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说梦

We’re here to experience people as a reason for love.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电影《飞向太空》(1972)旁白

精神分析这条职业道路意味着对人性和人心的无尽好奇、永不间断的自我探索、面对人生真相时的勇气和接纳，以及对爱与慈悲不息的信念和追求，所以它并不会让从业者时时舒适，反而会带来数不清的、常常很艰巨的挑战。2017年春天，为了帮助自己决定是否要成为一个精神分析师，我读了三本书（见左图）。当时的分析师Dr. K说，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i]是一本易于理解的书，适合作为入门读物。可惜我身为具有宗教精神的人，感到难以接受老弗爷对宗教的质疑，也就没有读完这本书(——我推荐收集了老弗爷1909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对公众五次演讲的《Five Lectures》作为了解精神分析的入门书；这一系列演讲的总标题是“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当然，他的出发点带有个人的历史印记，有犹太知识分子对犹太教和一神教的批判蕴含在其观点中，但那时的我并没有去思考这些细节。是Phyllis Meadow的《新精神分析》^[ii]令我初步了解了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和“情感沟通”(emotion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也促使我选择从社工学院毕业后去其创立的学校系统地学习“现代精神分析”（我虽然已经离开这所学校并对其教学方式颇有不满，但Dr. Meadow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精神分析理论家，我所读过的她的书和文章全都充溢着对人性的深刻理解和对病人的巨大悲悯）。我读得最有兴味的一本书，则是美国记者、《纽约客》杂志撰稿人Janet Malcolm的调查纪实作品《精神分析：不可能的职业》^[iii]。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是关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但读来却不令人觉得十分过时。作者的主要采访对象都来自纽约精神分析学院(NYPI，现称NYPSI)，因此除了介绍弗洛伊德思想的发展、精神分析界的理论分歧、对精分疗法的实证研究、来访者的可分析性、移情与终止关系的问题，还涉及了NYPI的秘闻和八卦。读到该书所描写的分析师面临的挑战和职业性的伤害，反而愈加激发了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训练的动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或者至少永不言弃地接近那个真实表达、真实沟通且心灵自由的可能性，会是多美妙的一件事！

然而通往自由和真实沟通的道路其实布满荆棘，这一点对分析师和被分析者没有什么不同。这周的临床研讨课上，做案例报告的女同学难掩兴奋之情，一时略显不安地问我们：“我太喜欢这个病人了，我的兴奋感可能都让病人觉察到了，怎么办，会不会不太好？”一时又满脸带笑地宣布：“这位患者现在出去旅行了，这两周与其没有面谈，我可是非常想念她！”同学比我年轻，本职工作是在美国最好的癌症治疗中心之一对临终病人进行心理关怀。她带有“精神科医生”的光环，却会由于自己的私人来访中有这么一位病人，愿意与她把一周两次的面谈频率调整为每周三次，而高兴得合不拢嘴：对我的同学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兆头，说明这个案例未来有可能发展为每周面谈四次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分析个案。同学的快乐很有感染力，我为她高兴，同时也提醒自己需要继续耐心地等待愿意在我的陪伴下走入魅力无穷的精神分析世界的第一个病人出现。他/她一定会出现的。

我和我的同学们是本地精神分析学会的候选人，我们全都面临着做满三个高频分析个案才能毕业的压力。九月份刚入学，过去的临床经历就提醒了我，找被分析者会有多困难。这几年我的工作经验已经证明，在许多来访者的观念里，一周见一次都太多了。在Dr. Meadow创立的学校里学习时，我被教导要顺应甚至“加入”病人的阻抗，因此会在初始访谈时让患者自己选择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谈话频次。这一做法的本意是避免高频会谈给ego脆弱的病人造成不必要的心理负担，却在实践中变成了僵化的教条。读者或可猜到，多数病人在面对这一选项时都会选择两周一见；甚至有的人会告诉我：我们一个月谈一次吧。直到前述做法使我在每次休假后都面临工作时间表的“崩溃”，直到我通过实践发现低于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事实上很难有任何疗效，我才在白胡子督导的帮助下掌握了更有效的帮助来访者适应一周一次谈话节奏的方法。可是患者自发地选择低频面谈无可厚非，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节奏超级快的后现代社会，快餐式饮食和购物消费、网络流行文学、好莱坞大片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流媒体推送内容都能给人提供快捷得多的即时满足，干吗还要费钱费力地往精神分析/心理治疗这种开放式结局的、没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收获的事情里去投入呢？

我上面说“找被分析者”其实不够准确，因为我不可能出门去找，而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待。我们的时代与老弗爷所处的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实在太不同了，那时的人们或许仍怀有一丝古典情结，现在则几乎不会有哪个需要心理服务的人会在第一次联系分析师的时候明确地告诉对方：我想要接受精神分析。反之，作为临床工作者我时常能在患者的治疗目标里听到烙印着时代精神的实用主义声音：我想要你给我提供解决情绪问题的方法，而且要快，要高效。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我和我的同学们自己身为受训者去找训练分析师的这种情况。所以，我这个才刚刚起步的分析师候选人，要怎么样才能获得第一个控制案例（亦即在认证督导师的严格督导下进行的个案）呢？

现在的训练项目甫一开学，就让我们读Howard Levine那篇关于“培养病人”的著名长文^[iv]，可见老师们已经预见到候选人会为“控制个案”的事情着急，并一早开出了“培养病人”的药方。由于去年上过Dr. Levine的一个为期四周的网络课程，我当时就去读了他的这篇文章，并通过他的引用信息而找到了一本特别有意思的书来读，这便是Arnold Rothstein的《精神分析技术以及分析型病人的培养》^[v]。Dr. Rothstein一定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老头子，在这本书里，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两个意思：其一，身为从业者，我们自己必须对精神分析的益处深信不疑，才能真的帮患者从这一治疗取向中获益；其二，不要想着哪个病人能一开始就投入进高频面谈，所有的个案中多多少少都含藏着开展精神分析的可能性，通过逐步的心灵工作是可能将原本无意于和不适合精神分析治疗的来访者培养成分析型病人的。这本书里讲了许多有意思的案例，似乎印证了作者的观点。阅读此书时，我仿佛看到一个对精神分析事业充满热情和忧虑的长者在讲坛上声嘶力竭地向大家布道他为行业危机所找到的解决办法。Dr. Levine的洋溢着智慧的文章进一步加深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培养病人”并不足够，为了与一个患者开展分析性的工作，还得同时把自己培养成这个患者的精神分析师:从业者首先必须具有分析性的头脑，要能够想象自己与一个具体病人进行分析性工作是怎么回事。既然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势必带来强烈的情绪反应以及浓烈的关系亲密性，那么某位特定的患者为何需要分析性的治疗？他/她将如何从（类似于一份全职工作的——这是我加的，我的真实体会）高频面谈中获益？来访者在每个具体时期的阻抗的含义是什么？

精神分析的临床过程本身是漫漫长路，绝对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正式开始之前，它会有一个准备时期，也是可以理解的。关于“培养病人”这件事，可以讨论的方面有很多。不过就我目前的理解来说，在这个准备时期，帮助患者发展出对分析师的充分信任——也即足够的正面移情——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训练分析师Dr. A是知名的精神分析家，即便如此，在与她工作之初，我也并不是没有犹疑。这一点并没出现在我的意识层面，却呈现于我的一个梦里。与Dr. A面谈了六次之后，我做了这样一个梦：

在分析师家，被请进一个不像她办公室的房间。我背对分析师坐着，长方桌子在我背后，我面向门口，听分析师讲话(课？)。分析师站在桌子后、黑板前面。她讲了一个工作案例，然后问我觉得她为什么会对病人说这些话。我答：你说这些话就让病人知道你懂了她的情绪。接着，Dr. A在黑板上写了一个首字母缩略词，由好几个词语组成，让我记住，以用在工作中。我扭头看黑板，看到第一个词是德文alles（一切）。

我们刚开始一起工作的时候，奥密克戎肆虐，大众对其了解有限，还处于严阵以待的时期，故而那时我们的面谈是在线上，我还没见过Dr. A的真人。这个梦提示我，由于对之前学校的分析师Dr. H曾因其个子矮而有过“她能否容纳我”的疑问（详情可见《从精神分析看“一切惟心造”》一文），我这时也在暗暗担心：万一Dr. A也是位小个儿女人怎么办？她到底能否以其身体（在这里是其心灵空间的象征）把我“怀上”再“生出来”？尽管有疑，同时我又很希望她能够“容纳”我，所以在梦里，我坐着而她站着，并且是站在我身后，这使她肯定比我高，而且我无法时时以目光去度量她的身高。而那个德文词则确切无疑地表明，我想要在与分析师的沟通中“say everything”，把一切都告诉她。这其实是精神分析的一个一贯目标，是每位分析师都需要帮助自己的被分析者懂得并实现的，也因此，在我的梦里，alles这个词是由Dr. A写在黑板上。

今年夏天，Dr. A休了一个月的假。我们再次见面的时候，那天我觉得那五十分钟的谈话极其漫长。在分析师面前躺着，我是不好意思看手表的，但我反复在心里自问：“这次谈话怎么还不结束？这简直没完没了啊！”老弗爷在《On Beginning the Treatment》一文中论述高频会谈的必要性时曾提到过“Monday Crust”。他的工作方式是每周与病人见六次，只有星期日空出来，即便就这么一天的间隔，也会在患者已经通过六天工作裸露出来的潜意识内容里再覆上一层硬壳，何况我与Dr. A一个月的隔离呢？！我觉得那天的谈话“没完没了”，是因为我感到了无聊以及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困惑。而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大约是分析师的休假让我与其重新有了陌生感。精神分析的工作过程中，当然不会每一次面谈都让病人感到有话可讲甚至有趣、有收获，相反，枯燥和无聊的感觉也会经常袭来。虽则我经常感到我从与Dr. A的谈话中受益良多，在人格层面某些特点和生活事件的偶然性的共同作用下，我也或多或少会在分析室的躺椅上经历枯燥、无聊和漫长的时刻。后来我跟Dr. A沟通我的感想，说： “这次的体验令我明白了先帮病人建立起足够的正面移情的重要性，不然的话，碰到这种无聊、感觉不熟悉对方且需要重新适应的时刻，患者可能就要走掉了。”

我在这里所谈的种种感想，尽管是从身为病人的角度出发，但实际上也是从分析师候选人的角度，因此我常想到，对于那些不会以临床工作为职业的普通来访者来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会更艰巨，因为他们并不是为了完成某种外部要求而必须来接受精神分析。既然精神分析这么漫长而艰难，做分析师不容易，做被分析者也许更不容易，每一个分析关系都是一对一的、不可复制且需要培养和发展的关系，为什么精神分析还存在着？为什么一百多年来它薪火相传至今未止息？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还要学习如何掌握它？为何我们——我的同学、老师、这个领域所有的同行和前辈们以及其他那些曾因精神分析而接近了自由的人们——都对这种治疗方式怀有深深的信念感？

Lena Ehrlich的一篇讲“精神分析开始于分析师的头脑”的文章^[vi]为我启发了上述问题的答案。据其所说，当分析师向一位患者推荐精神分析这种疗法时，是在他们感到任何低频治疗都无法切实地帮到病人的时候，也是在他们发现，病人对于他/她自己所承受的痛苦尚未全面感知甚至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时，这同时亦是分析师向病人投注巨大共情和接纳的过程的开始。想想看，一周面谈四五次和一周只见一次这两种工作模式相比，咨访双方的参与度和投入感都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当一位分析师推荐精神分析疗法时，我认为，分析师是在向病人征求许可：你能允许我跟你一起来了解你最深层的痛苦吗？在某种意义上，只要人类的心灵痛苦仍然存在，精神分析这个“慢工出细活儿”的手艺人行当就不会消亡。

我与新督导Dr. J工作的内容就是发展出我的第一个精神分析个案，每周我们都只讨论同一个我们双方认为有潜力——虽然可能性还不太高——变成一周四次面谈频率的案例。最近我向她抱怨：“我一直在对这个病人进行投资，可是您看，希望越来越渺茫了，我的投资要打水漂了。”Dr. J说：“你每周过来与我讨论这个案子，付我的督导费，这自然是一笔投资。可患者却似乎越来越无法对与你继续工作有什么承诺，你的失望我可以理解。”她接下来的话是我又一次从她身上学到的关于慈悲心的生动一课：“你的失望源自于你希望这个病人成为你的控制个案，但是要记住，这是你的希望，不是病人的。不妨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你的投资收益：就像你所有其他的咨客一样，这位患者也将从你这里获益，而且由于你与我所进行的密切的督导，患者将受益非常多。你的投资是有收益的，只不过直接收益方未必是你的精神分析学业。”我听后心里生出万千感慨和感动。

正如Dr. J和Dr. A不断地帮我长养慈悲之心，我觉得，当我未来能在工作中向一位来访者推荐高频精神分析治疗时，也即是我把我从前辈们那里继承到的慈悲种子种在患者心里的时刻。这粒种子将在一段漫长而有信念感的分析关系中发芽长大，并最终以满树冠绽放的鲜艳花朵向世界宣布爱意：爱自己，爱生活，爱工作，也爱活着和死去的每一个人。

李沁云

2022年10月22日写于器堂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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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eud, S.,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i] Meadow, P., The New Psychoanalysis.

^[iii] Malcolm, J., Psychoanalysis: The Impossible Profession.

^[iv] Levine, H., Creating analysts, creating analytic patients.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91(6).

^[v] Rothstein, A.,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and the Creation of Analytic Patients.

^[vi] Ehrlich, L., Analysis begins in the analyst’s mind: Conceptual and technical considerations on recommending analysis. In 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 61(6).

（下文的内容基本上是从几年前我为当时学校的一门“梦与象征化沟通”课程所写的期末论文翻译而来。）

         这篇文章试图依据弗洛伊德对“梦的工作”(dream work)的理论建构及其“释梦”方法来对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在2001年推出的《千与千寻》这个视觉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细读。过去几个月里，我的孩子们（十岁的女孩和四岁半的男孩）对这部电影十分着迷，一直在反复观看。我也因而有机会在家务劳作的间隙与孩子们一同欣赏了这部影片。尽管我的观看一点也不连贯，而且是在花掉了许多天之后才得以看完整部片子，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我很快地意识到这部电影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文本，它的丰富性使它能够既让孩子入迷、也吸引了众多成年粉丝。《千与千寻》大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十岁的女孩千寻坐在汽车里和父母搬去新家所在地。他们在一个带有神秘气息、荒无人声的小镇停了车。虽然千寻最初并不想在此处逗留或探索，父母却被一个摆满熟食的空荡荡的饭馆里的香气馋到了。当妈妈和爸爸相继落座享用免费食物时，千寻继续在小镇里游荡并遇到了一个名叫Haku的年轻男孩子，神奇的是，Haku有时会变身成为一条龙。他告诫千寻她应该立即离开，因为这里不是人应该待的地方。千寻感到害怕，她返回街市上的饭店去找她的父母，却发现他们已经变成了仍在贪婪地饕餮着食物的两头猪。为了救出爸爸妈妈，千寻进入了一个被女巫“汤婆婆”所统治的魔幻的幽灵世界。她与汤婆婆签了合同，同意在一个接待动物幽灵和妖怪的浴室里工作，作为汤婆婆把她的父母变回人形的条件。在浴室工作期间，千寻从Haku那里得到了许多帮助。在浴室里，她先后接待了两位神秘的顾客。第一位是一个河神，它在浴室里源源不断地呕吐出了人类扔进河里的现代化、电气化生活垃圾。第二位神秘客人是一个没有脸的黑身妖怪，它戴着一张白色的面具作为自己的脸。这位“无脸”一边洗浴，一边饥不可待地吞下了大量的食物。千寻帮助了这两位顾客，后来她也帮Haku想起了自己在为汤婆婆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忘记的真名：Kohaku河。当Haku回忆起他自己实际上是Kohaku的河神，汤婆婆在他身上施过的法术就消失了，接着，他帮助千寻与汤婆婆斗智斗勇。千寻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了汤婆婆的孪生姐姐钱婆婆的帮助。最终，她的父母被从猪圈里放了出来。千寻与Haku道别之后，按照他的指示走过了一条黑暗的通道，再见到阳光的时候，她也看见了已经重回人形的爸爸妈妈。父母完全不记得在汤婆婆的魔法世界里发生的人和事，他们催着千寻赶快上车。然后他们一家又上路了。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首先会将千寻神奇的、梦魇般的经历作为一个做梦的过程来分析，并将千寻梦一般的经历解读为在她的人生发展阶段她所面临的必要的“成长任务”(maturational task)。之后我会探讨这部电影本身作为一个梦对于观众的含义，以及我本人作为一个观众是如何在对我有意义的方向上为这部电影建构意义。

成长过程作为一个梦

         从上面的故事梗概中可以看出我的孩子们为什么总在观看这部令人着迷的电影时，时而骇然，时而激动。然而当我们仔细地检视这部影片，便能发现千寻的奇遇跟做梦的体验十分相像，而且这样的一个梦包含了主人公这个十岁小女孩的无意识冲突及愿望。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向观众暗示了千寻的历险其实是一个梦。初次来到汤婆婆的魔法世界时，千寻发现自己的身体开始渐渐地变得看不到了。她感到害怕并提醒自己“这一定是个梦”。影片结尾处，父亲和母亲全都想不起来在搬家途中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亦提示我们，千寻的奇妙经历有可能是一个梦或白日梦。

         千寻梦境般的奇遇带有弗洛伊德提出的“梦的工作”四大基本特征中的三个特征：象征/表现化(representativeness)，转移作用(displacement)，以及压缩化(condensation)（——“梦的工作”的另一个特征是“二级加工”[secondary revision]）(Perelberg, 2000)。本片最明显的梦的特征，我认为，是将千寻父母的贪婪性格在一个令人感到视觉上震惊的场面中表现出来：妈妈和爸爸浑然不觉自己已变成了猪，仍在呼哧呼哧地狼吞虎咽。转移作用是千寻故事里的另一工作机制。在与汤婆婆签订合同时，汤婆婆拿走了千寻的姓氏以及她名字里的一个字，于是“荻野千寻”变成了“千”。汤婆婆也对Haku做过同样的事，可能对她手下的所有幽怪工人，她都是这么做的。作为人们名字的能指，名字是身份的同义词；这个故事里，名字代替了身份，此为梦的转移机制。在千寻的历险中，她一面努力不忘记自己的真实姓名，一面帮助Haku记起了他自己的名字。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梦亦是关于对个体身份的找寻。

        “梦的工作”的压缩化的特点在千寻的遭遇中稍显隐匿但仍然留下了一些痕迹。父母变成猪后，千寻初涉魔法世界，这时Haku告诉她，她应该让汤婆婆给她一份工作，因为假如不工作的话，她就将变为一个动物精怪。因此这里有这样一句潜台词：一个人必须工作才能成其为人。我的观点是，汤婆婆的浴室代表了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两个神秘客人之中，“无脸”的出现给了观众一点线索，使我们能够明白它象征了现代人通常模糊不明的身份感。而第一个客人，那位无法自制地不停呕吐的河神，它吐出来的家具、装饰品以及家用电器等等，提醒了我们现代化历程中人类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巨大冲击。因此汤婆婆的浴室是成人现代世界的一个浓缩化了的存在形式。然而，仅有十岁的千寻却为了自己的父母而不得不被迫进入这样一个世界。她必须快速长大，可是她也对成人世界的复杂性感到忧惧和困惑。

         我的上述分析表明，千寻梦的主题是成长。根据爱利克·埃里克森 (Erik Erikson，1963)所定义的人生中的八个心理-社会性发展阶段，千寻此时的成长任务包括建立对自我和身份的意识。幸运的是，千寻通过做这个复杂的梦，成功完成了这一任务，尽管最初，她对于长大是抗拒的。千寻一开始非常坚决地拒绝进入荒镇，很快又不断地催着父母赶快离开；对于展开这个梦的拒斥，完全可以阐释为她对长大的抗拒。但是最终，千寻需要长大，因为在这个梦里，她得保护变成猪的爸爸妈妈，以免他们被汤婆婆及其浴室的客人吃掉（汤婆婆和她的浴室显然象征了资本主义凶残的力量和规则），还得帮他们重新恢复人形。在影片展示的梦一般的奇遇中，这就是千寻必须长大的理由。可是影片结尾当千寻与父母再次坐上小汽车驶往新家时，爸爸问她：“你是不是还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变化：比如新家、新学校？”正如我们所见，千寻对于新环境的忧惧事实上可能是她需要成长、需要开始一个寻求身份的人生旅程的原因：她必须适应环境的变化，这个孩子没有别的选项。千寻的害怕也造成了她的梦般历险中的一个核心冲突，这个冲突是以抗拒长大的形式出现的。

        电影的其他一些方面也足以佐证千寻的奇遇是一个梦。首先，正如弗洛伊德(1933)认为梦通过视觉符号表达做梦者的潜隐想法，在《千与千寻》中，千寻的内在挣扎被表现为一个栩栩如生且戏剧化的故事。整部电影都带着成长的需要和对长大的拒绝之间的张力。起初，千寻是出于一种她难于形容的强烈的恐惧感而不愿进入（紧接着是不愿留在）路途中的荒镇。这个恐惧感对应了千寻对于她和父母所要搬入的那个新环境的焦虑。之后在影片中，长大对千寻又意味着她得离开Haku，她人生中的初恋。尽管有着种种挣扎，千寻最终完成了她的成长任务：她身上的生命力赢了。根据弗洛伊德(1917)论述梦的象征意义时所说，人们在梦中所见之水往往代表了羊水；那么汤婆婆的魔法世界周遭的海水以及她浴室内常在的巨量的水很可能都意味着千寻的历险记带有重生/成长的含义。其次，千寻梦般的经历包含了不止一个“无意识愿望“（unconscious wishes）(详见弗洛伊德，1900)。这其中有千寻希望自己（贪婪的？）父母消失（这样她即可感到独立）的愿望，也有她在一个新的、未知的、可怕的世界中存活下来的愿望，并且尚有一个愿望是找到一个除父母之外的新的“爱的客体”(love object)。所有这些愿望都以被修改/扭曲了的方式表现出来，并且全部在千寻的故事当中得到了实现。这里体现了弗洛伊德所说的梦的“满愿”(wish-fulfillment)功能。

         《千与千寻》中小主人公的历险对她是一场噩梦，对任何儿童也都会是一个噩梦。但为什么千寻这个小女孩需要通过一段噩梦般的遭遇来长大？这个梦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极其有可能造成创伤，并且影片似乎向观众暗示千寻的确经验到了“成长创伤“(developmental trauma; van der Kolk, 2005)。透过成长创伤的棱镜来看待这个电影故事，不难解释为何千寻的父母完全不记得他们变成猪期间的任何事：爸爸妈妈对噩梦的无法追忆，或许说明了他们对自己作为“不完美的父母”是缺乏认识的。不是吗，有几个在孩子身上造成成长创伤的父母能真的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对孩子身心的影响呢？在本文的下一部分当中，我将继续讨论成长创伤的话题。

观者与千寻之梦的关系

         我很想谈一谈含藏在上述对千寻之梦的个人化解读中的我与这个梦之间的关系。这学期在这门课上，我们不断地讨论在试图理解和诠释一个梦的过程中对梦之含义的建构，我们的学习也涉及了“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作为理解梦的一种方式是如何为这种建构提供了语境(Movahedi, 2012)。前文当中我对这个电影文本所作的精神分析式阐发，可以说是我本人的自由联想，或者按照Berman(1998)所述，是我对千寻之梦所产生的移情。而且我能从中看出长大和成长创伤的主题来，这绝非一个偶然的发现。

         《千与千寻》里的历险之梦，影片的创作者宫崎骏（身兼编剧和导演两职）为电影所赋予的含义，以及观众感受到和创造出来的意义，共同构成了星群般汇集在一起的一个意义宇宙。电影作为一门艺术本身的梦般或催眠般的性质(Berman, 1998)不仅存在于观众的体验里，也适用于创作者将其奇思妙想实施出来的过程，尤其因为《千与千寻》是一部以宫崎骏的手绘图像为视觉蓝本的电影，它的几乎所有内容都来自于宫崎骏本人的想象。影片中亦有并非来自想象的人物形象：千寻一家三口都有真人作为卡通形象的原型。在关于本片的纪录片中，宫崎骏透露道，千寻的外形来自于他邻居家中的十岁小女孩。因此这个真实的小邻居是宫崎骏的梦之工作的“白日残余”(day residue; Langs, 1971)。而这部电影则是宫崎骏对他自己产生的一段幻想或一个梦的讲述，它既是一个“显性梦”(manifest dream; Pulver & Renik, 1984)，也是一种相当主观的叙事。与此同时，这部电影——或更确切地说，这部电影种所包含的梦——对我这个观众造成了“回忆残余”(recall residue; Langs, 1971)的效果，使我想起我之前的一次梦样的经历。

         2017年的某个秋日，我在附近的室内泳池游泳，一边游一边产生着一些散漫的思绪。当时我似乎进入了一个类似于“动禅”(moving meditation)的状态并经历了某种“顿悟”。游着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在人的一生中，一定存在着三个普遍性的创伤时刻：

1) 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父母并非自己理想中的父母时；

2) 当一个人发现他/她无法与自己的“真爱”在一起时（“真爱”通常是一种主观感受并且这个客体到底是谁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变化）；

3) 当一个人觉察到他/她似乎永远不能变成他/她一直想成为的那个自己时。

我还意识到，这三个创伤性的时刻分别对应了早期客体关系、（狭义上的）亲密关系，以及个体与自身的关系。而上述想法在我脑海中形成的时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梦样的经历。观看《千与千寻》的时候，泳池中的那个时刻清晰地从记忆中浮现出来，使我得以看到：千寻的噩梦始于目睹她父母的贪婪，亦即他们的不完美之处。这对千寻一定是创伤性的，它也是我们的小主人公在影片中经历的第一个创伤。不久以后她便经历了第二个创伤，那是当她必须与留在精怪世界中的Haku道别的时刻。这也是我在上面提及的第二个普遍性创伤，因为在东亚文化中，一个人的初恋经常是非常重要的也常常被认为是他们的“真爱”，尽管这种感知与所谓的“客观事实”不一定有关。这是我从中日韩三国的影视文化中得到的一个一般印象。对千寻来说，第二个创伤发生在她从梦中“醒来”的时刻。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及，因为“醒来”意味着千寻现在对于在新环境中和她的父母一起展开新生活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刻也同时表明，千寻已经处理好了人生中的前两个创伤，她将要踏上新的人生旅程并将面对第三个普遍性创伤（或者可以说，“长大”过程中必经的第三个挑战）了：如何成为她想要成为的那个人。对千寻、对这部电影的观众、也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可能是将持续一生的成长历程。因此，千寻及父母在影片开场和最后一个镜头中驶于其间的那条路是极富含义的：它不止是一条路，它象征了我们的人生。

结语

         如上所述，我把千寻的故事看作现代性语境下的一则成长寓言。正是这个现代性语境推动了十岁的千寻去面对找到一个身份的人生挑战，因为在埃里克森 (Erikson，1963)原本的定义中，这个具体的成长任务是在十二岁左右才开始发生。作为一个住在当代日本的早熟的孩子，千寻在十岁上已经面临了身份问题所带来的应接不暇的创伤性体验，例如拯救她的父母——意味着在心中放弃她所抱持的父母的理想形象——以及与初恋分别。对于千寻，所有这些痛苦的经历都以一种浓缩且加速的形式作为梦而发生。在影片中，我开心地看到千寻这个小女孩能够成功地应对这些人生挑战。和我的孩子们相比，我应该是从《千与千寻》中获得了稍有不同的东西，可是我确信，这部作品里最打动我和我的孩子们以及世界各地观众的，是它的成长主题和宫崎骏以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呈现的梦般历险。

         这部电影的丰富性决定了我与它的关系尚未完结，在我继续我自己的人格成长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一定还会被创造出来。对于我或其他任何喜爱这部影片的观众，意义自然是发源于一个关系矩阵。这个矩阵中细密交织着的关系不仅包括该电影作品、影片/梦的创造者以及观众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了观者的客体关系、亲密关系，以及与自我的关系。

李沁云

2020年1月初写于器堂楼上

参考资料：

Berman, E. (1998). The film viewer: From dreamer to dream interpreter. Psychoanal. Inq., 18: 193-206.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Freud, S. (1900). The psychology of the dream process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pp. 547-660). New York, NY: Avon Books (1998). 

Freud, S. (1917). Symbolism in dreams. In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S.E., 15: 149-169. 

Freud, S. (1933). Lecture XXIX: Revision of the theory of dreams. In 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pp. 8-37). New York, NY: Norton (1965).

Langs, R. (1971). Day residues, recall residues, and dreams: reality and psyche. J. Amer. Psychoanal. Assn. 9:499-523. 

Movahedi, S. (2012).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reported dreams and the problem of double hermeneutics in clin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Research Practice, 8(2), Article M12. 

Perelberg, R. J. (2000). Introduction. In Dreaming and Thinking (pp. 7-19). London: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Pulver, S. E. & Renik, O. (1984). The clinical use of the manifest dream. J. Amer. Psychoanal. Assn., 32:157-162. 

van der Kolk, B. (2005). Developmental trauma disorder. Psychiatric Annals, 35(5):401-408. 

        上周某天开车上班时顺便在喜马拉雅听了申荷永教授几年前有关梦的讲座录音。他指出弗洛伊德的“伊尔玛打针梦”(Irma’s Injection)以及荣格的“地下室之梦”对于理解这两位前驱人物以及学习梦的阐释的重要性。申教授也顺便提到了记梦的方法：先与潜意识对话，给它这样的信息——“我想开始记住我的梦了”——以获得潜意识的许可；然后在床边摆上笔和一个笔记本，睡醒后立即把梦的内容写下来。欧文・亚隆在《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一书中也鼓励咨询师和他们的来访者利用梦作为使谈话能够深入地进行的材料。精神分析和动力学治疗领域的共识是，对梦的利用不但可以丰富面谈时的交谈内容、增进对患者的理解，也会极大地推动潜意识内容浮出水面并可能使治疗关系和治疗本身都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也发现了对自己行之有效的办法。因为多数情况下只有睡醒之前刚刚做的梦我能记住，所以如果有梦的话，我会在早上起床后用一两分钟的时间，马上把仍记得的梦的情节以非常简略的方式输入到手机的备忘录里（我手机里有一条笔记就叫做“分析梦”）。当天有空的时候，我就把之前简短的记录在电脑上补充得更加完整，尽量回忆起所有的细节，实在想不起来的内容也就算了。电脑上的版本我接着会打印出来贴在我记录自己的精神分析过程的笔记本上，与分析师讨论这个梦之后，我则会在笔记本里写下我们双方关于这个梦都说了些什么。这样一来，对梦其实已经进行了好几重的阐释：我第一次的记录是一重，面对电脑补充细节时是第二次阐发，而等到与分析师见面的时候，我的又一次回忆是第三重解析，分析师关于梦境对我的提问和给我的回应就已是附着在这个梦之文本上的第四层意义了。而且即便到了这一步，梦缓慢展开其意义的过程也还没结束。为了最大程度地从“训练分析”(training analysis)中学习精神分析这门技艺，我在每一次面谈后都手写大致的记录。所以我的手记是对同一个梦的第五次阐发。不仅如此，梦的内容还可能在接下来的某一天甚至很长时间之后看似偶然地出现在我脑中，这时往往又能发现一些新的有趣的点。

        这么说来，对梦的探索和阐释是没有穷尽的，也难怪老弗爷本人就为他自己的“伊尔玛打针梦”提供了十几种解释。精神分析理论认为人处于入睡状态时，“自我”的调解者功能会处于松弛状态，而此时大脑却可能仍然活跃，为我们制造出种种梦幻。从这个角度看，梦是潜意识送给我们的礼物，使人能够一瞥那些常常被日常事物一层层地包裹起来的心灵表达。梦当然是一种表达，根据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它们往往是对“愿望满足”(wish fulfillment)的想象和表达。

        这里不妨谈一谈我最近做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梦。上个月由于母亲节的关系，附近的艺术影院要单场播放几部母亲主题的电影，我选择了奉俊昊2009年的《母亲》那一场。本来那天下班以后可以直接过去看电影，却意外地收到影院通知，说因技术故障不得不取消放映，而且也没有补放的消息。这件事之后的连续两个晚上，我都做了与分析师有关的梦。其中第二个梦是这样的：

我和王兽兽一起去中国城的“刘一手”吃火锅，所处空间是一个包间（其实那家餐厅根本没有包间），我面对着一个摆满美食的大圆桌，坐在一张舒服的单人沙发上。这时突然感觉到便意，我想起之前来过这儿，记得沙发下面就是坐便器，很方便。可当我把沙发坐垫掀起来，却发现下面却没有坐便器而只是沙发的弹簧。接下来的场景是我从床上醒来，听见分析师与病人在说德语。我心想：原来她在本地有说德语的病人啊。这个室内是分析师的办公室（但是与分析师真实的analytic room不同），墙边两个衣柜挂满了我的衣服。我躺在床上继续装睡，等分析师消失以后我起来去看衣柜，发现它们装得特别满，连门上挂的也是我的衣服，不过与我现在的穿衣风格不同，色彩缤纷的，看着像青春期少女的服装。我于是决定在分析师回来前离开。再来这个房间时，开门的是另一个女人。但过了一会儿分析师也出现了，说：“…Then you can come back to my office. ” 梦中我感到不满，我觉得既然她的办公室就在家里（这是真实生活里的情况），她应该对我说: “Come back to my house/home.”

         这个梦不但显示了我是在分析师身上寻找一个养育者/母亲，还提示了精神分析进行到现在，我已经在她的办公室里开始发生退行。梦中的便意和“沙发即是坐便器”的这种脑洞大开的情节尽管未必意味着我退行到了“肛欲期”的发展阶段，却至少告诉我，我的潜意识里有对某些“原始愉悦”(primitive pleasures)的渴望。而在接下来的分析师办公室场景中，便意消失了，这说明我知道，我的分析师及她的精神分析本领可以帮我有效地处理潜意识中被压抑的原始冲动。而为什么衣柜里挂的是年轻女孩子的衣服呢？——因为在寻找一个母亲、希望被母亲邀请回家（而不是“来办公室”）的是我内心里那个拒绝长大的十五岁少女啊！这么多年她一直住在我的身体里，以至于在很多年里我的愿望都是“May she never die within me”。分析师听完我的梦以及我自己的解读之后评论道：“So you want to move in with me!” 并且针对梦中衣柜里衣服的色彩，她敏锐地指出：“你想让我了解你五彩斑斓的内心世界。”

        所以这个梦（以及我没有包括在这里的第一个晚上的梦）实际上是由于我错过了名为《母亲》的电影，而在脑海中为自己导演了一部《母亲》。这自然是梦的外部因素，内部原因则是精神分析过程中已经发生的动力学因素（比如说，在确定训练分析师的时候，我已有意识地在寻找一个在年龄上能做我母亲、在形象上让我感觉亲近的女分析师），而内外因的共同作用使我做了这样的梦。与分析师就这个梦交谈的过程中，我也产生了即时的自由联想。这些联想使得我的讲述不仅包括“母亲”，还涉及祖国(motherland)和母语(mother tongue/die Muttersprache)，后两者则显然是宏观意义上的“母亲”，也与我最近关切的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因国内防疫乱象而揪心，远离故土的母语写作如何持续，等等）。分析师也点出德语是她的母语，而在我梦中与其进行德语对话的病人可能就是我自己。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否则我为何是以躺着的姿势出现在梦里她的办公室中呢（我们做的是经典精神分析，我都是躺在沙发床上与分析师谈话的）？

        在临床工作中，有经验的分析师通常都不会把解释做得特别满，以留给患者自主思考的空间。当我的分析师提示我“梦中与我讲德语的病人或许就是你自己”时，我意识到了分析师没有说出的阐释：这个梦以及我把它汇报给分析师的行为都是一种“移情表达”(transference communication)，我在潜意识中不但想要搬到分析师家里去，还想要学会她的语言、用她的母语与其对话。学会对方的母语，还有什么方式比这样做更能向一个（外国）人表达爱吗？因此这个移情表达的核心是对爱的询唤。

        没错，精神分析是关于爱的。这里的“爱”字含义丰富，它包含了理解和为了试图理解而进行的努力。就像我和我的分析师，我们使用英语——一门对双方来说都是外语的语言——来进行沟通。可是语言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爱。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有时我们——我和我的分析师，我和我的患者们——如痴人呓语般说梦，然而拨开幻梦的表象以及附着在其上的焦虑、痛苦、恐惧等种种情绪，我们往往能够听到对爱的询唤，以及有时候许多其他带着生猛的生命力的内容。这些声音埋藏在生活表层的细碎感受之下，须得允许自己痴人说梦，方能与心底的愿望相遇。

李沁云

2022年6月3日写于器堂楼上