长。”白胡老师的比喻十分形象，我一下子明白：恰到好处的诠释性话语就是给患者的心灵发育和成长提供必要的营养。正如婴儿长到六七个月之后，母亲乳汁里的钙和其他微量元素就无法再跟上他们身体长大的需要，当一个病人在我的办公室里度过了需要体验到理解和支持的最初阶段之后，也同样需要接收到富含心灵成长养料的阐释性内容。

        与这位督导工作的过去两年间，事实上他一直在孜孜不倦、一句一句地教我如何与患者对话并时常鼓励我“放大胆量就照这个去说”。遗憾的是，在我们一起工作的头一年多，也就是我仍在过去的学校学习期间，尽管我的大脑非常认同他讲的“大胆去说”，我的心灵却难以站到那个位置，在实际工作中，依然常常难于把我的已经经过督导肯定的诠释对病人说出口。这个现象一直到年初我与Dr. H结案、去了新的训练分析师那里才开始发生了明显改善。Dr. A是老派的弗洛伊德派分析师，做阐释是她的长项。我很欣喜地发现，当我在个人分析中经历了被给出阐释的真实过程，我终于能带着信心对自己的病人适时提出对他们的梦、症状、情绪及行为模式等等的解释了。这充分说明个人体验对临床工作者的重要作用，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应排在上课学习和督导之前，因为我们不可能将我们自己从没经验过的东西行得出来。受益于督导的反复提醒和Dr. A的 “言传身教”，半年以来，我与好几位长程来访者的工作有了很大程度的推进，患者与我都体会到成长的喜悦和畅快。

        受训不足的新手分析师确实常犯过早阐释和过度阐释的问题，但矫枉不须过正。而且即使面对ego功能较为破碎、虚弱的病人，也不应当在长期的治疗过程中完全不“喂食”诠释。用督导的话来说：“一点东西都不喂，病人会饿得慌，所以你多多少少是要给一点，尤其在他们以象征化的沟通方式对你发出心灵饥饿的信号时。”听到这句话，我就明白了与Dr. H工作的几年间，自己像一个饥饿的婴儿，虽然承担了“母亲”角色的分析师会软语安慰并喂一些乳汁，但这个婴孩所期盼的固体食物一直没有来。而那些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只是坐在那儿，一句话也不说”的患者们，也是在通过这样的负面表达来对我“哭嚎”：“饿啊妈妈，我不想喝奶，我要米糊！”

        上述文字大致回答了我在目前阶段对于做不做阐释这一临床问题的回答，接下来再简单说一下我对如何给出诠释的看法。首先必须考虑来访者对诠释内容的接受能力，这涉及到对他们的自我功能(ego strength)、领悟力和自省力的评估。在与Dr. A的工作过程中我观察到，尽管她也常常会使用 “我不知道是不是……”(I wonder…)这类句式来传递她的想法，总体上她对我给出阐释的方式是较为直接的。我很喜欢她的直接，因为我一向厌烦别人说话拐弯抹角或矫饰文辞。对我自己的病人，在白胡子督导的训练下，只有当我确信自己解释的正确性也判断患者需要听到直接传达的力度时（比如，患者可能在某一时期需要将我体验为一个权威性的角色，或患者正在经历“破坏治疗的阻抗”），我才会以陈述句甩出我的结论。其他大多数时候，我会以问题的形式来“包裹”我的诠释，例如，“你有没有觉得……”，“是否存在这个可能性……”，“我得到了这样一种印象，你听一下我说的是否准确……”，等等。据白胡老师告诉我，这样做的好处是软化了我们的语言，一方面病人不会觉得被分析师的结论性话语所“侵犯”；另一方面，他们也获得了一个反驳我们的机会，万一我所使用的词语并不完全精确而来访者想用他们自己语言体系里的词呢，对吧？另外也有时，患者否定我提供的解释并不是因为这个解释不准确，而是由于受其防御方式所限，他们暂时难以理解和接受某些说法。我很欣赏督导老师在这种时刻的态度，他曾一遍遍对我谆谆教诲：“哪怕病人一时接受不了，假如你确信你对他们的判断是在正确的方向，你就应以缓和的方式传达你对他们的理解（这里说的是暂时令病人的ego感觉逆反的内容，亦即ego-dystonic content），多重复几次，每次给他们造成一些提醒，慢慢地他们看待自己的方式才会发生改变。”

        精神分析临床过程中的阐释，意在增加患者的觉察力、自知力和自省能力，它并不是一种语言游戏，更不是分析师随意说出口的“聊天”之语。然而它同样不单纯是一个心智训练，而是要在帮助病人情感触角持续发育的过程中增加其ego当中的自我观察和自我觉知功能。因此，过于“智识化”的诠释内容未必是理想的“营养辅食”，带着分析师本人旺盛生命力及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饱含对来访者深度理解的诠释性话语才能获得良好效果。也因此，我觉得我们的底线是尊重和爱。怀着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必然不会对一个带有自恋特征的病人直筒筒地说“你是自恋人格”（——这属于“侵略性”极强的不恰当阐释），而是要在日复一日、周复一周甚至年复一年的对谈中启发和帮助对方去思考并谈论其有时极度自信、有时又忍不住看轻自己的情绪体验模式。来到我办公室进行精神分析式治疗的患者，已然下决心要克服对探索潜意识的恐惧以及对未知的心灵前路的踌躇，我把他们和我自己都看作精神之路上的孜孜求索者，我是他们在与我重合的一段又一段探索性的人生道路上的旅伴。

李沁云

2022年7月16~17日写于器堂楼上

【自述：2020年春天，瘟疫刚刚开始蔓延的时节，我一人独居于不为人所知的麻省炼狱溪畔的房子里，像一个幽灵，并借由这个虚构故事写下了内心涌起的感觉。和我的其他作品一样，这一篇也是一个离死亡很近的故事，而且正如所有吸血鬼叙事的内核其实都是对爱的渴求，我想通过这个故事既表达恐怖和血腥的震撼，也传达温情和爱的震颤。我的第一读者在读了一半之后说：“气氛独特而神秘，却又很容易进入。有点不愿看下去，因为感觉一种残酷的美即将诞生。”——很准确，这是生发于文学、电影和生活养料，却又为我所独有的残酷美学。对于这个中篇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承受力决定是否阅读，或读到哪里停止。每一部分的配图都是来自作者的隐晦提示。】

一

         每天傍晚，我坐在阳台上，向着缓缓逝去的夕阳举杯。我一点点喝光杯中的蓝色液体，直到暮色笼罩四周，一片黑暗中我再也看不清城市的轮廓。

         这栋楼建在城北小山包的的半腰，是俯瞰城市的绝佳角度。周围彻底暗下来之前，我会看到楼里的居民络绎返回。一只山雀在我阳台的大花盆里做了窝，每到这时也衔着一两条小虫或枯枝回来，停在扶栏上和我一起注视落日以及稀稀落落从城里下班归来的几户邻居。它跟我一样，是一个旁观者。它是我的朋友。

         这位不会说话的朋友令我不觉得孤单。实际上，自从几年前搬到这里，我便几乎不发一言。我曾是一个作家，当发现自己靠写作获得的收入已经足够支持我过一种简朴、低调的生活，我就没有了继续写下去的动力。年轻的时候，我喜欢独自旅行，去过世界上大多数为我国公民颁发签证的国家。每至一处，我探索当地最有特色的美食、美景，也在那里姑娘的身边及枕畔流连。坦白地讲，年轻时的我对异性颇具吸引力：我不但外形俊朗高大，不少女孩儿还会说我深情的眼神令她们沉溺，相当让我引以为傲。女孩子们以各种不同音调的语言在我耳边叽叽咕咕地倾诉对我的爱恋，用欢愉的呻吟和双手划过我皮肤的独特触感赋予我关于当地的美好记忆。像这样浪荡却又多彩、迷醉人心的生活，我过了十几年。经济方面，支撑我过那种生活的是我持续出版的作品，而且所有的旅行最终都变成了我的灵感和素材。旅行之余，每年总有几个月，我闭门在家工作。我把自己的猎艳经历进行文学加工、写成小说后发表出来，受到了读者热情的追捧。在华语地区出行，我曾不止一次遇到床头摆着我的书的姑娘，倘若那正好是我用心良多的作品，比如《青之恋语》或《假面舞》，我会在肉体的欢悦中体验到极大的心灵震荡，更快地攀到顶峰。其实没有读者知道我真正的姓名，因为我以笔名“碧珠”立足于文坛，所写的故事中，“我”无一例外都是女孩子。在那些故事里，我本人的点点滴滴当然也存在着，不过，它们多是作为能满足女性浪漫想象的完美男主角身上的某些特质而出现在我笔下。所以对于外界，我是一个从不抛头露面的神秘女作家，只有V文学社的经理人M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喜欢这样把自己藏在我写出的文字里，自然，我也向往在不为外界所知的地方一个人生活。

         搬到这座山上以前的一段时间，我已厌倦了冶游。人生还长，然而我已经赚够了下半辈子的生活费，V社几乎每年都重印我的作品集且按时支付版税，而我写出的书足够放满书架的一整层。最后一次去V社，我戴着墨镜走进经理人M的办公室，把一张写有我银行账号的纸条放在他桌上。我告诉他，今后不需要给我寄支票了，我会搬去城外，过一种隐居的生活，叫他在年底付版税时直接给我的账户打款。

         M在桌后一下子精神起来，瞪起了他的小眼睛，吃惊地说：“不会吧，老弟？我看你今天脸色不好，你发什么神经?”

         我在墨镜后面眨了下眼，道：“我是严肃的。你也知道，写了这么久，我早就累了。反正吃版税也够过日子，我打算就此封笔隐居。”

         “多少姑娘们还在世界各地等着我们风流的神秘男士呢——你今天戴这副墨镜蛮酷的，我屋里有太阳吗？”M嬉笑道，“再说，《碧色传奇》刚刚加印，读者们都在呼唤着我们高产的碧珠女作家赶快写出续篇。你看看，这里全是着急要看后续故事的读者来信。”他从桌下掏出一捆花花绿绿的信件扔在桌上。

        “算了吧。兄啊，你要是想把‘颜色’系列出下去，不妨找个写手接着写。”我停顿了一下，说，“如果担心销路，继续用‘碧珠’的名字也好，我无所谓。我真的累了，既风流不下去也不需要再写点什么来维持生活。”

         M意识到我是认真的，便把我的纸条收起来，摇头叹道：“好吧，拗不过你。假如有一天改主意了，随时欢迎再把稿件给我。说真的，你今天脸色很苍白，是不舒服吗？希望你休息一阵以后还能重新动笔。”

         推门出去时我犹豫了一下，又探回头来对M说：“也许真的还会有作品，但不一定是我自己写，你等消息吧。”

         随后我坐了一辆大巴车出城，我的家具和物品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由搬家公司运到半山上的公寓。坐在公交车的最后一排，我摘下了墨镜，看外面升得很高的太阳。过去的两个月我都没有出门，我的眼睛也已在两个多月前那晚过后沉默的独居生活中，变成了一种淡红的颜色，我不想轻易让人见到。阳光很耀眼，太阳是黄和红的混合体，自信地端坐在天上，即使隔着车窗玻璃，也是一副很鲜艳的样子。太阳啊，我心想，你没能目睹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情，因此你始终照常升起，而我不知道我的人生之路还会多么漫长。车上零散地坐了其他几位乘客，也都在大客车发动机的轰鸣中默不作声。他们明白他们每一秒都在奔向生命的终点么，他们的人生路又还有多长？

         山上这座楼，每层只有一户，我住在顶层的16楼。长期包租下来，租金我承受得起，也满足我与世隔绝的需求。我没有安装电话或对讲机，当然也绝无访客。碧珠在文坛消失了，M并未以她的名义出版续作，所以《碧色传奇》是她与读者不告而别前的最后一部作品。那本小说是对爱之痛楚的追问，很遗憾，读者们等不到答案了。每年M给我的账户转版税时，会在附言中写一句：“老弟，我还在等。”好的，等吧，你需要耐心，就像我一样。我有时戴起墨镜出门，在林间漫步或去山下的商店购买生活必需品，也会与偶遇的邻居互相点头以示打招呼，但没人知道我是谁，对他们的身份，我亦无了解的兴趣。

         我的公寓仿佛一座寂静的坟墓，它是只属于我的空间，也是我身体向外的延伸，我们彼此依赖且满足。时间在这里随意流淌，闭起厚重的天鹅绒窗帘，哪怕外面艳阳高照，我也可以宣称这里是我的黑夜——坟墓里有永恒的黑夜，时间毫无意义。不过时间淌走了还将再回来。早晨我推开阳台的落地窗，迎着朝霞深深呼吸，吸进含有晨露芬芳的空气，那是坟墓里的幽灵复苏的时刻。长期不开口，我偶尔在坟墓般的房间里发出一声呼叫，粗哑、迟钝的声音像是传说中鬼魂的幽鸣。我属于黑夜，我的人生永远定格在了我完成生命中最重要作品的那个晚上。随着时间推移，那天的深夜离我越来越远了。没有关系，尽管我也渴望以晨光的生命力灌注我不断衰老的身体，我仍在我的坟墓里持之以恒地为自己创造黑夜。

         夜的起始是暮色初上时，我为自己调上一杯鸡尾酒。窗下一排各式不同产地和品牌的龙舌兰酒瓶，我随意选一种倒入酒杯，加了冰块，再从冰箱里拿出一只带有木塞的大肚瓶，以吸管将其中的殷红液体取一点，滴进杯子并搅拌，玻璃杯里的酒就瞬时变成梦幻般的蓝色。这颜色有关于那晚的清晰记忆，它是我曾做过的最热烈、清醒、美妙的梦。然后我坐在阳台的藤椅上，向着缓缓逝去的夕阳举杯。啜饮杯中蓝梦时，淡红血色的夕光在我眼里一点点下落。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但是当山雀转头看我时，它或许能见到这一幕吧。它呆立在扶栏上，安静地面向我，我识别出它小小圆眼睛里的好奇，也许它惊异于远处的晚霞竟能把我的瞳仁染红。

         我可以享用蓝梦的日子不多了。大肚瓶中的液体逐渐减少，镜子里，我原本灰色的眼珠也日趋变红。不能说话的山雀不懂，它们并不是被夕阳在空气中熏染的，即将沉没进黑夜的太阳不会有这么深浓的血的颜色。我也没法以幽灵泣诉的人语告诉山雀，我唯一完美的作品已在几年前完成，眼里的红色，是这部作品赠予我的纪念。它是我在这孤冷世间收到过的最温暖的礼物。

         这一切需要一个结局。对于人生，我已经历过太多旖旎的风光和霁月雪花的肉体享受，也出版了许多仍在坊间流传的小说，算是对大众的娱乐生活有所贡献，我没有任何遗憾。坦率地说，我可以就此把自己封进这座自造的坟墓。只是偶尔当晨间露水的香气进入我鼻端的时刻，爬上我红色眼角的晨曦使我拿不定主意：在彻底与这个世界告别之前，有没有必要让世界一瞥那个令我心颤的作品呢？——它可是我生命的重量，我所有的血液和热情。 这一念头压在我心上好几年之后——我不知道具体的时间，但记得那时我已接到过八次来自M的电子汇款——某天，我到山下邮局，终于给市内的晚报寄去了一封广告申请信，随信附上了登报款。

         几天后，本市晚报的文艺副刊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刊出如下文字：

启事

         为已退隐的著名作家碧珠做笔录并撰写回忆录的机会，报酬优厚，面谈和笔录限期三天。要求：1）文笔优美；2）不要提问；3）面谈期间，你的名字叫作“云”。

         有意应征此工作者，请于一周内将合作意向及作品样本寄至本市北郊素怀山邮政局479号信箱。 

第三首 

                   回声


“一个人的身体像一座医院”，
构造精密，有寂寥的侧影和
四十年一点点沉积下来的低语；
它圆润的曲线是一管笔
在时间的边缘不倦书写。
听，医院的草坪上
秋虫在沉吟，它们唱着
你在白日梦与空想的缝隙间
写就的急章。你想起

“一只手握过一枝花”，
从海洋的一端到另一片大陆，
它巨大的花瓣
巍巍触动你心房。
来苏水的气味伴你长大、入眠，
你熟悉夜间广播的调频，
以及昏暗的走廊里
脚步拉长的回声。这么多人们走过，
这么多年了。可惜，

“一些头发老去”，来不及
分岔，已被语言的暴力征用为
蝴蝶在你肩头流连。“啊，飞——”
你拨去眼前纷落的花瓣
仿佛奋力拨开迷雾。雾是你的
年龄的谜面，一次平方
又一次平方之后，隐藏进
你血液里的秘密。滴答滴答的
物质交换，“嗒——滴——”

你望不到那个人，她却
从遥远星系的传说里窥见了你。
窗外秋天的风
预告你们共同的命运。病床上
你蜷起身体便离她更近。
你和她，到底是谁的声音
被热烈歌唱生命的虫鸣所淹没：
“这么多年了，这么多疼痛，即使
——这就是活着！”

L.j     
2021年9月21日写于炼狱溪

（这首诗与我在2003年的诗作《父亲  三》互文。）

【自述：身为一个低产的写作者，我对所有作品都几乎同样喜爱。但下面的文字对我的特殊意义是：它们标示了我写作历程中的巨大转折。从这个超短篇小说开始，那个在本世纪开头几年活跃在“西祠胡同”的天马行空的“白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名叫“李沁云”的作者及其笔下那个充满爱的血腥气的神秘世界。】

         每天早晨醒来之前她都会见到蝴蝶。她和他第一次去看蝴蝶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五年前吗？在城郊的一个山谷里，他指给她看漫天飞的蝴蝶。它们轻得似乎没有重量，那么多纷繁的颜色，让人看不过来。她望着它们轻轻叹气，对他说，这儿的蝴蝶这么多，也说不清是什么颜色的。在梦中她也看不清楚蝴蝶的颜色，只看到它们的形状和不停扇动的翅膀掠过她的眼睛，然后她就在洁白的床单上醒来了。

         她还记得他遇到她的那一天，她胸前有一只硕大的蝴蝶，蓝黑色的，镶着莹白的珠子。它折射出的光有一种冷冷的感觉，硕大的形状也使它丧失了优美，让人不想离它太近。而她却比这只蝴蝶温婉，完全没有进攻性。她胸前的蝴蝶被她下巴的弧度所笼罩，映在他的眼睛里，让他深褐色的眼睛泛起波澜。那只蝴蝶下面是一颗缓缓跳动的心脏，他盯着它，好像要看到那颗心——想必它该是帷幕重重的吧。那座多雨的城市那天例外地没有下雨。她跟着他穿过大街小巷，来到一个铁门前。门上没有写着名字的牌子，门的暗绿色油漆也剥落了不少。他推门，开了，他问她，愿意进来吗？她低着头用静默回答了他。此时他掏出一块手帕给她，上面绣着字母R，也是暗绿色的。他示意她用手帕蒙上眼睛，走了进去。

        她感到她走过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然后上了几级台阶。又走了不知多远，她跟着他进入电梯，到了这座城市的一个制高点。他扯下她脸上的手帕，让她往下看。在高楼似的塔上，她可以看清楚附近的每一个角落。时间既快又慢，还没等她好好放眼看风景，高处带来的眩晕已经使她倒在了他怀里。天霎时黑了，塔上的窗和天空的颜色连成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了，包括他。他的呼吸触到她脸上，她顺从地把他的气息全都吸进身体。他的嘴唇柔软、肉体洁白，当他脱下衣服，他的身体成了她唯一可以看见的事物。周围非常安静，只有她加速了的心跳还在不停发出声音。她把指甲陷入他的肉里，把头和身体向后仰，那里，一张床迎接了她和他。蝴蝶占满了她的眼睛，这时它有黄色的翅膀和透明的边缘，一直往更高的地方飞。她的头发乱了，乱发目睹着外面的天空，天空是空的。

         他再次带着蒙了手帕的她走出来，天已经亮了。他和她一起去城郊的山谷里看蝴蝶。它们比她胸前的那只灿烂得多，然而它们是更加朝生暮死的东西，不知道明天什么时候来，所以就在这里获得短暂的欢愉吧。她看着它们不停地飞，满山满谷，就想到它们也终有死的那一天，而且那一天必将来得很快。他也在看蝴蝶，那时他的眼睛变成了一种说不出的颜色，让人迷恋。那真是一双令人悲伤的眼睛，她甚至觉得他的注视会加速这些蝴蝶的死亡。于是她问他，你觉得，它们和我，谁会活得更长？他细长的眼睛看向她，说，这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你应该爱我。她点点头，停在她胸前的蝴蝶也跟着颤动，她说我当然是爱你的，我应该爱你。

         后来他只在晚上跟她见面。在那座高塔里，他的黑衣服常常让她不能把夜色和他分开。他伸出凉凉的手指，放在她的额头，她就知道，他来了。他的手有一种魔力，接触过的地方，都留下很淡的白色痕迹。他告诉她，他的手接触哪里，就等于用嘴亲吻哪里。她醒来的时候，他一定已经走了，然而她的身体越来越白得晶莹。每天都是蝴蝶，把她从夜的密不透风里唤醒。那只有绿色莹光的，只给她留下过一个影子，但她还是对它的美丽印象深刻。

         有一次他带来一根琴弦。他用它弹出了一首歌，他是这样唱的：

        人们远离我，唯你爱我
        在安静的地方，夜色未央
        把你的脚给我吧
        我予你蝴蝶的歌
        那痛是甜蜜的
        因为唯你爱我

她拿他的手帕遮住眼睛，听完他唱歌。他在床尾弯下腰去抚摸她的双脚。从左脚到右脚，他长久地抚摸它们，一直到它们白得几乎要发亮了。她低声告诉他，你不必觉得难以决定。他的嘴角动了动，却不再说话。那根琴弦已经出现在了她的左脚踝上，一圈圈地绕着，一圈比一圈紧。

         天快亮起来的时候，他在离她很远的地方，握着她的左脚，再次唱起了那支歌。她还在塔里沉睡，即将被一只绿色的蝴蝶唤醒。在塔里，时间是用梦中的蝴蝶来计算的。她在没有尽头的时间里躺在床上回忆蝴蝶的颜色，尽管很不清晰，而且那种倏忽而逝的绿色也实在难以形容。她没再看到过他的眼睛，但她想像在某些时刻它们也会是那样的绿色。他的手在她身上的时候，她也曾抱紧他，问，你也爱我吗？他说是的。她想，或许是因为他爱她，她才得以看到蝴蝶。它们的颜色都是他爱她的证明。

         时间的流动完全没有方向，它随处停下来。那天他送给她一个精致的小盒子。在黑暗中，她看不清盒子里面装了什么。伸手去摸，她摸到一个小小的硬硬的东西。他扶她从床上坐起来，说，我知道你希望我证明我爱你。她不觉流下了眼泪，对他说，是啊，你知道。他拿起给她的礼物，让她张开嘴，放了一截在她嘴里，另一半在他手中。他们在这城市的制高点，远离了其他人。她的泪还在流着，模糊了她的眼睛。这时她看不清蝴蝶，它巨大的翅膀正变得和她的泪水一样透明。他的另一只手慢慢抚过她的白色面孔。他耳语般地对她说，只要一下就好了。她闭起的眼睛看到成百上千的蝴蝶向她飞过来，遮住了天空，灿烂无比。她也对自己说，只要一下就好了。

         蝴蝶从来不在一个地方停留得过久，它们飞走的时候，她听到砰的一声，然后她睁开眼睛，终于在晨曦中看见了他。他仰面倒在地上，血正从头部流出来。他的眼睛睁着，深灰的颜色。她爬到床边，看着那双眼睛，轻轻笑了出来。

李沁云

2007年8月写于北京

*本文标题取自于三毛的同名散文《蝴蝶的颜色》，收录于三毛散文集《雨季不再来》。

（下文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几年前我为当时学校的一门“梦与象征化沟通”课程所写的期末论文翻译而来。）

         这篇文章试图依据弗洛伊德对“梦的工作”(dream work)的理论建构及其“释梦”方法来对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在2001年推出的《千与千寻》这个视觉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细读。过去几个月里，我的孩子们（十岁的女孩和四岁半的男孩）对这部电影十分着迷，一直在反复观看。我也因而有机会在家务劳作的间隙与孩子们一同欣赏了这部影片。尽管我的观看一点也不连贯，而且是在花掉了许多天之后才得以看完整部片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很快地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文本，它的丰富性使它能够既让孩子入迷、也吸引了众多成年粉丝。《千与千寻》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岁的女孩千寻坐在汽车里和父母搬去新家所在地。他们在一个带有神秘气息、荒无人声的小镇停了车。虽然千寻最初并不想在此处逗留或探索，父母却被一个摆满熟食的空荡荡的饭馆里的香气馋到了。当妈妈和爸爸相继落座享用免费食物时，千寻继续在小镇里游荡并遇到了一个名叫Haku的年轻男孩子，神奇的是，Haku有时会变身成为一条龙。他告诫千寻她应该立即离开，因为这里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千寻感到害怕，她返回街市上的饭店去找她的父母，却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仍在贪婪地饕餮着食物的两头猪。为了救出爸爸妈妈，千寻进入了一个被女巫“汤婆婆”所统治的魔幻的幽灵世界。她与汤婆婆签了合同，同意在一个接待动物幽灵和妖怪的浴室里工作，作为汤婆婆把她的父母变回人形的条件。在浴室工作期间，千寻从Haku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在浴室里，她先后接待了两位神秘的顾客。第一位是一个河神，它在浴室里源源不断地呕吐出了人类扔进河里的现代化、电气化生活垃圾。第二位神秘客人是一个没有脸的黑身妖怪，它戴着一张白色的面具作为自己的脸。这位“无脸”一边洗浴，一边饥不可待地吞下了大量的食物。千寻帮助了这两位顾客，后来她也帮Haku想起了自己在为汤婆婆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忘记的真名：Kohaku河。当Haku回忆起他自己实际上是Kohaku的河神，汤婆婆在他身上施过的法术就消失了，接着，他帮助千寻与汤婆婆斗智斗勇。千寻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汤婆婆的孪生姐姐钱婆婆的帮助。最终，她的父母被从猪圈里放了出来。千寻与Haku道别之后，按照他的指示走过了一条黑暗的通道，再见到阳光的时候，她也看见了已经重回人形的爸爸妈妈。父母完全不记得在汤婆婆的魔法世界里发生的人和事，他们催着千寻赶快上车。然后他们一家又上路了。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首先会将千寻神奇的、梦魇般的经历作为一个做梦的过程来分析，并将千寻梦一般的经历解读为在她的人生发展阶段她所面临的必要的“成长任务”(maturational task)。之后我会探讨这部电影本身作为一个梦对于观众的含义，以及我本人作为一个观众是如何在对我有意义的方向上为这部电影建构意义。

成长过程作为一个梦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中可以看出我的孩子们为什么总在观看这部令人着迷的电影时，时而骇然，时而激动。然而当我们仔细地检视这部影片，便能发现千寻的奇遇跟做梦的体验十分相像，而且这样的一个梦包含了主人公这个十岁小女孩的无意识冲突及愿望。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向观众暗示了千寻的历险其实是一个梦。初次来到汤婆婆的魔法世界时，千寻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渐渐地变得看不到了。她感到害怕并提醒自己“这一定是个梦”。影片结尾处，父亲和母亲全都想不起来在搬家途中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亦提示我们，千寻的奇妙经历有可能是一个梦或白日梦。

         千寻梦境般的奇遇带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的工作”四大基本特征中的三个特征：象征/表现化(representativeness)，转移作用(displacement)，以及压缩化(condensation)（——“梦的工作”的另一个特征是“二级加工”[secondary revision]）(Perelberg, 2000)。本片最明显的梦的特征，我认为，是将千寻父母的贪婪性格在一个令人感到视觉上震惊的场面中表现出来：妈妈和爸爸浑然不觉自己已变成了猪，仍在呼哧呼哧地狼吞虎咽。转移作用是千寻故事里的另一工作机制。在与汤婆婆签订合同时，汤婆婆拿走了千寻的姓氏以及她名字里的一个字，于是“荻野千寻”变成了“千”。汤婆婆也对Haku做过同样的事，可能对她手下的所有幽怪工人，她都是这么做的。作为人们名字的能指，名字是身份的同义词；这个故事里，名字代替了身份，此为梦的转移机制。在千寻的历险中，她一面努力不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一面帮助Haku记起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梦亦是关于对个体身份的找寻。

        “梦的工作”的压缩化的特点在千寻的遭遇中稍显隐匿但仍然留下了一些痕迹。父母变成猪后，千寻初涉魔法世界，这时Haku告诉她，她应该让汤婆婆给她一份工作，因为假如不工作的话，她就将变为一个动物精怪。因此这里有这样一句潜台词：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成其为人。我的观点是，汤婆婆的浴室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两个神秘客人之中，“无脸”的出现给了观众一点线索，使我们能够明白它象征了现代人通常模糊不明的身份感。而第一个客人，那位无法自制地不停呕吐的河神，它吐出来的家具、装饰品以及家用电器等等，提醒了我们现代化历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因此汤婆婆的浴室是成人现代世界的一个浓缩化了的存在形式。然而，仅有十岁的千寻却为了自己的父母而不得不被迫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她必须快速长大，可是她也对成人世界的复杂性感到忧惧和困惑。

         我的上述分析表明，千寻梦的主题是成长。根据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1963)所定义的人生中的八个心理-社会性发展阶段，千寻此时的成长任务包括建立对自我和身份的意识。幸运的是，千寻通过做这个复杂的梦，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尽管最初，她对于长大是抗拒的。千寻一开始非常坚决地拒绝进入荒镇，很快又不断地催着父母赶快离开；对于展开这个梦的拒斥，完全可以阐释为她对长大的抗拒。但是最终，千寻需要长大，因为在这个梦里，她得保护变成猪的爸爸妈妈，以免他们被汤婆婆及其浴室的客人吃掉（汤婆婆和她的浴室显然象征了资本主义凶残的力量和规则），还得帮他们重新恢复人形。在影片展示的梦一般的奇遇中，这就是千寻必须长大的理由。可是影片结尾当千寻与父母再次坐上小汽车驶往新家时，爸爸问她：“你是不是还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变化：比如新家、新学校？”正如我们所见，千寻对于新环境的忧惧事实上可能是她需要成长、需要开始一个寻求身份的人生旅程的原因：她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个孩子没有别的选项。千寻的害怕也造成了她的梦般历险中的一个核心冲突，这个冲突是以抗拒长大的形式出现的。

        电影的其他一些方面也足以佐证千寻的奇遇是一个梦。首先，正如弗洛伊德(1933)认为梦通过视觉符号表达做梦者的潜隐想法，在《千与千寻》中，千寻的内在挣扎被表现为一个栩栩如生且戏剧化的故事。整部电影都带着成长的需要和对长大的拒绝之间的张力。起初，千寻是出于一种她难于形容的强烈的恐惧感而不愿进入（紧接着是不愿留在）路途中的荒镇。这个恐惧感对应了千寻对于她和父母所要搬入的那个新环境的焦虑。之后在影片中，长大对千寻又意味着她得离开Haku，她人生中的初恋。尽管有着种种挣扎，千寻最终完成了她的成长任务：她身上的生命力赢了。根据弗洛伊德(1917)论述梦的象征意义时所说，人们在梦中所见之水往往代表了羊水；那么汤婆婆的魔法世界周遭的海水以及她浴室内常在的巨量的水很可能都意味着千寻的历险记带有重生/成长的含义。其次，千寻梦般的经历包含了不止一个“无意识愿望“（unconscious wishes）(详见弗洛伊德，1900)。这其中有千寻希望自己（贪婪的？）父母消失（这样她即可感到独立）的愿望，也有她在一个新的、未知的、可怕的世界中存活下来的愿望，并且尚有一个愿望是找到一个除父母之外的新的“爱的客体”(love object)。所有这些愿望都以被修改/扭曲了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全部在千寻的故事当中得到了实现。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满愿”(wish-fulfillment)功能。

         《千与千寻》中小主人公的历险对她是一场噩梦，对任何儿童也都会是一个噩梦。但为什么千寻这个小女孩需要通过一段噩梦般的遭遇来长大？这个梦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极其有可能造成创伤，并且影片似乎向观众暗示千寻的确经验到了“成长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 van der Kolk, 2005)。透过成长创伤的棱镜来看待这个电影故事，不难解释为何千寻的父母完全不记得他们变成猪期间的任何事：爸爸妈妈对噩梦的无法追忆，或许说明了他们对自己作为“不完美的父母”是缺乏认识的。不是吗，有几个在孩子身上造成成长创伤的父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孩子身心的影响呢？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当中，我将继续讨论成长创伤的话题。

观者与千寻之梦的关系

         我很想谈一谈含藏在上述对千寻之梦的个人化解读中的我与这个梦之间的关系。这学期在这门课上，我们不断地讨论在试图理解和诠释一个梦的过程中对梦之含义的建构，我们的学习也涉及了“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理解梦的一种方式是如何为这种建构提供了语境(Movahedi, 2012)。前文当中我对这个电影文本所作的精神分析式阐发，可以说是我本人的自由联想，或者按照Berman(1998)所述，是我对千寻之梦所产生的移情。而且我能从中看出长大和成长创伤的主题来，这绝非一个偶然的发现。

         《千与千寻》里的历险之梦，影片的创作者宫崎骏（身兼编剧和导演两职）为电影所赋予的含义，以及观众感受到和创造出来的意义，共同构成了星群般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意义宇宙。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本身的梦般或催眠般的性质(Berman, 1998)不仅存在于观众的体验里，也适用于创作者将其奇思妙想实施出来的过程，尤其因为《千与千寻》是一部以宫崎骏的手绘图像为视觉蓝本的电影，它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来自于宫崎骏本人的想象。影片中亦有并非来自想象的人物形象：千寻一家三口都有真人作为卡通形象的原型。在关于本片的纪录片中，宫崎骏透露道，千寻的外形来自于他邻居家中的十岁小女孩。因此这个真实的小邻居是宫崎骏的梦之工作的“白日残余”(day residue; Langs, 1971)。而这部电影则是宫崎骏对他自己产生的一段幻想或一个梦的讲述，它既是一个“显性梦”(manifest dream; Pulver & Renik, 1984)，也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叙事。与此同时，这部电影——或更确切地说，这部电影种所包含的梦——对我这个观众造成了“回忆残余”(recall residue; Langs, 1971)的效果，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次梦样的经历。

         2017年的某个秋日，我在附近的室内泳池游泳，一边游一边产生着一些散漫的思绪。当时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动禅”(moving meditation)的状态并经历了某种“顿悟”。游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人的一生中，一定存在着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

1)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父母并非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时；

2) 当一个人发现他/她无法与自己的“真爱”在一起时（“真爱”通常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这个客体到底是谁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

3) 当一个人觉察到他/她似乎永远不能变成他/她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时。

我还意识到，这三个创伤性的时刻分别对应了早期客体关系、（狭义上的）亲密关系，以及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而上述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时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梦样的经历。观看《千与千寻》的时候，泳池中的那个时刻清晰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使我得以看到：千寻的噩梦始于目睹她父母的贪婪，亦即他们的不完美之处。这对千寻一定是创伤性的，它也是我们的小主人公在影片中经历的第一个创伤。不久以后她便经历了第二个创伤，那是当她必须与留在精怪世界中的Haku道别的时刻。这也是我在上面提及的第二个普遍性创伤，因为在东亚文化中，一个人的初恋经常是非常重要的也常常被认为是他们的“真爱”，尽管这种感知与所谓的“客观事实”不一定有关。这是我从中日韩三国的影视文化中得到的一个一般印象。对千寻来说，第二个创伤发生在她从梦中“醒来”的时刻。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及，因为“醒来”意味着千寻现在对于在新环境中和她的父母一起展开新生活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刻也同时表明，千寻已经处理好了人生中的前两个创伤，她将要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并将面对第三个普遍性创伤（或者可以说，“长大”过程中必经的第三个挑战）了：如何成为她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对千寻、对这部电影的观众、也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可能是将持续一生的成长历程。因此，千寻及父母在影片开场和最后一个镜头中驶于其间的那条路是极富含义的：它不止是一条路，它象征了我们的人生。

结语

         如上所述，我把千寻的故事看作现代性语境下的一则成长寓言。正是这个现代性语境推动了十岁的千寻去面对找到一个身份的人生挑战，因为在埃里克森 (Erikson，1963)原本的定义中，这个具体的成长任务是在十二岁左右才开始发生。作为一个住在当代日本的早熟的孩子，千寻在十岁上已经面临了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应接不暇的创伤性体验，例如拯救她的父母——意味着在心中放弃她所抱持的父母的理想形象——以及与初恋分别。对于千寻，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都以一种浓缩且加速的形式作为梦而发生。在影片中，我开心地看到千寻这个小女孩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人生挑战。和我的孩子们相比，我应该是从《千与千寻》中获得了稍有不同的东西，可是我确信，这部作品里最打动我和我的孩子们以及世界各地观众的，是它的成长主题和宫崎骏以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呈现的梦般历险。

         这部电影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与它的关系尚未完结，在我继续我自己的人格成长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一定还会被创造出来。对于我或其他任何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意义自然是发源于一个关系矩阵。这个矩阵中细密交织着的关系不仅包括该电影作品、影片/梦的创造者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观者本人的客体关系、亲密关系，以及与自我的关系。

李沁云

2020年1月初写于器堂楼上

参考资料：

Berman, E. (1998). The film viewer: From dreamer to dream interpreter. Psychoanal. Inq., 18: 193-206.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Freud, S. (1900). The psychology of the dream process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pp. 547-660). New York, NY: Avon Books (1998). 

Freud, S. (1917). Symbolism in dreams. In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15: 149-169. 

Freud, S. (1933). Lecture XXIX: Revision of the theory of dreams. In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p. 8-37). New York, NY: Norton (1965).

Langs, R. (1971). Day residues, recall residues, and dreams: reality and psych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9:499-523. 

Movahedi, S. (2012).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reported dreams and the problem of double hermeneutics in clin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 8(2), Article M12. 

Perelberg, R. J. (2000). Introduction. In Dreaming and Thinking (pp. 7-19).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Pulver, S. E. & Renik, O. (1984). The clinical use of the manifest dream.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2:157-162. 

van der Kolk, B. (2005). 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 Psychiatric Annals, 35(5):401-408. 

第二首
                        分裂


冰冷的机器把你包裹其中，像蝴蝶
破茧之前的状态。在你身体里掏啊掏的，
是海女儿的渔网、木铲还是发夹？
它淘出一只柚子，又铲掉一瓣
你孕育了许久的玫瑰花。“玫瑰
是世界的隐喻。”年轻时的你如此预言。
而现在，时间过得太慢，你身上的
某个器官却又过于灵敏。不如分身为二，
一个你漂浮在空中去接住那朵玫瑰，另一个
被黑暗裹挟着、承担痛觉。不如就此分裂，
就像你向往的某种主义，无数次变身之后，
它至今已成为了第几国际和第几回新时代？
就继续分裂吧，你的信仰，不也是
“一花开五叶”，一教分出来八枝连宗？

你困在黑暗的通道里无法离开，
浮沉于空的那个你暗想：“是啊，就连
我日日研究的精神分析，也不停地分裂，
已经超过了一个世纪。”你今天处理的
来自一位尼泊尔病人的移情与阻抗，
是一百年前弗洛伊德在维也纳的绝对精神
所分裂出来的吗？1996年，
你喜欢的歌手靡靡哼唱：
“思念的细胞慢慢分裂开去——”也许，
分裂才是世界的常态。
黑暗中的冰冷尚未结束，你将看到
美人鱼俯身亲吻你体内快速分裂的细胞，
她还把你的玫瑰轻放在你胸口
（那可是全世界的重量呵），用发卡别好
从你身上飘落的蝴蝶。你会醒来，
忘记了与梦有关的事，但仍将闪回那一次次
无穷大或无尽小的分裂。


L.j      
2021年9月17日
写于麻省炼狱溪畔

 

        尽管精神分析是公认探索人类心灵最深刻的工具，也是我找到的能把我对文学、历史、社会和人心的兴趣全部结合在一起的奥妙无穷的一整套世界观以及理解人与生活的方式，但当我想要写出自己在病人的位置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体验时，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精神分析——尤其是带有古典色彩的高频次精神分析——在我们所身处的快节奏当代社会中其实是位于相当边缘的位置。这就是标题里的“才”“还”二字所显示的我的无奈：好像一旦谈论精神分析存在的合理性，就不得不采取一个防卫的姿态，就一定会跟认为它已经“没落了”、它是“离经叛道”的那个声音进行对话。

         好在任何的“姿态”和质疑都没有关系，只要还能够表达，就有把事情思辨至明的可能性，这类似于在精神分析实践当中，结果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则是过程本身。而且即使我本人作为从业者、哪怕我之前的好几年都在一所精神分析学校里学习，我自己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于一周多次面谈的高频精神分析感到不理解，大众的困惑亦可想而知。

         老弗爷初创谈话治疗时，每周与同一个病人会谈六天。这一标准随着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而有所调整，目前行业里一般认为，病人一周与分析师见面四次或四次以上的治疗模式是尚在经典精神分析框架内的。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一周六次的频率了，在美国，接受经典精分的病人一周最多面谈四至五次，以四次居多。过去我所在的训练机构告诉我们：只要临床工作是围绕着对移情(transference)和阻抗(resistance)的处理来展开的，便可被称为精神分析，而会谈频率并不是定义精神分析的因素。甚至在那个临床流派里，由于把改良后的精神分析方法应用于精神分裂患者和具有严重人格障碍的病人，分析师会提供低至隔周一次的会谈频率，以避免对“自我”(ego)功能极其脆弱的患者造成“被入侵感”(intrusion)和“被淹没感”(overwhelmness)。那时对我们这些受训者的要求也一样，每周见一次训练分析师即可，我还曾庆幸地想：幸好我的学校不要求高频分析，不然我怎么可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那么多钱来只用在这一件事上呢！

         关于一周面谈几次才能被叫作是精神分析，在领域内部也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而且并不是我今天想表达的重点。不过相对传统、老派的机构（以IPA为代表）和分析师们普遍支持高频会谈的合理性。况且他们觉得，后来也有“心理动力学”(psychodynamics)和“精神分析式的心理治疗”(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这样的概念发展出来去概述低频会谈的性质。那么每周见分析师一两次和四五次，这个区别会导致疗效的差异吗？区别到底在哪里？在这个话题上，我的大学心理系师兄、北大副教授钟杰曾经在知乎写过一篇回答，我觉得他说得很好。他认为一周见一两次只能算作心理动力学治疗，而每周三次和每周四次之间，大约也存在着质的不同：

国际精神分析协会 （IPA）不承认[一周三次的躺椅分析]是“精神分析”。看上去是治疗频率仅仅差了一次每周，但IPA很看重这个。我问过一位德国老师，他的回答是：“一周四次意味着患者一周内可以两天连着过来见分析师，而一周三次则可能不会。” 因此，我的观点是：患者如果是一周三次的，我也建议他们不要隔天来，至少有两次是连着两天来接受分析，利于疗效。（钟杰师兄的文章在此可见。）

为什么一星期里至少有连续的两天进行面谈会利于疗效呢？起初我也不甚明白，但是当今年我有了高频治疗的亲身体验后，或许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

         今年初我为了申请IPA在本地分支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资格，而找到了新的训练分析师Dr. A。按照约定，我们最初是以每周两次的频率见面，当我们处理好各自的日程安排后，就立刻开始了一周四次的工作。我本人也是临床工作者，虽然我并非工作狂、在做个案之余给自己安排了充分的休息时间，但由于日程方面总会涉及我自己的病人和Dr. A已有的病人以及她的其他工作（我的分析师除了见病人以外，也督导后辈同行的工作并在IPA承担行政职务），因此与Dr. A协调出一个适合我们双方的时间表并非易事，颇花了一些心力。

         Dr. A的分析室就在她家里，而我们一星期的四次见面并不是安排在相同的时间。现在我每周一到周四都会在自己工作的间歇开车卡着点冲到分析师家的后院，再快速跑进她的办公区域，然后发现听到我脚步声的她已经站在会谈室门口微笑着等我了。我把自己放倒在Dr. A工作间里那张巴塞罗那躺椅上，一霎间涌上来的放松感令我强烈地察觉分析时间与生活中其他时段的不同。往往我会对分析师感叹：“能在一天中的这个时候躺下来聊天，真是太好了啊！”频繁的会谈安排甚至使我觉得，最近这阵子我似乎只做了两件事：我不是在跟分析师谈话，就是在去跟分析师谈话的路上。在匆匆赶往会谈的路途中，有时我想到，我对于精神分析的热情已经到了“没你不行”的地步，可是把接受精神分析纳入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之后，又“怎么才能行”呢？

         高频分析最显著的优点，或许是会谈的连续性。我想钟杰师兄在上述文章里所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今天被人们所目为“标准”的每周一次的治疗频率，事实上不是从疗效出发而固定下来的行规，而是最低疗效与保险公司的最大经济效益这两者的相交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保险行业染指心理治疗领域之后才逐渐形成的一种通常做法（这是美国的情况，其他国家我不太了解），保险公司基本上不会为病人支付多于每周一次的治疗费用。可是想想看，一星期的时间有将近170小时，一小时的治疗时间与170小时的总量相比真的微小之极。在心理治疗领域，普遍认为患者每周过来接受治疗意味着他们留出了这段时间来面对自我以及自己面临的人生问题，而来访者离开治疗师的办公室后，就将立即被日常生活所裹挟。我自己的临床工作每天都在发生这样的情况：患者先花一部分时间通过谈论过去一周的生活来“预热”与我的谈话，然后他们才会转而谈论他们真正关心的议题；这时可能只剩下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了，通常是不可能抵达任何更深入的地方的，对潜意识的探索更是被压缩到近乎为零（精神分析一般来说是通过讨论梦、幻想和口误来发掘潜意识）。接着下一周呢？还会是这个流程，只不过与我熟悉起来之后，有的病人不需要太多“预热”、能较快地进入主题，而有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比如，不习惯谈话的焦点集中于自己，或是拒绝与我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也即拒斥对我产生移情）则一直会需要花相当一部分时间重复地论说生活最表层的东西。对于后者，我会把它作为患者对于谈论内心世界或真实情绪的阻抗来处理，并且是针对具体情况去处理具体的阻抗。然而这样的阻抗，有多少内容是170:1的比例悬殊的治疗外时间对治疗时间的包裹和压制所造成的呢？

        我个人的体验是，一星期四次的高频分析里，只有周末时连着三天见不到分析师，使我与Dr. A谈话的延续性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因此，每周二三四这三天，我们的对话几乎毫无铺垫，我会直接接上前一天的话题。而且每周四小时的谈话时长也保证了会谈的深度性。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哪怕与最亲近的人，我们也很难有一星期四小时的交流时间。就说被我视作“灵魂伴侣”的丈夫吧，我们每天忙于各自的工作，虽然很喜欢互相沟通，说的最多的话却全是关于孩子和家务琐事，真正想聊的话题，都得挑孩子不在家里吵闹时见缝插针地说。

        有一回我给Dr. A讲我作为佛教徒的日课，说起念佛、诵经等事。我又联想到圣严师父教导世人的“四它”原则，想要跟分析师谈一谈我所看到的精神分析实践与佛教修行之间的相通之处，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四它”原则的第二步是什么了。开车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我才想起原来是“接受它”，并意识到我的遗忘是一种症状：“接受”对我仍然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于是第二天我就从我的这个认识开始讲起，并和分析师一起澄清了“接受”的含义。假如我需要隔一周才能再见到Dr. A的话，那么我未必能再抓取到“接受对我是艰难的事，所以我上次谈话时忘了‘四它’原则里的这一步”这个稍纵即逝的念头，而这个对我本人很重要的人生哲学议题，则可能要再过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在面谈中再度浮现出来了。

         由于谈话频率高且会谈时间大多能花在“刀刃”上，我感觉高频分析比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一周一次的训练分析推进得要快。我念社工专业时曾碰到一位很好的认知行为取向的老师Dr. M，我们至今仍保持着联系。他告诉我他为了了解自己曾做过每周四次的高频精神分析，总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而我过去训练机构的某位我很尊敬的督导则做了36年一星期一次（可能中间也有两周一次的频率）的治疗，一直到这位督导的分析师去世为止。这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即使是从业者，大多也不会把自我治疗的阵线拖得这么长，但七八年、十几年的治疗时间并不少见；职业生涯中的不同阶段到不同的分析师那里去修通差异化的问题也是一种办法（例如欧文・亚隆，但由于他每次都是接受深度的个人治疗，所以每一段治疗的时间都在两三年左右）。具体到我自己，因为我必须让自己在精分学会受训的多数时间内都接受个人分析（——不仅是为了修通自己的大部分冲突，也是由于高强度的训练会给候选人造成额外的内心冲击），所以我应该不会在两年半之内就结束与Dr. A的工作，但亦不至于需要七八年。上面的时长对比说明，高频分析的确是频率高，可是不会把时间拖得过久。假如一个人大约是需要300次面谈才能获得相对的心灵自由，那么每周四次比起每周一次会帮这个人节约许多时间。

         经典精神分析的高频设置决定了谈话的深入性，而这个深入性则让分析师可以最大程度地与我“同频共振”，甚至先于我而意识到我尚未意识到的事情。某次Dr. A要去欧洲出差，因而取消了我那个星期四的会谈。于是周三见到她时，我感到有一些话说不出来。我能意识到自己对分析师取消我的面谈有所不满，但她确实有客观理由，因此我觉得自己的不满好像是小题大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把这种感觉对Dr. A表达了出来。可能是由于分析师即将出发去机场，我仍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填充接下来的时间。我散漫地谈到年幼的儿子“想要的东西不能等”，并举例说：“他有天晚上说想要新的Pokémon book，一定让爸爸马上给买，还说‘我明天就要收到这本书’呢。”Dr. A问我：“明天还想要你的面谈时间，这是不是你想对我说的话呢？”后来我又不知为什么，提到在我懒得做饭的时候，会让丈夫去买快餐汉堡回来给全家吃。我说：“我们都很喜欢Shake Shack的汉堡，我尤其喜欢双层堡，双层汉堡里有两块肉饼，特别好吃。”我正在内心暗暗诧异我怎么会提起这么散漫无边的小事时，分析师评论道：“你好像是在告诉我，你希望今天能跟我谈两个小时、把明天的会谈提前补上，这就像你爱吃双层汉堡一样。”精神分析师为患者提供的阐释经常是这样，听起来像“胡扯”但细想却有一定道理。我听到分析师的解读，扑哧笑出了声，既开心于Dr. A能敏锐地捕捉到我的潜意识内容，也很高兴她把她的阐释告诉了我，使我懂得原来人的潜意识聪明得很呢，我说的话看似脱线、无稽，事实上都指向我对分析师取消我的面谈所产生的种种感受和想法。而且Dr. A强大的解读我的“象征化沟通”(symbolic communication)的能力也是我在这段新的分析关系中所收获的宝贵的东西，作为我的训练分析师，她的精神分析“手艺”以及她的工作风格都将被我内化到我自己工作的细节当中去。这里也不得不充满遗憾地对比说明一下：这种做解释的能力我在此前每周一次的训练分析中获得到的非常少，一方面由于那时的学校不认为作阐释在（与退行严重的患者的）工作中具有优先性、所以在教学和临床训练中都不十分强调这个能力，另一方面我觉得一周一次的低频个人分析的确很难在这方面起到足够的示范作用。

         在社工学院上Dr. M的临床基础课时，他曾经告诉我们，不同取向的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例如在认知行为治疗当中，治疗师是以患者的老师的面目出现的，而精神分析师与他们的患者，则最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前面我提到与Dr. A调整出适合我们双方的一周四天面谈时间，花掉了许多心力，事实上主要是分析师花了心力。作为一个极其资深的精神分析家，她照顾了我的工作安排，使我可以把面谈时间有机地放在我的工作日程里而不会影响到我自己与病人的见面。Dr. A令我感到她重视与我的工作、她愿意为我负责，即便我其实根本负担不起她的全额费用；她对我提供了她的最低价（与我自己对本地病人的收费持平），显示出对后辈的关爱。对一位严谨的精神分析师而言，接纳一个病人来进行高频会谈，有点像有爱心的成年人收养了一个小孩子。对患者有所选择是肯定的，因为每周要多次见面，必须得选择个人认为适合的治疗对象，最起码不会接受一个自己觉得厌恶的人。而患者自然也可以对分析师进行选择，这是比被收养的小孩子更具有能动性的一点。所以也许可以说，精神分析治疗的开始之初，是一个人选定了另一人来帮助自己发生一个“再次被养育”的过程，而另一人给予了蕴含着同意与关切的回应。我自己的病人也时常令我觉得他们希望我是他们的“养育者”，这与来访者的年龄无关；有时我甚至能感觉到，某些患者在潜意识里想让我先“怀上”他们然后再把他们“生出来”。

         病人先被分析师“怀上”然后再被“生出来”、重新“养育”一遍——由于精神分析会促发患者的退行，所以在隐喻的意义上，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过程——这是高频分析性治疗所携带的古典主义色彩。我们追求“短平快”的现时代风格与精神分析的精神内核背道而驰，但我有时会有这样的白日幻想：经过患者和分析师的共同努力之后，一个内心自由、感受自由的“新人”在分析室内带着平静的欢乐诞生了。乘着精神上的自由感再次“出生”，这是我对自己作为一个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的最终期许，也与对精神分析、对探索自我、对获得自由感兴趣的你们共勉。

李沁云

2022年6月17~18日写于器堂楼上

             未曾说出的生活（组诗）

                            
         诗是说出和未曾说出的全部生活。
                                                         ——题记

第一首
                                  变


每一个刺入身体的疼痛都对你诉说着什么，
是季节的突然转身还是年轮无法测量的厚度？可你
更关心植物的福祉，或空气进入肺管以后的颜色。你发现
日历一翻到九月，秋天便加快了它的韵律。
你从不迟疑于决定，但又悄悄地叹一声：
“这是人生之秋的来访罢了｡”在你体内，
有绿叶一会儿安静地收拢，一会儿毛茸茸地
扎在触觉的破土处；也有钢针，像医生延长了的手：
“你疼吗？忍一忍就好。”一下就好了，
变，从剧痛到微疼，变，
由针刺而撕扯。你因此而学会了形容痛觉的
丰富词汇。难道疼痛不才是人类通用的语言？
变，十七年前在异国的自动售货机前
来自你内部、帮你对抗冰冷的暗涌，这时候才终于
要喷薄而出，涌向这个一成不变的世界。
你唯一的神祇，从你的左侧静静望你，变，
你在铜像的脸上寻找神谕。你记得二十年前，
一个年轻人骑着自行车追赶北风，
试图阻止生活的病变。“变，”他说，
然后他把自己变成你的平原、空气在你们之间的重量，
以及你在秋天之后将目睹的那个季节。
你擅长书写，然而你也即将开口，用你所承受的全部痛楚
如一朵露珠在今早绽放的百合花瓣上颤抖着说：
“变。”


L.j
2021年9月10日
写于麻省炼狱溪畔

（关于诗中提到的骑自行车的年轻人，可参见《乔治·哈里森死了》。）

         他在窗前站了快半个钟头了。如果从窗口向外望去，就能看到下面的立交桥盘根错节地纠缠在一起。在下午四点，外面的车流一直不断，从高处看去，每一辆汽车都仿佛一只移动的小盒子。他没有看外面，一直倚在窗口，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她。她紧闭着眼睛，一脸沉醉的表情。沙发前的茶几上有几枝红玫瑰立在花瓶里，然而她身上的套装比它们红得更加浓重。沉默了一会儿，她开口说话了，问他，我们还有时间吗？他回答说，当然。于是她对他说，每天入睡以前，我都会想到你，你就站在这窗前，我只见过你站在这窗前。

         他问，你脑海中的我是什么样子的？

         你个子高高的，穿一件灰格子的衬衫，靠在窗边对我说话，可是我听不清楚。她说完这些话，睁开眼睛，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她眼前的他裹在一身黑色西装里，大大的眼袋泄露了他的疲倦。他对她的话来了兴趣，问她，那么你想听我对你说什么呢？

        她又紧紧闭上了双眼，好像在回想似的。然后她说，你应该告诉我一个秘密，这个秘密跟一条河有关。

        哪里的河呢？他有些不明白了。

         她说，这条河就在附近，那里永远是春天，河里漂满了大朵的玫瑰，它们在河水里不断浮动，不知道是它们在抚摸河水，还是河水在抚摸它们，然后它们用沉默的语言占满了这条河弯曲的身体，你应当俯身倾听这些玫瑰，你应当告诉我它们所告诉你的。她的手微微颤抖着，嘴里发出了叹息。

         他没有说话，他需要好好想一想。一分钟之后，她再次睁开眼睛，说，你身上的西装在窗台上靠出了褶皱，其实你本应穿着灰色格子的衬衫，那样就没关系了。

         他愣了一下，说，我没有灰格子的衬衫，而且，你刚才说到什么？玫瑰吗，还有一条河？

         她点点头，回答道，玫瑰才是最重要的，连它们的刺都如此优美，它们刺出的血滴在我的衣服上，是看不出来的，那些玫瑰比花瓶里的这几枝美丽得多，因为它们是河水的情人，河水打湿不了它们，只有时间能够，我希望你能花一些时间照看它们。

        他还是不明白，问她，你能告诉我，这些玫瑰在哪里吗？

         玫瑰就在河里，这条河在你的附近。她说完以后略微深呼吸了几下，对他笑了笑，没等他继续问下去，就起身告辞了。他在窗边又站了一会儿，想像她进了某一辆车，然后汇入来往的车流中。夕阳射进窗口时，他在桌边打开一个本子，写下了“玫瑰”、“河流”等字眼。

         那天入睡前他想到了她描述过的画面，只是一刹那，因为他不知道玫瑰为何会漂浮在河水中。也许是太累的缘故，他翻了一身之后很快就睡着了。第二天他在房间里翻看一本百科书，在玫瑰的条目下，有这样的描述：

        玫瑰，又名刺玫花、徘徊花、穿心玫瑰。蔷薇科蔷薇属灌木。茎枝有皮刺和刺毛，小枝密被绒毛。

         茶几上的玫瑰已经有些枯萎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了个电话让楼下的花店送一束新的上来。要刚开的红玫瑰，他特别对花店的女孩强调。玫瑰送来时连花瓣上的水珠都是新鲜的，其中一些流到了他的手上。

         她来的时候似乎没注意到花已经换了新的。她坐进沙发，红色套装下面露出雪白的小腿，然后她问他，每次从窗口往外看，你会想到什么？

         他走到窗口，看了看说，我常常会想，这些车里的人要去哪里，不过，你为什么问这个呢？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到窗口中的天空，说，那些人都在赶往那条河的过程中迷路了，他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到达那里了，但是他们还不知道这个会让他们感到悲伤的事实，他们其实什么也不知道，玫瑰的生和死都跟他们无关，在那条河里，玫瑰是寂寞的。她停了一下，看着他问，你爱我吗？

         车流一直没有间断，他转头看她，正碰上她专注的目光。他看不出她的表情有什么含义，然而他却难以掩饰一时的慌乱。过了一会儿，他说，我爱不爱你，这不应该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她又问，那你知道我爱你吗？没等他回答，她继续说，在阳光下，玫瑰的颜色把这条河的河水也映成了红色，远远看去，它是一条红色的河流，当玫瑰用它们的刺把自己刺出了血，河水就会更红一些，那些粘稠的水都是玫瑰宝贵的血，你应当好好照看这些玫瑰，它们远比你房间里的这几枝动人。

         她的话让他好像进入了一团迷雾，而且觉得自己的语言在她面前等于零。他送她出门时她仰起头认真地再次问他，你知道我爱你吗？他于是又一次语塞，只能耸耸肩膀回答她，对不起，我想你可能太累了。

         晚上，她问他那句话的神情一直在他脑海里浮现，他决定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不一会儿他又想到了那条河，在朦胧入睡的时候他似乎看到一件灰格子衬衫在河里随着玫瑰流去了不知什么地方。

         她还会第三次问出那个问题，这一天比他预期的来得快。她穿着她的红色套装安静了很久，到了一个夕阳洒进窗台的时刻，她从沙发上起身，看着靠在窗口的他，说，你的衣服已经有点皱了，你应该再快一点抵达那条河，然后告诉我你从那些玫瑰们那里听到的。她叹息了一声，走到窗边并打开了窗子，之后她问他，你知道我爱你吗？

        这时他离她很近，看到了她脸上的青色血管和她微微颤抖的指尖。他终于说，我知道，可是我不明白那条河。她抬眼看他，慢慢地说，那条河已经布满了玫瑰，它的身体越来越重，因为玫瑰正把自己刺出越来越多的血，玫瑰的血液有一种芬芳的重量，河水变成了深红的颜色，但它仍然没有停止流动。

        她的呼吸一次比一次重，重到他只能听见她的呼吸而几乎听不见她在说什么。在她把自己从窗口扔出去很久以后，他回忆起她淡粉色的嘴唇，才想起她好像在说，每一朵玫瑰都是未来的日子。

       在最后的时刻，他看着从三十层高楼向下坠落的她的身体，什么也没来得及想，只在恍惚中看到她像一朵红色的玫瑰，落入了一条坚硬的河。

        他的眼眶有点湿，但是几分钟后他稳定住了自己，回到桌边，打开一个很大的本子，想写点什么。正在这个时候，他的门被推开了，她走了进来，白衣服完全遮住了她的红色套装。她走到沙发旁坐下，对他说，我们的谈话时间到了，今天你觉得怎么样？

     

李沁云

2007年 8月18日写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